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影响正式制度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协调状况决定了制度的实际有效性。因此，研究文化在制度设计过程中的作用可能成为非常重要的步骤（Laffont和Martimort，2009）。中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各个区域受自然地理环境、历史传承、宗教信仰、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因素的影响，区域文化差异较大（赵向阳等，2015）。来自不同区域的人群在价值体系、制度规范、行为模式上也相差较远。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心理学、管理学的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区域文化差异的形成原因、划分标准、影响后果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其中，不确定性规避倾向被视作为度量以及区分不同区域文化的重要维度。不同区域的人群对待风险的态度存在较大差异，有些区域的人群推崇挑战与冒险，而有些区域的人群则更为保守，希望规避风险，如北方人的性格较为粗犷、阳刚，而南方人则更为平和、委婉。不同区域人群对承担风险态度的不同使得企业行为之间存在诸多差异。已有研究表明，相比于不确定性规避倾向较低的地区，处于不确定性规避倾向较高地区的企业，企业经营越稳健（Li等，2013）、会计信息质量越高（叶陈刚等，2020）、盈余管理可能性和水平越低（Guan和Pourjalali，2010；Han等，2010）、并购决策越稳健（李善民等，2019）等。

对于内部控制，已有研究从跨国文化比较、儒家文化、企业文化等层面证明文化是影响内部控制的重要因素（Patel，2003；王竹泉和隋敏，2010；李志斌，2012；程博等，2016；Kanagaretnam等，2016；张萍和杨雄胜，2018）。但上述研究主要基于国家或者企业个体层面研究文化对企业内部控制的影响，尚未关注中国内部多元区域文化对内部控制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内部控制以风险控制为主线（谢志华，2007），旨在有效识别和控制风险，而区域文化中不确定性规避倾向这一维度正是反映了该区域人群对风险的偏好及其行为控制倾向。因此不同区域文化中不确定性规避倾向的差异是否会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本文以2003−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不确定性规避倾向与内部控制之间关系进行了理论探讨与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区域文化中的不确定性规避倾向对内部控制质量具有显著影响，相比于不确定性规避倾向较低的地区，在不确定性规避倾向较高的地区，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更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社会信任水平较低地区，不确定性规避倾向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更加明显。

本文的贡献可能在于：一是丰富与扩展了中国制度背景下文化与内部控制制度之间关系的研究。已有研究多从正式制度层面探讨内部控制质量影响因素，对以文化为主体的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成果相对较少。本文则从不确定性规避倾向这一维度切入，在中观层面给出区域文化对内部控制影响的经验证据，进一步丰富与扩充了现有文献；二是从地区共有的不确定性规避倾向与社会信任的视角研究其对企业内部控制的影响，研究结论进一步对不同区域内的企业行为存在系统性差异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启示。

文化是一个社会群体所共有的价值观、信仰及态度，对经济和金融发展发挥关键作用（Statman，2009）。但关于区域文化与经济行为的相关实证研究一直存在难以量化的困难，对此国际文化心理学家们提出了文化维度模型，通过将文化分解为描述不同价值观侧面的要素维度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其中不确定性规避倾向是区分不同区域文化的重要维度，考察了人们对风险承担的偏好与态度。从最具国际影响力的Hofstede（1980）“四文化维度模型”到代表最新进展的House等（1999）“九文化维度模型”，不确定性规避倾向始终是被共同关注的重要文化维度。

