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始终离不开经济制度的支撑（North，1994）。在中国发展的诸多驱动因素中，会计作为经济核算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制度化形式发挥了提升经济活动效率、维护经济秩序的作用，有力推动了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杨纪琬和阎达五，1980）。基于会计的技术属性与社会属性，会计制度建设一直与经济社会发展保持紧密互动。一系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会计制度 ¹ 为适应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客观要求而逐步建立（孙铮和刘凤委，2019）。在中国经济社会环境下，会计制度在形态特征、价值取向与演变逻辑等方面呈现鲜明特点（刘玉廷，2000；曲晓辉，2000）。

在中国，会计制度在企业、市场与国家层面发挥着重要的监督、控制与管理作用（张俊瑞等，2017；叶康涛等，2020）。作为国家经济体系的重要制度基础，会计制度在保障财政经济运行、服务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全球化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已有研究大多聚焦微观层面的信息反映和公司治理，探讨会计信息对证券估值与投资、企业经营决策与契约执行效率的影响（孙铮和贺建刚，2008；姜国华和饶品贵，2011；Konchitchki，2011；Patatoukas，2012；孙铮和刘浩，2013）。相比之下，关于会计信息宏观经济效应的研究较为有限，尤其在中国，会计制度作为区别于其他国家会计发展的标志性特征，其在一系列改革发展与战略部署中所发挥的作用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梳理，中国会计制度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特联动关系仍有待更为系统、深入的探究。

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科技、产业加速变革，新质生产力应运而生。在此背景下，以数字经济为基础的新兴资源体系，以“大智移云”技术为驱动的创新商业模式、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现代治理理念，逐渐超出了现有会计制度所能独立覆盖的范畴。诸多重要的经济资源和交易事项难以在会计层面得到充分反映和有效监督，上述现实向会计制度建设提出新的诉求。需要指出的是，会计制度的创新和完善离不开理论的指导，而这一理论必须扎根于、总结于、服务于中国实践。为满足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我们有必要厘清会计制度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系，从而进一步提升会计制度的应用价值与实践效能。

据此，本文立足中国实践经验，深入剖析会计制度建设的独特发展轨迹及其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深层逻辑。在理论层面，本文基于历史梳理，系统阐释了中国会计制度的演化路径、理论形成与核心特征，并从制度变迁视角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分析框架，为发展中国自主会计知识体系提供了学术基础。在实践层面，本文从宏观与微观双重维度，揭示了中国会计制度的价值取向及实现机制，刻画了会计制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路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聚焦时代变革，为新时代会计制度建设提供前瞻指引。

为适应不同应用场景，会计始终处于动态演进之中，并在其所处的运作环境下承担重要职能（Cooper和Sherer，1984）。在现代社会，会计已超越传统意义上单一核算功能的简单加总，逐渐发展为组织与社会管理体系中的关键机制，在决策支持、风险控制、绩效评价等方面展现独特价值（Chandler和Daems，1979）。随着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 等权威会计专业机构的成立及其会计标准的发布，会计制度朝着规范化、标准化的方向快速演进（Burchell等，1980）。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会计制度呈现增量式扩张趋势，核算规则日趋精细、应用范围逐步扩大。从构成上看，会计制度不仅包含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分别满足会计主体的外部信息需求与内部管理需要；还涵盖企业会计和政府会计，分别适用于企业和公共部门的不同会计活动。为加强会计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与职业行为规范，中国会计制度体系在规范会计核算活动的同时，逐步将职业管理纳入制度设计框架，先后颁布《总会计师条例》（1990）、《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1993）等。虽然这些制度在覆盖范围与技术规则上有所差异，但本质上均与经济社会发展保持着紧密联动。

历史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制度倾向于沿着既定的轨迹稳步推进，其重大变革通常由关键历史节点触发。纵观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计划经济时期再到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每一个历史性跨越都在中国会计制度变革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 ² 据此，本文第三部分分别从革命根据地时期、计划经济时期与市场经济时期，系统梳理会计制度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演变历程。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归纳法与演绎法相结合，通过归纳历史经验提炼中国会计制度建设的核心逻辑，并将这一理论建构应用于当前现实情境，以期为当下会计制度的研究与实践提供兼具历史纵深与现实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具体地，本文第四部分探讨会计制度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同机制，第五部分分析经济社会发展的当前形势与会计制度建设的未来走向，第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上述研究思路与框架如图1所示。

图  1  研究思路与框架

本文主要从革命根据地时期（1921−1949年）、 ³ 计划经济时期（1949−1991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1992年至今）三个历史阶段，依次梳理中国会计制度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演化进程，具体如表1所示。

20世纪20年代，在“农村包围城市”的方针指引下，多个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随着赣西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与联合，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由于革命根据地位于农村，经济基础相对薄弱，苏区在经济上面临较大困难（杨青，2011）。为改善人民生活、保障红军供给，苏区政府采取一系列以革命战争为中心，发展工业、农业与商业贸易的经济政策。在苏区政府统一管理下，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国民收入相应提高（余伯流，2008）。然而，在苏区政府成立之初，财政管理较为分散， ⁴ 不利于巩固财政实力。对此，苏区政府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1931），从统一财政工作出发，对国家税收的权限与程序予以规范，苏区财政管理逐渐趋于统一；在此基础上，财政收入来源由没收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财产扩展至工业、农业与商业税收， ⁶ 财政收入规模持续增长，财政经济体系得以形成。在这一历史时期，苏区政府正确把握并辩证处理了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有效促成了财政制度的形成与统一。

