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企业创新能力已成为国家与区域竞争优势的重要影响因素，而政府作为市场环境的塑造者与维护者应当与企业创新形成良性互动，尤其是在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政府更需要向企业和市场提供高质量的制度供给来体现其宏观调控能力，正如《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2016）所提出的“利用普惠性财税政策手段，降低企业创新成本”。这意味着税收激励政策因其发力精准、结构性特征突出，仍将持续成为引导企业作为技术创新投入主体的重要政策工具。

近年来，诸多学者致力于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的研究，早期成果更多聚焦于证明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资是否具有激励效应，以及对政策有效程度的评估。随着研究范围的拓展与研究内容的深入，学者们开始关注具有异质性的企业内部因素是否对政策效果产生影响，探究外部制度性环境差异对政策效果的调节作用。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遵循“作用路径−政策效果−影响因素”的逻辑思路，尝试对国内外有关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研究进行回顾与梳理，归纳趋势与特点，展望未来研究方向，以期为后续理论探讨及在中国情境下的实践发展提供启示。

创新可提高经济的动态效率，被视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吴祖光等，2013）。但是创新成果的公共产品属性使创新行为具有典型的外部性特征。研发信息与创新成果的非市场性扩散内嵌于创新活动全过程，所引致的溢出效应集中表现为对模仿者、上下游产业链以及消费者剩余的溢出。这种外部效应能够促使新知识在不同群体间的价值创造，带来其他创新主体的经济效率提升与社会效益增加（杜斌等，2017），但知识的创造者并未获得相应的市场价值补偿或补偿低于成果的价值。一方面，知识溢出效应越强，越可能造成企业过度依赖外部低成本资源带来的收益，从而对创新意愿产生消极影响（Laursen和Salter，2006），诱发创新主体的“短视化”行为，阻滞技术进步。另一方面，知识溢出效应的存在使得包括竞争者在内的其他企业以较低成本便可通过模仿获得知识共享与研发创新能力提升的“搭便车”利益（Klette和Moen，2012），造成创新主体的私人收益率低于社会收益率。创新投资者难以完全占有自身创造的知识溢出和消费者剩余（Guellec和Pottelsberghe，2003），极大地抑制了企业增加创新投入的意愿，导致有效创新投资不足，企业创新存在“市场失灵”。

不确定性是创新的基本特征与固有属性，正是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得创新行为与创新结果不可预知。企业难以依据经验，充分预测技术曲线的具体走向，加之创新技术的新市场标准和体系背后蕴藏的商业利益争夺，导致了新兴技术的高度不确定性（任静，2012）。企业组织深层结构的内在特性、组织文化和价值观、组织流程等能否接纳或承载创造性项目也是不确定性因素。此外，企业还要面临消费者对创新产品认同的考验以及政府政策变化等市场与政策的不确定性。高技术复杂度、高资本投入以及较长回报周期等不确定性风险，要求投资者需承担较高的风险溢价，而企业为了维持竞争优势不会对外界披露研发技术相关信息，这会进一步加剧投资者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会阻碍创新活动从企业外部获得融资，进而形成融资约束，显著提高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导致企业创新投入水平低于不存在摩擦情况下的金融市场私人最优水平（Brown等，2012）。

因此，为改善知识溢出造成的创新投资不足，以及降低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需要政府干预以补偿外溢差距，将创新私人收益率提升至社会最优水平，矫正“市场失灵”，同时缓解研发投资的融资约束，将投资规模提升至最优水平，促进企业实现创新目标。

企业创新决策需要充分考虑回报率，较高的税收负担会降低企业经营利润率与研发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加之创新的正外部性使得企业的创新成果在没有市场交易的情况下部分或全部被他人无偿使用，造成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存在巨大的外溢差距（Mansfield，1986）。政府通过税负参与企业经营来发挥调节功能，税收净利润留成直接影响企业创新预期收益率与资本再投资循环（张晖明等，2017）。税收激励政策可以提升企业科技创新项目的税后利润率（Klassen等，2004）。税收优惠包含对企业创新成果预期收益的部分利益让渡，可以弥补创新“溢出效应”导致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差额，促使企业增加创新投入。此外，税收激励政策可以间接影响外部投资者的创新投资行为，通过改变外部投资的预期收益率，刺激其对企业创新的资金投入。