Hofstede（1980）将不确定性规避倾向定义为一个社会感受到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情景的威胁程度，为避免这些不确定情景带来的威胁，人们会采取某些技术、法律或宗教上的方式。一般而言，在不确定性规避倾向较高的社会中，人们对风险较为敏感，普遍具有高度的紧迫感和进取心，以避免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带来的威胁；而在不确定性规避倾向较低的社会中，人们对风险的敏感度较低，倾向于保持放松的生活态度和鼓励冒险。这种用于刻画人们风险承担偏好与态度的不确定性规避倾向，也是中国区分不同区域文化的重要标准。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个区域受自然地理环境、历史传承、人口因素、宗教信仰、多样性的方言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区域文化差异较大（赵向阳等，2015）。根据历史地理学研究，这种区域文化的差异由来已久，《礼记·王制》中记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中国自古以来即存在区域文化圈的划分，如东周时期存在中原、北方、齐鲁、楚、吴越、巴蜀滇和秦文化圈的划分；西汉时期存在赵地、巴蜀、鲁地、楚地、齐地、燕地、越、郑卫、关中、西南夷等文化圈的划分。区别这些文化圈的一种重要维度就是该区域人群对于风险承担的偏好与态度。如《后汉书》中记载：“关西出将，关东出相”；《宋史·地理志》中描述“河北路”区域的人勇敢、讲义气、阳刚，但易鲁莽激进，而“两浙路”区域的人性情温婉、聪慧、平和、避免激进，所谓“河北路^①······人性质厚少文······大率气勇尚义，号为强忮······习尚战斗” “两浙路······人性柔慧······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这些均充分刻画了不同文化圈人群对风险承担的偏好与态度。

内部控制以风险控制为主线（谢志华，2007），旨在有效识别和控制风险，为企业目标的实现提供合理保障。区域文化中是否提倡规避与管理风险，会直接通过人群的态度与行为影响企业内部控制质量。

本文认为区域文化中不确定性规避倾向从以下两个方面影响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第一，不确定性规避倾向影响企业内部控制建设的内在动力，进而影响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内部控制旨在有效识别和控制风险，为企业目标的实现提供合理保障。处于不确定性规避倾向较高地区的企业，由于对风险的容忍度较低，企业会更为迫切地完善内部控制以识别与规避风险。因此，企业会高度重视与强调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并不断进行完善，从而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与之相反，处于不确定性规避倾向较低地区的企业，由于更偏好冒险，企业往往较少强调控制，因此企业可能对内部控制重视不足，制度建设不到位。第二，不确定性规避倾向影响内部控制的实际执行。人是保证内部控制有效运行的根本因素（程博等，2016）。处于不确定性规避倾向较高地区的人，行为较为保守和严谨，出于职业安全考虑，可能会认真执行、遵从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也会实施较为严格的自我行为管理以避免违反内部控制相关规范要求，因此企业内部控制能够得到切实执行。而处于不确定性规避倾向较低地区的人倾向于放松的生活态度和鼓励冒险，因此关键环节的内部控制措施和活动可能会被“架空”，导致内部控制得不到切实执行，流于形式，影响内部控制质量。总而言之，在不确定性规避倾向较高地区，由于人们倾向于结构化的情形，对于未来事件发生情况的清晰感和稳定性需求较高，所以对包括内部控制在内的规章制度更为依赖，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H1：不确定性规避倾向影响内部控制质量，处于不确定性规避倾向高的地区，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更高。

信任能够提供稳定的心理预期，减少不确定性（Williamson，1975）。社会信任则通常被界定为交易当事人对自己被另一方欺骗概率的心理预期（Guiso等，2008）。现有研究发现，区域间社会信任水平的差异会对该区域企业和个人行为产生系统性影响（张敦力和李四海，2012）。在社会信任水平较高地区，由于信任能够提供稳定的心理预期，减少预期的不确定性，人们更加倾向于合作，所以企业可以获得供应商更多的商业信用（Wu等，2014）、商业信用成本也更低（刘凤委，2009），企业融资成本更低、期限更长（潘越等，2009；张敦力和李四海，2012），股价崩盘风险更低（刘宝华等，2016），审计收费更低、审计契约更为稳定（刘笑霞和李明辉，2021），企业更倾向于设置较少的股权层级（邱保印和程博，2021），较少诉诸于正式制度来保护自我利益（Knack和Keefer，1997）等。而在社会信任水平较低地区，由于缺乏这种信任机制，人与人之间更倾向于相互猜疑，合作意向低（Putnam，1993），信任机制的不足使得人们不得不通过一些正式手段保护自己。

综上，由于在社会信任水平低的区域，人们的不确定性预期较大，对于可能发生的机会主义行为具有较高预判，因此企业倾向于构建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保护自身利益，对于那些不确定性规避倾向较高地区的企业而言更是如此，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H2：在社会信任水平较低地区，不确定性规避倾向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更加显著。