会计对于财政经济稳固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苏区政府在财政制度初步形成后高度重视会计制度建设（王明前，2011）。为配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1931）的执行，苏区政府发布《中央人民委员会训令财字第2号——统一财政、编制预决算制度》（1931），规范各级政府的预决算编制、报送与审计程序，为统一苏区财政经济创造制度条件； ⁵ 并发布《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训令财字第六号——目前各级财政部的中心工作》（1932），进一步要求各级政府严格履行预算决算制度， ⁵ 推行统一簿记制度等（郭道扬等，2016）。但当时会计科目和会计凭证并未完全统一，财政收支缺乏有效的内部控制。为此，苏区政府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第十二号训令——关于统一会计制度问题》（1932），在统一会计科目和会计凭证的基础上，建立内部控制管理体系，将“收钱”“管钱”“领钱”“分配钱”的机关分开，确定离任交代制度和会计管理责任。 ⁵ 为切实保障该项制度的推行，苏区中央财政部配套发布《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会计规则》（1932），进一步规范收支程序、账簿设置、记账方法、收支凭证和会计报表编制等业务。 ⁵ 上述会计制度有效解决了会计核算过程中收支机关与收支经费混用的问题，保障了苏区财政经济工作的有序运行。此外，苏区政府还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布告第七号——为统一财政收据防止舞弊》（1934），统一收据格式和使用要求，严格会计收支纪律，从会计基础工作方面规范预算收支行为。 ⁵ 整体来看，这一时期的会计制度从财政统一的角度，规定逐渐具体化、系统化，切实巩固了财政经济与政权建设。

在苏区财政经济体系中，会计制度、国库制度与审计制度有效保障了苏区财政的统一管理，其中会计制度处于核心地位。

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训令第十三号——国库建立后各级财政部的当前工作》发布，规定由国库负责所有财政现金项目的收入、保管与支付。 ⁵ 作为中央财政的保障制度，国库制度与会计制度关系密切。首先，为实现向国库制度的平稳过渡，财政人民委员部 ⁷ 发布《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整理旧帐手续》（1932），要求对私人向政府移借之款，或政府向群众、团体所借之款以及现有存款进行清理结算。 ⁸ 其次，国库制度的高效运行依赖于会计制度的内在统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1931）强调，涉及国库运行的账簿种类及出纳明细，应由财政人民委员部统一规划，这一要求既确保了会计信息的规范一致，也为现金流管理奠定了重要基础。最后，国库制度重视会计报告，对于“收支日报表”和“在库表”，国库总库每天编制一次，分库每三天编制一次，支库每五天编制一次并逐级上报。

1933年，苏区政府成立中央审计委员会，专司审计职能，随后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193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审计条例》（1934），以进一步落实审计监督制度， ⁹ 同时中央审计委员会被赋予审计国家岁入岁出、监督国家预算执行的职权。一方面，审计体制在组织运行上注重中央主导与地方协同，中央审计委员会及分会需与中央、省及中央直属县、市工农检察委员会保持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审计工作范围广泛，涵盖行政经费、军事经费、经济建设收支以及政府补助群众团体经费等。会计是审计的对象和数据基础，会计制度的统一与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审计工作对苏区财政管理的监督和审查。

延安时期， ¹⁰ 党中央采取“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统一对党政机关和军队实施定量配给，形成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度。在这一背景下，供给制会计不仅需要控制物资收发，还要积极配合促进生产，坚持收支并重、量入为出、厉行节约的原则（陈俊岐，1983；陈俊岐，1984）。为此，政府发布《各级财政部组织纲要》（1935）、《财政部暂行会计出纳规则》（1935）与《暂行会计条例》（1936），并设立中央财政部会计科。 ¹¹ 为进一步保证供给制的顺利实施，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陕甘宁特区政府通令——统一财政问题》（1937），从集中管理角度要求财政统收统支。 ¹² 在此基础上，《陕甘宁边区财政厅会计工作细则》（1941）、《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建立统一的会计制度》（1942）、《陕甘宁边区暂行预算条例》（1943）、《陕甘宁边区暂行决算条例》（1943）相继发布，逐步建立起会计收发制度，强化了凭证审查与报表编制，进一步规范了供给标准核定、物资收发与预决算办理（陈俊岐，1983；陈俊岐，1984）。此外，为配合发展大生产，会计制度还为超产分红等激励机制政策提供了决策依据。

革命根据地会计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在没有任何经验和先例可借鉴的情况下建立的，是在以革命为中心、加强财政经济建设的背景下产生的。在这一历史时期，财政是革命供给的基础保障，而会计制度恰恰能够反映中央和地方政府行政、军事与工农商业的经济活动。因此，从统一财政管理出发，建立统一的会计制度是关乎革命胜利与红色政权运行的重要保障。在此基础上，中央政府构建了会计、国库与审计的财政管理共筑模式，处于核心地位的会计制度支撑了国库制度与审计制度的有效运行，进一步巩固了财政经济的统一管理。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恢复国民经济，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王学军和程恩富，2019）。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经济体制开始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计划经济逐步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变。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先后经历国民经济复苏（1949−1977年）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1978−1991年）两个阶段。 ¹³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在统一计划管理中的主导地位与国营企业在经济社会中的领导力量。 ¹⁴ 由于当时工业基础相对薄弱，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发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1950），强调全国统一财政收支、统一物资调配、统一现金管理的指导原则（刘晓泉和吴焱军，2022），该制度的贯彻落实为推行计划经济打下坚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伊始，国有经济来源广泛，既包括原国民党政府时期的资本主义企业，又涵盖苏联移交、外国转让的企业，这些企业在财产所有权与管理权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会计制度较为混乱，不利于统一管理。 ¹⁵ 为保障国家经济建设顺利开展，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布《关于草拟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训令》，要求中央各企业主管部门分别就所属企业及经济结构草拟统一的会计制度草案，并交由财政部审查。 ¹⁶ 随后，中央各企业主管部门 ¹⁷ 迅速制定、报送相关会计制度草案，并陆续获准实施。其中，《中央重工业部所属企业及经济机构统一会计制度》（1950）成为新中国第一部由中央企业主管部门制定的统一行业会计制度。几年间，国营企业的统一会计制度基本建立，分行业会计核算制度体系初步形成。 ¹⁸ 1951年和1952年，财政部分别召开全国企业财务管理与会计工作会议，陆续发布新一轮统一会计制度， ¹⁹ 如工业、交通、铁路、邮电、贸易、农林六个行业的统一会计科目和统一会计报表，以及《国营企业统一登记会计簿籍填制会计凭证办法》（1952）、《国营企业年度清查财产暂行办法》（1952）、《国营工业企业统一成本计算规程》（1953）等。1953年，“一五”计划的实施标志着中国开始步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全面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相关部门陆续发布《国营企业决算报告编送办法》（1955）、《国营工业企业凭单日记帐核算形式、标准帐簿格式和使用说明第二次草案》（1956）、《关于地方级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报送会计报表的暂行规定》（1957）。 ²¹ 从整体上看，这些制度严格贯彻资金专款专用原则，重点规范国营企业与国家间的物资调拨关系，在会计核算上形成独特的“资金平衡表”三段平衡结构。除企业会计制度外，国库会计制度、税务会计制度、预算会计制度等也在统一计划管理的指导下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这些相互衔接、互为补充的会计制度有效适应了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需要，为计划管理体制的运行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中国开始全面实行改革开放战略，经济体制逐步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在改革层面，建立市场经济应改变“财权过度集中、分配统收统支”的传统格局，企业不仅要拥有独立的生产经营决策权，更要独立承担相应的市场风险（简新华和余江，2016）。因此，国家先后实行经济责任制、经营承包责任制、利改税、租赁经营责任制等措施，在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同时，对企业实行“减税让利”政策，扩大企业自主权。在开放层面，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的支持。因此，国家积极推动对外经济合作，不断加大吸引和利用外资力度，有效引进了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在此背景下，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统称“三资企业”）构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微观基础。