高风险性是制约创新投入的重要影响因素，尤其是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会进一步放大研发投资风险（Eberhart等，2008）。一方面，企业难以准确预测技术发展趋势、发展速度和最终成果，研究过程中“走弯路”现象和研发失败在所难免，致使研发投资无法实现预期效果，研发活动的时滞性也使得企业要面对不确定的市场需求与政策变化。因此，极高的风险与不确定性阻碍了企业创新，企业在创新投资上的风险厌恶会经常发生并在一段时间内持续（Tassey，1997）。税收优惠政策能够直接分担技术创新风险、降低企业风险损失，降低企业未来自由现金流的不确定性，减轻企业对创新风险的顾虑（李维安等，2016），从而有效引导并激励企业加大创新投资力度。另一方面，在企业内源性融资无法满足创新投资需求时，需要借助外部投资者的资金支持。但是外界投资机构与企业之间具有只“共苦”不“同甘”的风险−收益错配，加之研发创新在企业内外部间天然的信息不对称，外部投资者缺乏支持创新项目的激励。税收优惠政策具有一定的信号发送作用，可缓解银行等金融机构或风险投资者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外部投资者对创新的风险感知，有助于提高金融市场对企业创新的支持力度，协助企业突破研发资金瓶颈（刘放等，2016）。

较高的税收负担会增加创新的资本使用成本，不利于企业扩大投资规模。尤其是对于从引进购买式技术赶超路径转向自主技术创新的企业，其创新资本投入起点被技术赶超路径的“双重成本”锁定，因而需要利用税收调节手段帮助其积累可覆盖创新“双重成本”的资金实力，缓解成本压力（张晖明等，2017）。税收激励政策对研发投入具有“成本效应”，可以通过降低成本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资（Bloom等，2002）。一方面，税收政策针对创新所需的各项生产要素提供优惠，并利用相对价格下降产生的替代效应和鼓励要素流入产生的技术进步提升产业增加值率（张同斌和高铁梅，2012），激发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积极性，凸显政策的导向作用。另一方面，研发项目较多的企业，其研发边际成本会随研发投入的增加而增加，直至边际成本达到企业不能承受的临界点时，企业才会停止研发投入（David等，2000）。而税收优惠能够降低研发活动的边际成本，只要研发投入的真实成本不增加便不会产生挤出效应（Hall和Reenen，2000）。图1总结了税收优惠激励企业创新的路径选择。

图  1  税收优惠激励企业创新的路径选择

长期以来，税收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政策效用是学者研究的焦点，学术界针对政策的整体效果展开了大量不同层面的实证检验，研究结果也呈现多样化。“促进论”认为，税收优惠是能够显著提升研发投资水平与研发强度的政策工具，多元化的税收激励政策可为企业内源性融资保留充足的自由现金流与留存收益，为企业创新提供资金保障的同时，还可作为研发失败的“风险准备金”（Manso，2011）。Yang等（2012）以中国台湾地区2000−2005年57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PSM估计结果显示，享受税收减免的企业比未享受税收减免的企业研发支出高53.8%。Jia和Ma（2017）采用2007−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研发成本降低10%，短期内研发支出提升3.97%，这一短期税收价格弹性比近期多数发达国家的系数都小。王俊（2011）以中国制造业1995−2008年数据为样本，虽证实了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支出的显著激励效应，但是经过测算的税收优惠长期效应（−11.00）低于短期效应（−15.2207），与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相反，这反映了经济转型时期中国企业创新存在短期化倾向。学者们多采用价格弹性分析方法评价政策的实施效果，早期的研究样本集中在美国，后续研究则提供了诸多国家的经验证据，包括英国、加拿大、日本、荷兰、OECD国家等。只是由于各项研究的时间跨度及选取的样本有所不同，各国的税收优惠政策效果表现出较大差异，其中尤以美国的政策作用效果最为显著，其短期价格弹性系数基本保持在−1.1至−1.5。上述结果支持了Hall和Reenen（2000）的观点，尽管不同研究对税收政策的价格弹性大小并未达成共识，但总体上税收优惠政策的长期激励效果优于短期激励效果（Guellec和Pottelsberghe，2003；Mckenzie和Sershun，2010），在控制了国家特征、全球经济波动及其他政策性因素影响后，这一激励效应依然稳健（Bloom等，2002）。

“抑制论”则认为税收优惠的政策成本相对较高，在解决创新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灵问题上是无效率的，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激励作用十分有限（Thomson，2010）。部分文献估算出税收政策的R&D价格弹性系数相对较小，虽然对企业研发投资有正向影响，但并未促使研发投资有实质性的增加，短期和长期激励效应不显著（李丽青，2007；黄惠丹和吴松彬，2019）。吴秀波（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免税期和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在促进企业研发投资上并不具有成本效率。