本文以2003－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具体样本筛选过程如下：（1）剔除ST、^*ST类公司；（2）剔除金融保险行业公司；（3）剔除所需研究的主要数据缺失的公司；（4）剔除资产负债率大于1的公司。本文最终获得19098个样本观测值。上市公司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内部控制质量数据来源于迪博数据库的内部控制指数库，中国各区域文化中不确定性规避倾向的数据来自赵向阳等（2015）论文报告的基于“全球领导力与组织行为有效性研究”（GLOBE）价值观测量体系测度的全国各省（市）文化特点得分数据。为保证数据有效性并消除异常值对研究结论的干扰，本文对主要连续变量进行了1%水平的Winsorize缩尾处理。

为检验本文研究假说，本文设定如下待检验回归模型：

被解释变量IC表示企业内部控制质量，采用深圳迪博企业风险管理技术有限公司发布的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其打分区间为［0，1000］。考虑回归系数量纲，本文借鉴林钟高和丁茂桓（2019）的做法，将内部控制指数除以100，取值范围变为［0，10］。该指标数值越大，表示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越高。

解释变量Culture表示区域文化中的不确定性规避倾向，鉴于区域文化代代传递，具有相对稳定性，本文采用赵向阳等（2015）关于各区域文化中不确定性规避倾向的调查数据。数据显示不确定性规避倾向越高，Culture的取值越高。

分组变量Trust代表社会信任水平，参照张敦力和李四海（2012）等的研究，采用张维迎和柯荣住（2002）关于中国企业家信任调查的社会信任数据。具体以虚拟变量（Trust）来测度，按照上市公司的注册地进行配比和赋值，将高于信任水平中位数的取值为1，定义为高信任水平地区；低于中位数的取值为0，定义为低信任水平地区。

Control为控制变量，参考Doyle等（2007）、程博等（2016）的研究成果及相关结论，本文控制变量包括盈利能力（Roa）、上市年限（Age）、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企业成长性（Growth）、股权集中度（H_10）等，同时控制了年度（Year）和行业（Industry）因素的影响。此外，为控制当地经济环境的影响，本文还控制了当地经济发展水平GDP。各变量的具体定义如表1所示。

表2报告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结果显示，内部控制质量（IC）最大值为9，最小值为0，均值为6.500，表明样本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存在较大差异。不确定性规避倾向的最小值为4.200，最大值为4.600，说明中国不同地区的不确定性规避倾向存在一定差异。其他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详见表2。

为确保模型估计的一致性和有效性，本文在实证分析之前对进入模型的所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了方差膨胀因子（VIF）诊断。结果显示VIF介于1.01和1.86之间，均值为1.26，远远低于临界值，由此可以排除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3报告了假说1的回归结果。列（1）的结果显示，在控制公司规模、当地经济发展水平GDP等因素后，不确定性规避倾向（Culture）与内部控制质量（IC）在1%的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为0.272，表明不确定性规避倾向每增加1个标准差，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相对于样本均值提高4.02‰^②。因此区域文化中不确定性规避倾向越高的地区，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越高；相反，区域文化中不确定性规避倾向越低的地区，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越低，结果支持了本文研究假说1。列（2）和列（3）是按照企业产权性质进行的分组检验。列（2）为非国有企业子样本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区域文化（Culture）与内部控制质量（IC）在1%的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为0.302。而在列（3）国有企业子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不确定性规避倾向（Culture）与内部控制质量（IC）的关系并不显著。说明相比于拥有完善正式制度的国有企业，不确定性规避倾向更容易影响非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

进一步地，本文考察了不同社会信任水平下不确定性规避倾向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按照社会信任水平中位数，本文将样本划分为社会信任水平高组与社会信任水平低组两组，表4报告了按社会信任水平分组的回归检验结果。列（1）的结果显示，在社会信任水平低的地区，不确定性规避倾向（Culture）与内部控制质量（IC）的回归系数为0.240，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列（2）的结果显示，在社会信任水平高的地区，不确定性规避倾向（Culture）与内部控制质量（IC）的回归系数是0.147，但并不显著。说明区域文化中不确定性规避倾向与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在社会信任水平高的样本中作用有限，而在社会信任水平低的地区，不确定性规避倾向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更加显著，结果支持了本文研究假说2。