为保障改革开放的战略部署，会计制度建设需满足各类企业提高核算质量、加强经济管理的需要（财政部会计制度司，1980）。因此，财政部发布《国营施工企业会计制度——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1981），适应了企业扩大自主权后专用基金与专用借款种类、数量增多的情况，加强了对成本核算和利润留成的反映与监督。 ²⁰ 随后，国务院陆续发布《国营企业成本管理条例》（1984）、《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试行条例》（1985），财政部发布《国营工业企业成本核算办法》（1986），以进一步加强企业成本管理。此外，为配合引进外资，财政部专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1985）与《中外合资经营工业企业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1985）。在这一时期，中国会计制度在市场化改革推动下，强化产权关系，强调出资者利益，逐步向国际通行惯例靠拢。

1985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以下简称《会计法》）。《会计法》的颁布确立了其在会计制度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有助于维护会计秩序、遏制会计舞弊，规范了企业自主权与财权扩大后的会计核算工作（黄寿宸和黄洁，1985；潘序伦，1985）。这种以法律形式确立会计工作的规范与要求对中国会计制度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刘玉廷，2008）。

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根据国家发展需要制定并逐级下达指令性计划，以管理与协调企业经济活动。在这一组织管理体系下，会计核算主体不仅包括按照计划生产经营的企业，更包含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政府部门，会计制度由此贯穿企业生产、政府财政与宏观经济管理三个层级。直至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为顺应对外开放战略，中国会计制度开始兼顾国内实际情况与国际环境，逐步采用与国际惯例相协调的会计核算方法与报告模式。这些制度变革深刻体现了会计制度演进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凸显了会计制度在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对外开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加速推进资本市场建设与经济全球化发展。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步伐。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大多由国家独资设立，缺乏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法人资格不明确，政企不分、产权不清问题较为突出（林毅夫等，1997）。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运行依赖于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微观主体。只有加快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推动经营机制转换，才能进一步激发国有企业活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微观层面，资本是企业生产经营的起点，资本金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通过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制试点对资本金制度进行探索。1992年，股份制改革迎来高潮，《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1992）、《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199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3）相继出台。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产权可市场化流通，经营更加自主。针对这一变化，财政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1992），以满足股份制企业的会计核算需要。该制度新增股东权益相关概念与核算规定，将“资金平衡表”改为“资产负债表”，补充反映资金变化的“财务状况变动表”，并要求定期公开披露（财政部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1992）。这一系列举措显著提升了企业产权关系的透明度，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奠定基础。

在宏观层面，股份制是资本市场产生和发展的基础，而资本市场的发展又为股份制经济提供了重要支撑。在股份制经济下，企业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生产经营所需的投资逐渐增加，单一的银行融资已难以满足企业资金需求，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发行股票和债券。1990年，为促进资本流动、优化资源配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先后成立。然而，上述功能的发挥有赖于宏观经济与微观主体的信息支持。作为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核心载体，会计信息不仅为证券定价提供了评估基础，也为金融监管提供了可靠依据。因此，会计制度建设无论是对股份制经济建设还是对资本市场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结构由单一所有制转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经营方式则由国家经营、集体经营发展为个体经营、承包制、租赁制、合伙制、合营制、股份制等多种方式并存的格局。与这些变化相适应，会计制度形成了按所有制性质、经营方式与行业类别分立的基本架构。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关系日趋复杂，企业的经营范围、资金来源和利益分配更加多元，传统会计核算模式难以适应市场经济运行（冯淑萍，2001）。一方面，部分会计核算方法在不同所有制、不同经营方式和不同行业之间不统一、不可比，这不仅难以满足跨所有制、跨行业企业的核算需要，还给国家宏观调控与企业微观管理带来困难；另一方面，计划经济时期企业产权关系单一，会计核算并不严格区分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会计核算方法也与国际惯例存在差异，这阻碍了企业的市场化进程与对外经济交流。因此，财政部颁布《企业会计准则》，打破了分所有制、分经营方式、分行业的会计核算壁垒，在借鉴国际惯例的基础上，采用“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平衡公式与资本保全的核算理念，引入国际通行的财务报表体系，进一步提高了产权核算的质量，缩小了国内外会计制度差异。