伴随税收优惠政策研究的深入，对其政策效果的争论仍在继续。学者开始思考税收优惠与企业创新之间是否可能存在某种更为复杂的关系。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的边际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政策实施效果依赖于企业享受激励的多寡，但激励强度的简单增加并不必然导致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林洲钰等，2013）。林洲钰等（2013）通过对企业所得税改革这一外生事件的研究发现，研发费用抵扣与降低税率政策共同促进企业创新，并且税收激励幅度与企业创新水平之间呈现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冯海红等（2015）采用制造业大中型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发现税收优惠力度在最优门限区间[3.93%，12.00%]时政策引导作用显著增强，而政策力度小于第一门限值时激励作用较为微弱，超过第二门限值则抑制效应开始显现。

税收激励对创新活动上游的投资行为具有一定刺激作用，但税收优惠的政策意图还是要落实到通过创新成果转化提升企业生产与经济效益。Czarnitzki等（2011）以加拿大制造业企业为样本，证实了研发税收抵免政策能够促进企业新产品的产出，加速产业技术更新换代。张信东等（2014）也得出类似结论，他们发现被认定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的上市公司中，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拥有更多专利、新产品和科技奖励。税收激励在促使企业更加有效地利用研发资源、提升研发效率的同时，对高技术产业的市场转化效率也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卢方元和李彦龙，2016）。

也有学者认为政府支持的激励效果在研发投入与创新产出之间有断裂。李林木和郭存芝（2014）、胡凯和吴清（2018）的研究表明，税收优惠虽能有效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但该效应并未将知识投资有效转化为技术产出，税收优惠政策在短期内对专利产出、产业发展速度与规模均没有显著效应，中国税收激励面临类似“欧洲悖论”的困境。Cappelen等（2012）运用倾向匹配得分法（PSM）研究了挪威研发税收抵免政策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发现该项政策对新工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公司层面的新产品有一定影响，而对市场层面的新产品和专利没有影响。

在实证研究聚焦于税收优惠政策整体效果检验的同时，部分学者对研究对象加以细化，并尝试探索具体的税收激励政策或激励方式的效用。

各国税收激励政策的修订或变革为有效识别政策的作用效果提供了难得的“自然实验”契机。英国提升了适用研发优惠税制的中小企业规模上限，Dechezlepretre等（2016）针对此项改革的结果显示，在2006−2011年，每1英镑税收优惠能够诱导1.7英镑私人研发投资的增加，并且R&D投入的溢出效应能够促使技术领域企业的创新成果提升60%。Kasahara等（2014）对2003年日本税制改革中总税收抵免制度的估算结果显示，在新体系下税收抵免额远超2002年前实行的增量税收抵免制度，不采用此种抵免方式将使企业总体研发支出减少3%−3.4%。许伟和陈斌开（2016）对2004−2009年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实施效果展开研究，发现增值税有效税率降低1%可增加企业投资约16%，从生产型增值税转向消费型增值税的改革对私人部门投资的促进效果显著。

除“自然实验”性质的检验外，不同税收优惠政策受到关注。Finley等（2014）针对美国的选择性简化抵免（Alternative Simplified Credit，ASC）方式展开研究，该项政策与传统的OBRA方式不同，企业无需为了享受对增量支出的优惠而不断增加研发投入，促使企业符合条件的研发投资大幅增加，1美元税收优惠可以诱导2.26美元的研发资金投入。汪冲和江笑云（2018）研究发现，在比例门槛型减免条件和年度持续性投入要求的盈利约束效应作用下，企业资格认定型研发税收优惠政策会产生可持续性的自我削弱影响。王登礼等（2018）证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能充分发挥税收优惠的“减负”“增效”和“促进研发”效应，但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该项政策会促使企业在未有效提高创新能力时报告偏离真实水平的研发投入水平，扭曲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报告行为（吴祖光等，2013）。曹越和陈文瑞（2017）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倾向匹配得分法对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效应进行检验，发现此项政策能显著缓解试点公司的内源融资约束，促使其增加创新投入，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率优惠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三种优惠方式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激励效应由强到弱，多种优惠方式叠加会导致激励效果相互抵减（韩仁月和马海涛，2019）。

