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的商品房销售价格呈现持续大幅度上涨趋势。1998年，我国商品房的平均成交价格仅为2063元/平方米，2018年上升至8737元/平方米，上涨了三倍多。与此同时，大中城市的商品房销售价格上涨幅度更大。与1998年相比，2018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一线城市的房价年均涨幅超过10%，分别上涨了469.15%、595.62%、319.83%、726.20%^①。2010年至今，一线城市房价年均增幅都在20%以上，从而引发了广泛的“逃离北上广”的讨论（张莉等，2017）。

对于普通的工薪阶层而言，房价大幅度上涨，意味着不得不花费更多的住房支出，经济压力陡增。贝壳研究院201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对于80后和90后，购房时的贷款成交比分别达到90.70%和85.20%，购房后的月供收入比分别达到40.80%和43.50%。需要指出，虽然我国居民的收入结构随着经济发展逐渐呈现多元化特征，但工资收入仍占据主导地位。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居民人均收入与支出”的统计结果，2013 −2018 年，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始终维持在60%左右。因此，面对房价上涨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广大工薪阶层除了寄望政府对房价进行宏观调控以外，还希冀实得工资有所提升，以此来抵消房价上涨所带来的经济负担。实际上，员工实得工资的多寡，不仅取决于工资水平的高低，还与企业“如何发放工资”密切相关，即企业是否进行工薪所得税筹划。从现实经验来看，企业的工薪所得税筹划也确实会对员工实得工资产生重要影响。根据江轩宇等（2019）的测算，当员工全年工薪应纳税所得额为9万元时，通过构建月工资和年终奖组合，节税收益额可占到全年工薪收入的17%以上。

当房价较高时，企业会不会为了缓解员工的经济压力而进行更多工薪所得税筹划呢？一方面，企业进行工薪所得税筹划有利于增强员工的归属感，产生激励效应，最终提高企业的绩效水平（王雄元等，2016）。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当房价较高时，企业有动机进行更多工薪所得税筹划。但另一方面，企业进行工薪所得税筹划也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例如，企业可能需要雇佣更多人手从事税务筹划工作，或聘请专业人士来设计税务筹划方案，这都需要支付一定的劳务报酬。同时，企业进行较多的纳税筹划工作，还可能引起税务机关的关注进而实施更为严格的监督，增加企业的法律风险（Wilson，2009；Chen等，2010；Rego和Wilson，2012）。对于一些有房员工而言，房价上涨反而增加了个人财富，他们对企业是否进行工薪所得税筹划的敏感度较低。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当房价较高时，企业进行工薪所得税筹划的意愿并不强烈。综上，当房价较高时，企业是否进行更多工薪所得税筹划是一个有待检验的实证问题，这凸显了本文研究的重要性。

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房价水平对企业工薪所得税筹划的影响。研究发现，当所在地区的房价水平较高时，企业会进行更多工薪所得税筹划。这意味着企业能够感知到员工在住房支出方面的经济压力，并且在个人所得税筹划方面采取了积极措施。在采用替代性指标、PSM配对、滞后一期变量、剔除有关城市等一系列方法进行稳健性测试以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截面分析发现：（1）当员工收入水平较高、年轻员工较多、高管的财务背景较丰富时，高房价对企业工薪所得税筹划的促进作用更强；（2）当企业所在地的税收征管强度较大时，高房价对企业工薪所得税筹划的促进作用减弱；同时， 2019年的个人所得税改革为企业留下了更多税务筹划空间，强化了高房价对企业工薪所得税筹划的促进作用。此外，研究还发现高房价与企业工薪所得税筹划之间的关系在东部地区及2011年以前更加显著。经济后果检验发现，当房价较高时，若企业积极进行工薪所得税筹划，能够对员工产生激励效应，最终提高了企业生产效率和企业绩效。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企业工薪所得税筹划这一新视角为“房价变动的微观经济后果”提供了新证据。以往关于房价变动经济后果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宏观层面，比如房价对居民消费、经济增长等的影响（颜色和朱国钟，2013；何青等，2015），基于微观企业层面的研究则相对较少（Chaney等，2012；刘行等，2016），且尚未有研究从工薪所得税筹划的角度进行探讨。本文通过考察房价水平对企业工薪所得税筹划的影响，可以为房价变动的微观经济后果提供新证据。

第二，丰富了工薪所得税筹划方面的学术文献。近年来，工薪所得税筹划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王雄元等，2016；江轩宇等，2019），但对于其影响因素，目前学术界提供的证据还非常有限。特别的，虽然已经有文献关注到房产价格与工薪所得税之间的关联性，但这些文献大多聚焦于制度层面的方案设计，而没有考察房价上涨情境下微观企业是否会进行工薪所得税筹划，更没有提供大样本实证证据。本文立足于我国社会经济的现实背景，首次从房价水平这一视角探讨了企业工薪所得税筹划的影响因素问题，拓宽了工薪所得税筹划领域的研究视野。