需要说明的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尚属空白。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率先颁布《深圳经济特区企业会计准则（试行）》（1992），有力推进了深圳各类企业和注册会计师遵照国际惯例从事会计核算、报表编制与相应审计鉴证业务，为国家层面会计准则的制定积累了重要的实践经验。1992年，《企业会计准则》发布，但该准则仅对会计核算的一般要求和方法做了原则性规定，实际上是一部基本会计准则。在具体会计准则制定并有效落实之前，为避免会计工作混乱，会计核算制度与会计准则并行使用（冯淑萍，1999）。1992年12月至1993年3月，财政部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先后发布十三项行业会计核算制度，对具体经济业务的会计处理及程序做出详细规定。这一时期呈现“两则两制”的制度体系特征， ²² 标志着会计制度改革的渐进式推进与会计核算制度向会计准则的进一步转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企业自主经营的特性日益彰显，各类新兴经济业务不断涌现。为适应这一变革趋势，会计制度秉持服务经济建设和支持改革开放的宗旨，通过持续的制度创新与适应性调整，有力回应了企业经营机制转型需求。在会计核算制度建设方面，不仅有适用于股份制企业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1998）、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1992），还有适用于个体工商户的《个体工商户会计制度（试行）》（1997）、适用于金融企业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2001）以及适用于小企业的《小企业会计制度》（2004）。随着这些会计核算制度的实施，分行业会计核算模式逐渐走向终结。在会计准则建设方面，面对资本市场发展中出现的收入确认不规范、资产重组、交互持股等问题，《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1997）、《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1998）、《企业会计准则——投资》（1998）等具体准则相继发布（冯淑萍，2001）。此外，针对财政、税收、金融、外汇、资本运作等领域的改革，《关于增值税会计处理的规定》（1993）、《企业所得税会计处理的暂行规定》（1994）、《关于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后企业外币业务会计处理的规定》（1994）、《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定》（1995）、《国有企业试行破产有关会计处理问题暂行规定》（1997）等补充规范陆续出台。

会计准则的逐步完善是中国会计制度体系建设过程中的重要环节。相比于既往制度，会计准则赋予了企业更大的会计政策选择权，允许企业结合自身生产经营状况在合理范围内选择、运用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同时，资本国际流动更加频繁，特别是在加入WTO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进一步深入，大量外资涌入境内，外资企业纷纷成立；本土企业也逐步进军海外，在国际资本市场挂牌交易。对于这些外资企业、跨国公司和境外筹资企业，由于其重要关联方及投资者分布于不同司法管辖区，财务报表编制需协调多国会计标准（冯淑萍和应唯，2005）。国内外会计制度差异会增加企业交易成本，阻碍中国经济全球化进程，因此推动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成为必然选择。

2005年，财政部在立足中国国情的同时借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构建了由1项基本准则、38项具体准则和应用指南组成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实现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的实质性趋同（王军，2005；刘玉廷，2007）。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主要经济体加强了政策协调与合作，共同致力于复苏经济与稳定金融体系。在此背景下，中国积极响应G20峰会和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关于建立全球统一高质量会计准则的倡议，发布《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趋同路线图》（2010），明确了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持续趋同的立场，同时展现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经济稳定发展的积极姿态（刘玉廷，2010）。但需要注意的是，趋同不代表等同，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在会计实践中面临若干特殊问题，如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债务重组损益的确认、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等。对于上述问题，中国会计准则在保持与国际趋同的同时，也展现出鲜明的本土化特征。随着综合国力持续提升，中国在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逐步提高，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的制定也日益重视中国的特殊诉求（李玉环，2016；张为国，2019）。

中国立足于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市场经济，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伴共生、缺一不可。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直接管理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集中调配经济资源，市场机制的作用相对有限。而在市场经济下，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市场开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企业的直接干预随之减少。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企业作为市场的微观主体，更加重视内部管理，政府职能也由对企业进行全方位管制转为向市场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基于这一变革，管理会计与政府会计快速发展，进一步延展了中国会计制度体系。

在管理会计方面，财政部发布《管理会计基本指引》（2016），该指引主要针对企业内部管理相关的会计实务，旨在引导企业应用管理会计、提升价值创造能力。与《企业会计准则》不同，《管理会计基本指引》（2016）以“参照执行”为原则导向，不具有强制性，需要依靠企业的主观能动性，同时结合企业所处行业、规模和发展情况灵活应用。这类具有指导性的规范文件有助于进一步激发企业自主性和创造性，推动管理会计的实践创新，从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在政府会计方面，中国长期依托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预算会计，侧重预算收入、支出与结余等流量信息的核算与决算报告的编制，形成了以“资金结存”科目为标志的复式记账系统。在财政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过程中，为配合地方财政与单位主体权责关系的划分，《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1997）、《事业单位会计制度》（1997）、《行政单位会计制度》（1998）等相继发布，预算会计形成财政总预算会计、行政单位会计和事业单位会计三个相对独立的分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政府会计在传统预算会计基础上向纵深发展。在会计主体上，根据政府与市场其他主体的关系以及财政资金纵向分级管理的要求，政府会计打破了以往按财政总预算、行政单位与事业单位划分的做法，将各政府、各部门、各单位统一作为政府会计主体（北京市预算会计研究会课题组，2010）；在功能定位上，政府会计从偏重财政控制转为服务国家治理，核算范围从财政内资金扩展至政府全面预算的所有资金收支（史绍绂，1994）。

政府在市场调节过程中涉及基建投资、债务举借等经济活动，面临财务管理与风险防范的客观需求（马骏和刘亚平，2005），传统的预算会计难以满足现代政府治理的需要。因此，政府会计引入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财务会计体系，旨在通过政府财务报告更加全面、清晰地反映政府财务信息。在这一过程中，财政部先后发布《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方案》（2014）、《政府会计准则——基本准则》（2015）等，并在《财政总会计制度》（2022）中巩固了“双功能”（预算会计功能与财务会计功能）、“双基础”（收付实现制基础与权责发生制基础）、“双报告”（决算报告与财务报告）的政府会计体系。 ²³ 这些制度规范了政府资产、负债等存量信息的核算，为政府实施财务风险管理、履行公共受托责任提供良好的信息保障。此外，以财务会计体系中的费用为基础，政府成本会计随之建立。《事业单位成本核算基本指引》（2019）、《事业单位成本核算具体指引——公立医院》（2021）、《事业单位成本核算具体指引——高等学校》（2022）、《事业单位成本核算具体指引——科学事业单位》（2022）相继出台，规范了一般事业单位、公立医院、高等学校、科学事业单位的成本核算，提高了内部管理水平和运行效率（黄志雄和袁峰华，2022；石英华和刘天琦，2024）。总体来看，政府会计的拓展与完善保障了公共权力的配置与运行，有助于政府更好地发挥其在国家治理中的支柱作用。