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是各国广泛采用的科技创新支持政策。不同的政府支持方式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方向与效果是否存在差异？

与政府直接补贴相比，税收激励政策逐渐成为许多国家的共同战略。其原因在于，通过税收政策体系而非直接补贴来支持企业研发创新能够降低行政负担，减轻发生“挑选输家（picking losers）”的风险（Dechezlepretre等，2016）。尽管财政补贴具有针对性强、补贴效率高、反应迅速快捷等特征，但是财政补贴可能会扭曲创新投入要素价格，尤其在短期财政补贴政策长期化时，更会削弱价格信号的调控功能，诱使企业实施“策略性创新”（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柳光强，2016）。单纯使用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并无显著驱动作用（唐书林等，2016），甚至对正常的研发投入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Wallsten，2000），而税收减免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则具有长期性与稳定性，在企业同时适用于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时，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更积极的促进作用（戴晨和刘怡，2008）。白旭云等（2019）以505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调研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和高质量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作用在技术能力越强的企业中表现越弱，而财政补贴对创新绩效和创新质量均具有挤出效应。

也有学者认为税收优惠在市场干预、管理成本、灵活程度等方面虽有优势，但政府直接补贴政策意图明确，能够迅速作用于单个企业可预期的研发活动，税收优惠在公平性与有效性方面弱于财政补贴（Frascati，1994）。郑春美和李佩（2015）认为，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与经济活动均有显著的激励效应，而税收优惠不仅未能增加企业创新绩效，甚至对创新销售额与利润表现出反向抑制作用。由于物质资本较人力资本更为显性化，企业在实际投资决策中更易偏好于研发活动的物质资本投入，因而两项政策工具对研发资金投入的促进作用强于人力资本投入，税收优惠对人力资本的激励效果并不显著，与财政补贴的政策效果存在一定差异（储德银等，2016）。

已有研究对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研发投入、创新产出的关系以及与财政补贴的比较并未形成统一结论，加之世界经济体制、要素市场等方面逐步变革，税收优惠的政策效应变得更为复杂。差异化的研究结论意味着税收激励对企业创新的效用可能会受到来自企业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异质性影响，本文系统梳理企业内部特征与外部制度性环境因素对政策效果的影响。

企业规模是研发投资的决定性因素，规模较大的企业在风险分担、融资渠道、垄断利润和人才储备等方面占优势，能够深入理解政府政策并加以利用，从而充分运用税收优惠引导研发投资的合理布局，有能力获得研发投资回报并从创新中获得动态溢出效应（Thomson，2010；冯海红等，2015）。因此，企业规模越大，税收优惠对创新投入与技术创新效率的激励效应越显著（Koga，2003）。Crespi等（2016）也证实了上述观点，大型企业较易获得用于创新的社会资源、人力资本和技术基础设施等补充性资产，调整成本相对更低，尽管从长期来看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的R&D价格弹性系数较为接近，但是短期内大型企业能够快速响应税收激励效应，其价格弹性系数（−1.679）高于小型企业（−1.188）。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现有的税收制度更加注重扶持大型企业或明星企业、引导主流创新，忽视了零散销量的个性化创新需求，造成国家激励科技创新的资源配置扭曲。对大企业而言，单纯的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都不能激发其创新积极性，只有同时采用两种政策手段才能促进其创新投入（唐书林等，2016）。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由于产权性质、股权结构不同，面临的市场环境、投融资政策待遇、资源条件等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在研发创新行为上也存在一定差异。就产权性质而言，学者们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普遍认为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在创新投入与创新效率上居于领先地位（Lin等，2010；Choi等，2011），税收优惠政策能够显著提升民营企业的创新投资（李万福和杜静，2016；胡华夏等，2017）。Jia和Ma（2017）发现税收优惠带来的成本降低对国有企业研发投资没有产生影响，但研发成本降低10%短期内能促使民营企业研发支出增加4.63%。国有企业对研发成本降低并不敏感，一方面是由于其在确保社会经济稳定方面面临巨大挑战，需要承担超出利润最大化目标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或许更有意愿通过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而非通过提高企业创新水平来获取利润，这最终会导致企业整体创新意愿不足，创新能力低下（党力等，2015）。因此，较低的国有产权比例意味着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发挥得更为充分，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更为灵活，更强调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作用，更有利于企业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加大研发投资（冯海红等，2015）。