第三，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近年来，为了缓解房价过快上涨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经济压力，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房子是用来住的”目标定位，政府先后出台多项政策调控房价。研究结论认为政府在继续坚持有力调控措施的同时，还应考虑借助企业等社会经济组织的力量来巩固或强化政策效果，鼓励企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工薪所得税筹划，以缓解员工经济压力，实现人民群众“住有所居”。

1998年7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 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明确提出全面停止福利住房分配，逐步实现住房分配货币化，这标志着我国实行了四十余年的福利分房制度就此结束。从此以后，住房市场逐渐转变为商业化运行的交易市场，住房价格整体上也呈现出快速上涨趋势（荣昭和王文春，2014；刘行等，2016）。如前文所述，1998年我国商品房的平均成交价格仅为2063元/平方米，而2018年则上升至8737元/平方米，足足上涨了三倍多。实际上，这一期间的房价除了在改革初期保持了较低增速以外，其他年份的增速基本达到了5%以上，一些年份甚至超过了10%。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的房价水平呈现明显的地域性特征（韩立彬和陆铭，2018），即东部地区的房价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以2018年为例，东部地区的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为10931元/平方米，中部地区的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为9193元/平方米，而西部地区的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只有8584元/平方米。

1980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标志着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正式确立。1993年10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该法案进行了修订，使个人所得税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徐润和陈斌开，2015；叶菁菁等，2017）。进入21世纪以后，针对居民收入增长较快、高收入群体纳税数额较低等现实情况，我国又对个人所得税法进行了多次改革。2005年10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通过了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将个税免征额由原来的800元/月提高到1600元/月，并于2006年1月1日开始实施；2007年10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再次将个税免征额由1600元/月提高到2000元/月，并于2008年3月1日开始实施。此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又于2011年对个人所得税法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这次改革将个税免征额由2000元/月提高到3500元/月，同时将九级超额累进税率减少为七级，将第一级税率从5%降低到3%，并扩大了3%和10%两个低档税率的适用范围。从政策后果来看，这次改革总体上降低了我国居民特别是工薪阶层的所得税税负水平（王雄元等，2016）。我国最近一次修订个人所得税法发生于2018年，这次改革增加了住房贷款利息支出、儿童教育支出等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同时调整了征税期限和征税范围，并将个税免征额提高到5000元/月。

关于房价上涨的经济后果，现有文献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其中，宏观层面的研究主要关注房价上涨对居民消费、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影响（颜色和朱国钟，2013；何青等，2015），微观层面的研究则主要关注房价上涨对企业财务或经营行为的影响。本部分主要就微观层面的研究进行回顾。

首先，大量文献研究了房价上涨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为了追求高额回报率，房价上涨促使企业纷纷将更多资源配置到房地产行业，最终挤出了实体投资。荣昭和王文春（2014）利用全国35个大中城市非房地产上市企业数据，发现房价上涨吸引非房地产企业进入到房地产行业，且当非房地产企业的利润水平较低时，这一倾向更为明显。王芳和姚玲珍（2018）利用私营企业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较高的房地产价格抑制了私营企业的投资规模，且对扩大再生产和研发创新等实业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大。与这两篇文献的研究视角不同，胡宁等（2019）检验了房产限购政策对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发现房产限购政策在抑制企业进行房地产投资的同时，可以促使企业聚焦主业，增加对实体资产的投资，这为之前文献的研究结论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支持。应当指出，对于上述研究发现，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理解：第一，房地产是企业重要的抵押物来源，可以缓解融资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当房地产的抵押价值提高时，有利于增加企业的融资额度，从而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扩大实体投资规模。第二，房地产行业的平均利润率远高于工业制造行业，当房地产价格上涨时，为了追逐利润，企业进入房地产行业的意愿显著增强，而这会挤出用于实体投资的资源。上述两种效应的作用方向相反，因此研究所观测到的最终结果应该是它们相互抵消后的净效应（曾海舰，2012；罗时空和周亚虹，2013；Chen等，2016；陈志刚等，2018；王仁曾和刘程，2018）。