在市场经济下，企业经营机制改革不断深化、现代企业制度趋于健全、全球资本流动日益频繁，这些变化对会计制度建设提出新要求。首先，企业经营管理的自主性增强，资金来源更为丰富。面对日益复杂的经济环境，会计制度不仅要满足企业经营管理以及投资人、债权人决策的需求，还要承担引导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重任。因此，中国会计制度借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从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核心理念出发，通过明晰产权界定、强化收益分配核算等改革举措，不断提升资本市场信息披露质量。为进一步突出会计的“管理活动”特征，会计制度逐步向涵盖管理会计实践的指导性框架扩展。其次，自改革开放以来，企业的横向经济联系日益增强，资金往来与经济业务更为繁复，以“两则两制”为代表的会计制度打破了分行业、分所有制、分经营方式的核算模式（杨纪琬，1996），并在制度框架内适当赋予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权，这些变化有效推进了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同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为配合政府职能转变，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政府会计日益受到重视。最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下，中国会计制度不仅汲取了国际惯例的先进之处，还基于中国国情在部分问题上保留了本土化特色，实现了与国际准则的实质性趋同，降低了企业对外交流合作的成本。

综上，中国会计制度建设有效应对了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挑战，有力促进了经济建设与改革开放。图2展现了中国会计制度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演化过程。

图  2  中国会计制度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演化过程 ²⁴

相比于英美等国，中国的会计制度建设体现出更强的权威性与实施力度，更易与国家战略部署相协调（阎德玉，1999）。基于前文论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会计制度的适应性改革及其释放的制度创新效能，这一动态过程呈现出双向协同的螺旋式发展特征。具体而言，经济社会的阶段性跃迁对会计制度施加目标约束，在这种需求牵引下，会计制度不断扩展自身价值、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清晰把握这一协同机制，本文通过图3展现了会计制度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同关系。

图  3  会计制度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同机制

其中，会计制度建设的目标约束是指经济社会发展对会计制度建设的诉求，决定着会计制度建设的基本任务与发展方向；会计制度的功能扩展是指会计制度为实现既定目标约束而在变革与创新过程中所发挥的具体作用，是会计制度的价值体现。会计制度的目标约束逐步从保障国家财政经济向服务企业经营管理延伸，从配合政府统一计划管理转变为构建资本市场信息基础。无论是企业、政府还是资本市场层面，会计制度的目标约束均与不同时期的国家战略部署保持协同。相应地，会计制度紧密围绕国家战略部署，保持清晰的治国理政导向，在动态目标约束的驱动下，顺应时代进步与发展趋势，不断丰富和拓展自身功能，有效实现对宏观经济调控与微观经济管理的综合覆盖。

革命根据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围绕革命战争展开。为解决经费困难、满足战时供给，党中央迅速建立财政体系，会计制度随之产生，并居于财政经济管理的核心位置。在会计、审计与国库财政管理共筑模式下，会计制度的目标主要是为中央掌握财政状况，规范各级行政、军事和财政机关经济行为提供制度保障。计划经济时期，面临相对匮乏的资源条件，国家为加快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需要将有限资源优先投放于重要项目。因此，党中央采取高度集中、统收统支的管理体制，而会计制度也配合国营经济计划管理的需要，着重反映和监督国营企业的计划完成情况及其与国家的资金调拨关系。该时期的会计制度已开始服务于企业生产经营，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营企业与政府具有较强的行政隶属关系，会计制度在本质上仍服务于国家财政。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企业逐渐成为独立的经济主体，自主权不断扩大。相应地，会计核算聚焦于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的价值运动，更加关注企业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会计制度目标约束的重心从配合政府财政经济管理转向服务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然而，企业与政府依然通过税收、补贴、投资等方式保持着紧密的财政联系，会计制度在满足企业财务管理需求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政府财政管理的需要。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深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战略部署，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意义和实践价值日益凸显，因此国家积极推动现代财政制度建设。为满足社会对强化公共部门问责机制、优化政府绩效管理体系、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质量的迫切需求，会计制度建设再次聚焦于政府财政管理的目标约束。特别是在政府会计层面，会计制度要求财政资金使用主体在全面反映预算执行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供涵盖财务收支状况、事业或业务运行情况以及现金流量的综合财务会计信息。这一系统性改革显著增强了财政核算、监督与评价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基础性作用。

在资本市场，会计信息是微观主体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客观反映。为保证资本市场的公平、公正和公开，会计制度需有效回应各类市场参与者对信息获取的多元化诉求（唐国平等，2018）。具体而言，在市场机制层面，无论是股票发行核准与企业退市，还是股权分置与注册制改革，均需会计制度提供信息保障。特别是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背景下，会计制度面临与国际标准深度协调的现实压力。在公司财务层面，会计制度需与持续创新的业务模式保持动态适配，对外提供决策有用的财务报告，这不仅要求会计信息如实呈现企业基本面状况，还要客观反映管理层经营管理责任，从而为利益相关者估值和决策提供信息支持。在金融监管层面，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金融风险管控的挑战，会计制度亟需与巴塞尔协议框架深度协调。这一过程不仅需要提升识别、计量金融风险的能力，还要通过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来降低监管成本，从而构建更为有效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

整体来看，这些不同层面的需求构成了会计制度建设的目标约束，深刻反映了现代企业制度与资本市场的本质特征。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现代企业是一系列契约关系的集合，会计制度作为不同利益相关者签订、执行、监督契约的重要基础，其服务对象已从政府和企业，逐步拓展至投资者、债权人、供应商、客户、监管机构、社会公众等多元利益相关方。

一直以来，中国会计制度建设始终服从服务于国家战略。革命根据地时期，国家的重要战略之一是建立有效的财政体系，支持革命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由于当时的经济基础薄弱，且国家战略对财政的依赖度较高，为满足国家战略部署的需要，会计制度建设围绕财政经济工作展开。随后，国家提出改革开放政策，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会计制度建设进一步聚焦微观主体的信息需求，为适应国际化发展、防范财政与金融风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与公司治理提供重要信息保障。虽然会计制度建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心有所差异，但其本质始终未脱离服务国家战略的主线。区别于其他国家的会计制度，紧密对接国家战略是中国会计制度建设最核心、最独特的目标约束。