税收政策通过调节经济利益流向影响企业内部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而成本粘性的存在表明企业存在资源冗余。胡华夏等（2017）引入成本粘性作为企业内部结构性变量，发现适度的剩余资源引致成本调整决策滞后，带来的缓冲作用能够激励企业尝试高风险的创造性活动，从而显著提升税收优惠对研发投资的激励效应。因此，成本粘性可被视为一种应对环境变化的资源缓冲物，促使企业享受到稳健带来的长期成本降低与效率提升。

调整成本是影响企业投资与资本存量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小型企业应对研发成本变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Agrawal等，2014）。调整成本与税收优惠在企业研发投资行为中存在约束与激励的逆向效果（李华，2018），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创新的激励效应随着调整成本的增加而逐渐减弱。李万福和杜静（2016）研究发现，单位资本的调整成本临界值为0.012，超过该数值，税收优惠将丧失对创新的促进作用。目前93%的公司调整成本低于该临界值，表明中国现行税收优惠力度已突破调整成本的制约，对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效应。

产权保护、契约约束等能够为研发投资与创新成果提供必要的保护，政府支持与制度环境是促使企业创新的重要互补性因素（Lin等，2010）。Hellman等（2003）提出的政府俘获理论认为，在制度不健全的转型国家，政府官员掌握公共资源及其处置权，而特殊利益集团的寻租活动难以受到制度的有效约束与监督。制度越落后、政府干预越严重的国家或地区，企业运用寻租手段扭曲社会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的动机越强烈（Faccio，2006）。因此，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企业获得的税收优惠更有可能是寻租的结果，并不会为企业带来技术创新的增加，只有在法制较为健全的地区，税收优惠政策才会发挥激励作用（Jia和Ma，2017）。刘放等（2016）对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研究也证实，税收优惠政策在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较低、市场化进程程度较高的地区对企业研发创新具有更为显著的杠杆作用。

政治关联会强化企业所面临的制度性环境强度，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可以享受优惠待遇，如有力的监管条件、更多的商业机会、外部融资和政府采购等，为企业突破各种管制和行业壁垒带来比较优势（Faccio，2010；Amore和Bennedsen，2013）。但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愿意追求短期寻租，导致企业内部冲突，影响资源使用效率，从而干扰和削弱企业在创新能力建设方面的努力（杨其静，2011；Amore和Bennedsen，2013）。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对研发成本降低并未表现出相应的研发支出水平提升（Jia和Ma，2017），反而却表现出更多的避税行为，所得税优惠政策并未形成有效的创新激励，反而成为企业规避税收的“税盾”（李维安等，2016）。而当企业试图通过建立政治关联获取发展所需的要素与机会时，产生的寻租成本会挤占企业研发资金投入。即使政治关联本身对企业创新并未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但其对税收优惠与研发投入的关系产生了负向调节作用，削弱了税收政策的激励效果（韩庆兰和刘莉，2017）。因此，减少政府干预是发展中国家培育企业创新能力除税收激励手段之外的重要补充。

税收激励的效果在不同行业领域中具有差异。Castellacci和Lie（2015）认为，研发强度较低的企业受制于市场计划或融资约束，更倾向于采用税收激励方案。这类企业往往会因为初期研发投入水平较低而体验到更高的优惠政策额外效应。因此，与高研发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相比，研发税收抵免政策对研发强度较低的行业具有更明显的激励效应。Crespi等（2016）运用动态面板技术对阿根廷企业的研究也证实了上述观点，认为税收抵免对低技术领域的企业效果更为显著。但仅靠税收激励措施似乎不足以实现刺激额外研发投资的既定政策目标，行业内的创新机会也可能对税收激励政策效果产生重要作用，表现为税收优惠对高技术领域的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更显著的诱导效应（Yang等，2012）。Chen和Gupta（2017）对中国台湾地区企业的研究表明，抵免比率的提升可促使高科技企业研发支出增加27%，而非高科技企业仅增加6.6%。

不同地区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及区位优势不同，经济水平存在一定差距，造成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存在国别与地区差异（Hall和Reenen，2000）。中国东部地区拥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具有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源优势，税收优惠对东部地区企业的促进效用更为显著，而对中西部地区企业的效应呈递减趋势。珠三角地区产业集群的“多中心”特征为区域内企业发展提供了便利，相比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呈现独特的市场化优势，税收优惠政策的吸收效果明显（崔也光等，2017）。

本文依照“作用路径−政策效果−影响因素”的逻辑思路，通过系统梳理国内外有关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文献发现，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不同视角下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导致政策效应变化的内外部影响因素判别等方面。