为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还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第一，为缓解内生性问题，使用地区储蓄率作为区域不确定性规避倾向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第二，更换内部控制质量的度量方法；第三，剔除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个文化交融度高的一线城市样本进行回归检验；第四，剔除董事长出生地与企业所在地不一致的样本进行回归检验；第五，剔除儒家文化发祥地山东省的子样本进行回归检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前文实证结果具有一定稳健性。

为缓解区域文化中不确定性规避倾向与企业内部控制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尝试使用地区储蓄率作为区域不确定性规避倾向的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验证。已有研究表明，居民储蓄率能够体现当地文化中对于不确定性的规避倾向（宋铮，1999），并且地区储蓄率与企业特征无相关性，是一个较好的工具变量。因此，用地区储蓄率来代理当地文化中对不确定性的规避倾向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可行性。具体验证结果如表5所示，采用地区储蓄率作为工具变量的2SLS回归结果仍然显著。因此前文实证结果具有一定稳健性。

在内部控制质量衡量上，本文借鉴程博等（2016）的做法，将迪博内部控制指数除以1000标准化（IC_2）进行检验分析。使用内部控制替代变量重新分析的结果如表6所示，回归结果基本不变。

由于企业内部人员来自全国各地，因此文化之间存在传播与交融。为排除不同地区文化交融产生的影响，进一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在此剔除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个一线城市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可以看出，剔除文化交融度高的四个一线城市之后，回归结果仍然稳健。

虽然区域文化能够在宏观层面对企业行为产生影响，但高管作为企业内部控制最重要的构建者与责任人，其个人文化背景可能会从微观层面对内部控制质量产生重要影响。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现象严重，并且国有企业管理者多由政府指派或委任，董事长对公司决策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本文进一步以剔除董事长出生地与企业所在地不一致后的子样本，即剔除董事长非本地人后的子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由于董事长出生地数据并非是强制披露信息，因此所得样本较少。表8报告了剔除董事长非本地人后的子样本检验结果，回归结果仍然稳健。

已有研究发现，儒家文化会对内部控制产生影响（程博等，2016），但囿于儒家文化数据的可得性，在前文回归中未能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因此，本文进一步以剔除儒家文化发祥地山东省后的子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表9报告了剔除山东省后的子样本检验结果，回归结果仍然稳健。

文化是影响经济活动诸多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Hofstede，1980）。具体到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和新兴市场国家，文化因素的影响可能更为深远（陈冬华等，2013）。因此，在中国这样的制度背景下，研究文化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更具理论与实践意义。文化可以从多个层面对决策主体产生影响。现有研究从国家层面、企业层面等宏观与微观视角证实了文化是影响内部控制质量的重要因素，但就中观层面的区域文化将会对内部控制质量产生何种影响，尚缺乏相关经验证据。鉴于此，本文以2003−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区域文化中不确定性规避倾向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这种影响在不同社会信任水平下是否存在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区域文化对内部控制质量具有显著影响，处于不确定性规避倾向高的地区，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更高，这一作用在社会信任水平低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这一结论在采用工具变量二阶段回归法控制内生性问题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稳健。

本文的启示意义在于相关监管部门需要关注不同区域间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差异：在不确定性规避倾向文化较高的地区，企业建设内部控制的内在驱动力可能更强，内部控制质量较高，而在不确定性规避倾向较低的地区，内部控制质量则较低。

本文可能的政策建议如下：（1）国家监管层面，对于不确定性规避倾向较低地区的企业，应加大监管力度，以外部压力驱动内部建设，促使企业完善内部控制；对于不确定性规避倾向较高地区的企业，监管部门应针对企业本身具有建设高质量内部控制的内在动力的特点，为企业营造良好外部制度环境，完善相关激励措施，使企业在建立与实施内部控制时更加顺畅，提升内部控制建设自我效能感。（2）企业层面，组织管理者通过一些干预手段提升和强化企业员工的风险防范意识与危机意识，从而提升员工建立与遵守内部控制的意愿程度，同时也要注意信任机制对内部控制的替代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