鉴于学术研究对揭示现实规律、指导实践创新的重要作用，本文通过文献分析，阐释会计制度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展现的具体功能。本文基于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最终检索获得118篇文献，具体检索方法如下：（1）以国内高校普遍认可的权威期刊《中国社会科学》《管理世界》《经济研究》以及会计学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期刊《会计研究》《会计与经济研究》作为文献来源；（2）以“会计”“会计制度”“会计信息”为关键词进行初始检索；（3）以“中国情境下会计信息的经济后果”为主题，对文献进行补充与筛选调整。

本文通过对选定文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图4所示）发现，有关会计制度功能的文献数量随时间推移整体呈上升趋势。随着时代发展，学者日益重视会计制度研究，相关论文数量也随之增长。为清晰展示会计制度的发展性特征，本文借助CiteSpace软件，对选定文献的主题词进行时区分析。如图5所示，21世纪初，“盈余管理”“会计盈余”“会计信息”“信息含量”等主题词占据中心地位，这一现象反映了学术界对会计盈余质量的密切关注，学者致力于考察会计信息在解释证券价格变动方面的内在机理。2008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公允价值”跃居核心，其周边迅速汇聚“金融危机”“市场风险”“金融稳定”以及“监管规则”等主题词。这一转变表明，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学术界开始重点关注公允价值会计在缓解市场风险、维护金融稳定、配合金融监管等方面的作用。2012年前后，研究主题词开始向“资本市场”“投资决策”“决策价值”聚焦，标志着学术界日益重视会计信息在资本市场中的决策有用性，强调会计信息作为关键信息源对投资者决策与资源配置的价值。2013年，随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政府会计”“管理会计”等主题词成为会计研究的焦点，研究视野亦随之拓展至政府会计与管理会计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作用。随后，为顺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资本化”“研发支出”“研发补助”等主题词集中涌现，表明学术界对会计制度如何促进科技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进行了深入探索，进一步凸显会计制度在推动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图  4  基于时间与研究方法的文献分布

图  5  研究主题词的时区分析

通过主题词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促使学者对会计制度的功能进行探索与反思，而会计制度也在其演变过程中紧跟国家战略步伐，为不同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会计本质上是一项围绕价值运动的管理活动，经济社会活动中各层面的价值运动均可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会计管理的对象（续慧泓等，2021）。虽然会计核算主要面向微观主体，但会计制度的影响力和作用范围早已超出微观层面，并不断向宏观经济领域延伸（王化成等，2012）。目前，有关会计制度功能的探讨主要聚焦微观层面，而对宏观经济的关注较少（姜国华和饶品贵，2011）。如图6所示，本文所选文献大多聚焦会计制度在微观场景中的应用，宏观视角的分析相对有限。为全面把握会计制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本文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系统阐释其功能与作用。

图  6  基于研究内容视角的文献分布

在微观层面，会计制度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经营管理。会计制度是微观主体进行核算、报告的基础规范。会计核算不仅能反映、控制各项成本，还能为评估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衡量融资活动的成本效益以及监控资本运用的实际效果提供依据，是评估风险与发展前景的重要基础，更是实施战略管理、实现长远发展目标的关键支撑。

第二，证券定价。在会计制度约束下，企业所披露的信息有助于投资者预测未来业绩走向、分析潜在风险，进而评估未来现金流的规模、时间分布及其不确定性。这类具有价值相关性的信息可修正投资者预期，影响证券定价与投资决策。

第三，契约与治理。契约的有效执行依赖于对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方式、投入资源、履约情况及利益分配的清晰界定（Jensen和Meckling，1976）。这一过程需要会计如实反映各利益相关者的要素贡献及产权关系，会计制度所生成的信息在契约签订、执行与监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Watts和Zimmerman，1990）。尤其是考虑到契约不完全性的客观存在，会计制度能够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减少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为公司治理提供关键的制度支撑。 ²⁵

第四，预算管控。会计制度所提供的信息能够反映政府预算收支情况，为预算目标的制定与预算执行的控制提供依据，有助于增强预算约束力并提升预算资金的使用效益。此外，在税收征管过程中，会计制度与税收法律法规协同配合，有助于识别逃税漏税行为，并为公共财政资金的筹集提供支持。

在宏观层面，会计制度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宏观预测。微观主体信息经加工、汇集与提炼，可转化为支撑宏观经济发展决策的依据。会计制度所生成的信息，既直观呈现微观主体的经营动态，亦能用于预测宏观经济走势。例如，通过系统收集、整理与分析企业的收入、成本、利润等数据，可预测行业增加值、进出口总额乃至国内生产总值等反映整体经济运行状况的指标。因此，会计制度在预测与评估经济形势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第二，资源配置。受会计制度约束，会计信息具有明确的披露规范与质量要求，能综合反映企业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相比于资本市场其他信息，会计信息更具可验证性与系统性。在中国资本市场改革过程中，会计制度为保障市场信息透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重要支持。同时，作为国际通用商务语言，会计制度的国际化发展提高了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也为国际资源配置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三，金融稳定。国际金融危机后，会计制度与金融监管规则的协同配合日益紧密，越来越多的金融监管指标开始与会计数据挂钩。会计制度的完善有助于提升监管指标的准确性，为金融监管部门实施有效管控提供支持。同时，会计制度通过生成并披露标准化的财务信息，帮助金融监管部门客观评估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与风险水平，进而促进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第四，国家治理。在科技创新方面，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将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会计制度则通过营造良好的核算环境，助力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提升。具体而言，会计制度对企业研发阶段的划分与研发投入的披露具有明确规定，这不仅有助于企业科学管理研发活动，还为外部投资者提供更全面的信息，增强其对企业研发创新投入的信心。同时，政府实施的“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也依托于会计制度对研发支出的规范核算。通过与相关优惠政策的配合，会计制度可协同激励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在此背景下，《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2019）、《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试行）》（2024）等相继发布。这些制度系统揭示了企业经营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为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在公共服务治理方面，随着政府职能由传统管理型向现代公共服务型转变，政府会计领域的制度建设持续深化，构建了政府预算会计与财务会计适度分离又相互衔接的核算模式。这一制度演进为评价政府公共受托责任履行情况、加强财政风险管理奠定了重要基础。