从研究内容看，本文依据研究焦点的改变将已有研究的学术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具体如表1所示。

第一阶段：研究焦点集中于税收优惠政策与研发投入之间是否存在激励效应以及对政策激励程度的评估。学者们较多运用研发价格弹性分析方法进行检验，研究成果论证了税收优惠政策对研发投资的激励效应，并且长期激励效果较短期激励效果更为明显。不同文献的研究样本选取、数据来源、研究方法等的差异，使得学术界对税收政策的激励程度未能达成共识。

第二阶段：学者们开始探究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效果，并比较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等不同政府支持方式的政策效果。此类研究加深了学界对税收优惠和企业创新关系的认识，但税收激励对创新产出的政策效果尚不明确，税收优惠对投资行为的刺激作用并没有必然转化为创新成果。学者们对于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两种政策工具孰优孰劣并未形成统一认识，有关两者之间的作用效果互为补充还是存在“系统失灵”的争论也一直贯穿于学术研究进程，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检验均表现出较大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稳定和持续的政府政策有助于增强其激励效果。

第三阶段：考虑到已有研究中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效果呈现出多样性，学者们不再仅聚焦于对政策效果的简单评估，而是将各类复杂的企业内外部因素纳入分析框架中，考察其对政策效用变化可能产生的影响。前期多从企业规模、产权性质角度切入，现已逐渐扩展到对成本粘性、调整成本等内部因素和制度环境、政治关联、行业类型、所处地区等外部因素的研究，结论也体现出上述因素对政策效果带来的异质性影响。此外，研究内容不再局限于对政策整体效应的检验，而是着力于对不同政策内容、优惠方式等激励效应的探索，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有关税收激励的研究思路，成为该阶段的一个鲜明趋势。

从研究方法看，已有成果主要采用以下三种方法：一是运用宏观层面数据研究税收优惠政策对私人部门研发投资的影响；二是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获得企业相关数据，进而从微观角度剖析政策效果；三是搜集微观层面的企业财务数据，并结合税收政策代理变量构建模型，运用双重差分方法、倾向匹配得分法（PSM）、结构方程等统计工具进行检验。总体而言，微观数据因其可观的样本量与精细程度，日渐受到学者的重视与推崇，也使得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得到进一步提升。

已有研究从不同视角探讨了税收激励与企业科技创新的关系，在揭示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有效程度、影响税收政策效应的内外部因素、明晰中国税收优惠政策应用现状等方面具有重要贡献。后续值得进一步思考与探索的问题如下：

（1）税收激励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税收激励影响企业研发投资的内在机理错综复杂，其通过潜在的机制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优化创新环境。但目前多数学者对税收优惠的研究还集中于从不同视角考察政策效果的阶段，鲜有文献在研究过程中深究政策的作用路径与机理。同时，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可能并非一个简单的直接过程，而是内外部多种中介和调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税收优惠、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企业绩效）三者之间关系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2）税收优惠政策激励效应的内外部影响因素探索与检验。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效果受到企业异质性影响而表现出较大差异，现有文献已对此类现象展开研究，但针对各类因素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鉴于企业内部要素之间的复杂性与交互性，也为使政府的政策设计更符合企业税收实践，后续研究需要对相关因素进行更为深入的挖掘。同时，对影响因素的考察也应考虑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关知识产权保护、法制建设、市场化程度以及政治关联等外部制度环境要素对政策效应的影响，也是未来实证研究的重要方向。

（3）具体政策类型作用效果的检验。针对某项单一税收措施的实施效果展开检验，是近期非常明显的研究趋势。近年来，为了使减税降负惠及更多企业，中国政府对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内容以及各类资格认定、准入门槛等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及时探究此类政策变化带来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能够为政府部门制定符合现实情况的优惠方案提供方向指导。

（4）持续关注国外税收政策动态变化，量化分析中国税收优惠政策。主要创新型国家与新兴国家对税收激励的运用更加重视，应定期对相关政策进行修订或延长期限，以更好发挥政策工具效果。中国学者对国外政策变动趋势应予以持续关注，吸取并借鉴对中国实践的启示。此外，有关中国税收优惠政策的研究多以定性分析为主，对政策演进与特征分析缺乏数据支撑，因此，可考虑采用内容分析法对税收政策文本进行频数统计与量化分析，将定性问题定量化，得出更为可靠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