上述会计制度功能研究的代表性文献汇总如表2所示。

（1）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显著提升，宏观经济政策与治理体系日益成熟。然而，长期形成的对要素成本优势与经济后发优势的路径依赖，也积累了一系列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例如，过度依赖技术模仿和引进的增长模式导致自主创新缺乏后劲，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生态环境恶化，不平衡的生产力布局导致东西部地区差距显著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等，2020）。为此，国家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与重要着力点，强调其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²⁶ 这一战略旨在推动产业升级与技术革新，加快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并通过提升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整体经济协调发展（杨志勇，2024）。

（2）数字技术强势崛起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国家将数字经济发展与数字技术赋能作为战略优先方向，经济社会发展正进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时代。 ²⁷ 在数字产业化方面，依托“大智移云”技术群，新产业经济体开始提供数字化产品与数字化服务；在产业数字化方面，传统实体经济与数字技术加速融合，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但在这一过程中，数字技术与经济活动之间的渗透融合面临制度供给不足与机制适配滞后的情况，特别是在数据资源的确权、核算与流通等方面，相关制度体系建设尚不完善。这些短板不仅限制了数字技术在产业中的深度融合与效能释放，也制约了数据要素的市场流通与价值转化。

（3）发展格局深刻调整

当前，外部环境正经历深刻变化，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复杂挑战（刘伟和范欣，2023）。为应对这一系统性变化，党中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这一战略引领下，中国既要持续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构建更具韧性与效率的供应链体系；也要着力提升全球资源整合能力，加快实现由差异化、政策型开放向更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战略跃升。在此过程中，增强对跨境金融风险的监测预警与协同应对能力以适应全球金融环境的动态变化，是维护资本市场稳定运行、保障市场资源有效配置的关键支撑。从更深层的制度逻辑来看，如何在对接国际规则的同时妥善平衡国家发展利益，已成为风险管控的核心问题，而这进一步要求深度参与全球规则讨论与制度构建，推动本土实践经验转化为具有建设性的制度方案。

（1）企业层面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不断发展且运用广泛，数据资源正快速取代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成为价值创造的重要驱动力量。然而，现行会计制度的会计要素确认模式主要依赖于经济资源的拥有或控制（存在不确定性）、经济利益流入或流出的可能性（结果不确定性）以及成本或价值的可靠计量（计量不确定性），更适用于传统生产要素的核算（张俊瑞等，2020）。当前，财务报告概念框架尚未充分纳入这一新兴生产要素，进而影响会计信息的决策价值（Lev和Zarowin，1999；Lev和Gu，2016； Govindarajan等，2018；黄世忠，2020；谢德仁等，2020）。尽管财政部已发布《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2023），并对数据资源会计处理进行了初步规范，但数据资源的会计核算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为促进会计制度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相关部门应进一步优化会计基础理论体系，强化信息技术在会计理论与实务中的支撑作用，从而更好地适应并服务数字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2）政府层面

在政府财政管理方面，财政部陆续发布《政府会计准则——基本准则》（2015）、《政府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2016）、《政府会计准则第2号——投资》（2016）等多项准则及制度解释与应用指南，初步构建了预算会计与财务会计相协调的政府会计体系。然而，对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当前政府财务会计的覆盖范围仍相对有限，在政府数据资产、政府收入等方面的核算亟需完善。同时，政府会计的基础理论体系尚未完整建立，诸多核心概念仍需进一步厘清。例如，政府资产负债表的信息体系主要沿袭企业财务报告的逻辑框架，但政府资产负债的内涵与企业并不完全相同，政府财务报告的相关内容有待完善（姜宏青和郑晓慧，2024）。此外，随着数字化、智能化信息技术的发展，如何运用先进技术提升政府会计应用效率亦值得进一步探究。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作为关键治理主体的政府，必须系统把握并充分运用反映企业经济运行状况的会计信息，会计制度也由此关系到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与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在生态治理领域，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已初步建立，但现行会计制度在碳资产确认、碳成本归集以及碳排放权交易、开发与转让等环节的处理规范仍不够清晰。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对企业减排行为与减排成效的评估效果，进而影响了碳目标设定、政策工具选择与执行效果监测的科学性。在共同富裕领域，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是促进共享发展的重要基础。当前，尽管《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试行）》（2024）的出台加强了对环境、社会和治理（ESG）信息的规范要求，但相关制度在披露内容的完整性与信息验证的有效性方面尚存不足。这种制度层面的局限，使得企业在乡村振兴、弱势群体扶助等领域所产生的社会效益难以被充分呈现，进而影响了政府基于信息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的治理效能。

（3）市场层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度重视资本市场建设，明确提出打造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运行中，会计制度是企业与利益相关者沟通的信息桥梁，是投资决策、风险防范、对外开放的制度基础。当前，中国金融体量与复杂程度已今非昔比，股市、债市、期市、汇市等联动增强，跨境资金流动更为频繁，跨市场风险传导压力增大。不仅如此，政府债务、通货膨胀、国际货币体系失衡等问题日益凸显，市场风险因素持续增多。这一系列变化对会计信息的风险反映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与此同时，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离不开会计制度的国际趋同与金融监管的国际协作。长期以来，英美等国作为国际会计与金融监管规则的主要发起者，在不同程度上基于自身经济利益主导相关规则的制定。在国际格局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提升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已成为保障资本市场长期稳健发展的重要任务。

中国是大陆法系国家，以成文法为主要法律渊源。在中国会计制度体系中，《会计法》是规范会计工作的基础性法律，其他会计制度中的基本概念、假设、原则与方法不得与《会计法》相抵触。2024年，《会计法》第三次修正，会计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得到进一步巩固，但现行会计准则与《会计法》之间仍需进一步衔接、统合。例如，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是一项缺乏原始凭证的会计行为，这虽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2006）的规定，但却与《会计法》第九条“各单位必须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进行会计核算，填制会计凭证，登记会计账簿，编制财务会计报告”相冲突（戴德明等，2017）。类似地，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企业应采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对金融工具计提减值，但预期信用损失是基于“未来12个月内”和“整个存续期”计算的，是尚未出现减值迹象的预期损失，这种“未知的未知”缺乏客观证据支持，甚至可能成为企业不当操纵的合理借口，从而对会计制度的法治效力形成内在制约（丁友刚和王彬彬，2017）。由此可见，国际趋同背景下的会计制度建设在引入相关惯例时，尚未充分厘清其与《会计法》的衔接关系，会计制度建设的法定遵循基础应进一步夯实。

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实现了实质性趋同。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规范，其性质更接近于一套证券市场从业机构共同设计的金融分析规则（周华，2019），这一特征显著有别于以《会计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为统领、注重法律规范与严谨性的中国会计制度体系。当前，中国会计的基础理论与规则探索更多聚焦于会计核算维度，致力于提升会计制度与新兴经济业务的适配性，较少从会计法律框架出发，全面审视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对中国会计法律法规体系的内在影响。在未来会计规则的制定及其与国际规则协调的过程中，会计制度建设应进一步融入法治化导向，以促进会计制度的规范、协调与统一。

在会计假设方面，数智化技术能够为会计核算流程提供支持，提升数据整合能力与生成速度，特别是依托网络化财务共享与区块链分布式记账，会计信息能够突破传统会计主体与会计期间的界限，实现跨空间、跨期间核算。借助新技术，政府和企业可根据自身需要灵活界定会计主体、设定会计期间，从而实现对预算执行、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与现金流量等的精准监控与实时分析。

在会计信息质量方面，会计核算需在“最为相关”和“最为如实反映”之间权衡。在数智化技术驱动的计量环境下，会计信息可实现不可篡改、即时生成与动态可比，从而天然具备了可验证、及时性、可比性等质量特征。然而，受限于当前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数智化会计核算同样存在内在技术漏洞与安全隐患，这些技术缺陷构成了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风险因素。因此，会计信息质量特征需将技术层面的影响因素纳入考量，并加强对技术风险因素的评估与监控。

在要素核算方面，数据资产“入表”已启动并取得初步进展，但在确认、计量与报告等环节仍存在一系列关键问题。在确认层面，能否实现控制是数据资产确认的重要标准，而控制既包含主导经济资源使用并获取经济利益的现实能力，也隐含阻止其他方主导经济资源使用并获得经济利益的排他能力（张俊瑞等，2020）。由于信息保护与数据安全机制尚处于初级阶段，数据资源可复制、易共享的特征使得会计主体难以完全排他地控制数据资源并实现经济收益，从而引发数据资产会计确认的难题。在数据资产会计规范框架中，清晰界定其排他性边界是实现会计确认的关键前提。在计量层面，数据资产的要素市场尚未完全形成，其具体的交易场景与使用模式也有待进一步界定。受此制约，数据资产目前难以适用在用价值或公允价值计量，现行会计核算主要采用相对审慎的历史成本计量模式。考虑到数据资产价值的易变特征，历史成本计量模式难以有效反映数据资产的真实价值，数据资产价值损耗模式、减值规律、价值重估等计量层面的问题仍需深入探索。在报告层面，《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2023）要求数据资产以“存货”或“无形资产”列示，但数据资产不符合存货可量化、可盘点等有限性特征，其权属关系也不同于一般无形资产。因此，鉴于数据资产的重要性，在财务报表中增设“数据资产”一级会计科目更为必要。此外，相比于企业数据，公共数据具有更坚实的流通基础和更高的流通价值，而当前会计核算主要围绕企业数据资源展开。随着公共数据资产开发利用机制的不断完善，相关部门还需建立专项公共数据资产核算规则，进一步完善数据资产会计制度体系。

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面临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实现“双碳”战略目标、促进共同富裕等多重现实挑战。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抓手，会计制度需在数据资产核算、财务管理与绩效评价、可持续发展等领域，进一步提升相关信息披露的深度与广度。

一方面，部分难以可靠计量的经济资源（如创新能力、人力资本、客户关系等）已成为企业价值创造的重要驱动因素，“生态文明”“共同富裕”等可持续发展理念也逐渐融入企业经营管理、市场投资决策与国家现代化治理框架。为保证会计信息的内在价值，表外披露的边界亟需拓展，既要纵向强化对表内项目的详尽披露，也要横向延伸至环境、社会与治理等关键领域，通过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综合信息披露体系，为利益相关者决策提供更充分、更准确的信息支持。另一方面，依托数智化技术，管理层可在财务决策、内部控制、风险预警方面建立更加智能的信息系统，通过对数据的深度挖掘与分析，优化对过去经济活动的记录与评价，加强对未来事项的预测与控制。这一转变有助于管理层在财务报告中披露更具系统性与前瞻性的信息，进而提升财务报告综合质量。

综上，面对政府、企业和市场层面的需求，会计制度亟需突破现有理论与制度设计瓶颈，向“法治化导向”“数智化融合”“综合化披露”的目标持续演进，从而扩展会计制度功能，推动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上述协同过程如图7所示。

图  7  新时代会计制度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联动

会计制度的每一次变革都深深植根于特定的经济社会背景，会计制度不仅通过自身改革适应时代需求，更肩负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使命。基于中国的实践探索，从财政经济管理与计划体制运行，到现代企业制度构建与资本市场培育，再到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完善与数字经济发展，每一次重大经济改革都推动了会计制度创新发展，而会计制度也在这一进程中持续拓展自身价值，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制度保障。纵观历史，会计制度始终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抓手，坚定不移为宏观政策实施提供保障。这种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导向的鲜明特征，不仅构成了中国会计制度建设的内在要求，还彰显了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独特价值。

当前，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推动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战略引领下，立足中国实践、回应现实问题、构建兼具理论解释力与现实指导性的会计理论与制度体系，已成为学术界与实务界的广泛共识。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数字经济浪潮的兴起、绿色低碳转型的推进以及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深入，会计制度需在系统梳理历史演进脉络的基础上，拓展理论视野，深化制度内涵，构建适应新经济形态的核算与披露机制。未来，持续推进会计制度创新，增强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协同与适应能力，将提升会计在优化市场资源配置、服务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更坚实的制度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