其次，一些文献研究了房价上涨对企业融资行为的影响。这些文献普遍关注房价上涨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发现房价上涨有利于提升房产抵押物的价值，进而增加企业的债务融资额度。曾海舰（2012）利用我国上市公司年报中的房屋建筑物数据，匹配以全国省级层面和城市层面的房屋价格数据，检验房价上涨对公司债务融资的影响，发现房价上涨有助于企业扩大债务融资规模。Cvijanovic（2014）、余静文和谭静（2015）也发现了类似的证据。林灵和曾海舰（2017）进一步指出，对于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当企业所拥有的房地产价值上涨时，所获得的债务融资更多。与上述文献的观点不同，安磊等（2018）认为，房地产价格上涨以后，银行更倾向于将贷款配置给回报率较高的房地产行业以及资金需求旺盛的个人房贷业务，从而挤出实体企业的债务融资。因此，关于房价上涨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学术界尚存在一定的争议。

再次，一些文献研究了房价上涨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总体而言，这些文献发现房价上涨对企业创新活动产生了负面影响。王文春和荣昭（2014）利用1999−2007年全国35个大中城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研究了房价上涨对工业企业新产品产出和研发投入的影响，发现房价上涨越快，当地企业的创新倾向越弱。余泳泽和张少辉（2017）利用2004−2013年230个地级市的上市企业数据，检验了房价上涨及限购政策的实施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房价上涨显著抑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而限购政策的实施则有助于缓解城市房价上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余静文等（2015）、Rong等（2016）和刘愿等（2017）指出，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在于当房地产投资回报率较高时，企业会将资源配置到房地产部门，从而挤出了风险高、回报周期长的研发投资，但良好的地区制度环境有助于减轻房地产价格上涨对企业创新活动的不利影响（李昊洋等，2018）。

最后，有少量文献研究了房价上涨对企业风险承担、出口等行为的影响。刘行等（2016）考察了房价上涨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发现房价上涨时管理层为了规避风险，会将抵押资产价值增加所带来的资源配置到风险较小但短期内可以获得高额利润的行业，从而降低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彭冬冬和杜运苏（2016）探讨了房价上涨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发现房价上涨会增加出口企业的商务成本，降低企业竞争力，并诱发企业的投机行为，挤出企业用于生产投资的资金，最终抑制企业的出口规模。

首先，一些文献考察了工薪所得税筹划的激励效应。王雄元等（2016）以2007−2013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企业工薪所得税纳税筹划对职工的薪酬激励效应具有促进作用，具体表现为：当企业的工薪所得税筹划水平较高时，员工工资与企业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增强。江轩宇等（2019）以2007−2015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工薪所得税筹划程度与企业创新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且当创新员工是避税行为的受益者时，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

其次，一些文献研究了工薪所得税筹划的影响因素及操作手段问题。唐梅玲和赵息（2019）比较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工薪所得税筹划方面的差异，发现个人所得税是非国有企业交换政府扶持的重要工具，非国有企业不倾向于为职工开展个税筹划。李伟和李兰英（2013）使用数理模型推导了月度工资和奖金之间的最优配置状态，并从季度奖金、半年奖金、年终奖金等方面介绍了工薪所得税筹划的实践操作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有少量文献关注到了房价水平与工薪所得（个人所得）税筹划之间的关系。Dunsky和Follain（2000）指出，购房或租房费用是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支出，如果房贷利息可以作为税前减除项目进行扣除，那么居民的税收负担将显著降低。董藩和肖佳曦（2016）也认为，在房价水平较高时，可以实施房贷利息抵个税政策，这将有助于提升居民消费能力，达到改善民生的目的。吴旭东等（2019）进一步指出，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的全国统一标准，忽视了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和房价差距，为体现个税公平原则，全国各地区应制定不同的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标准。

综上可知，关于企业工薪所得税筹划的研究，学术界已经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另外，虽然现有文献已经注意到房价水平与工薪所得税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但这些文献大多聚焦于制度层面的方案设计，并没有考察房价上涨情境下微观企业是否进行工薪所得税筹划，更没有提供大样本实证证据，这为本文留下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当房价较高时，企业是否会进行更多工薪所得税筹划存在不确定性。

一方面，员工属于企业的核心资产，当员工在生活、工作等方面遇到困难时，企业有动机帮助员工解决实际困难，这有利于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企业凝聚力，最终提高企业绩效（Bae等，2011；Chang和Jo，2019；黄小莉，2019；Mao和Weathers，2019）。具体而言，当房价较高时，企业员工不得不将更大比例的工资收入用于购房或租房支出，这实际上压缩了员工用于子女教育、娱乐、医疗等方面的支出，从而变相降低了员工的生活质量。此时，若企业能够在工薪所得税筹划方面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将有助于员工应对房价上涨所带来的经济压力，让员工体会到企业大家庭的温暖，产生强烈的归属感，进而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促使员工更加努力地工作（陆勇等，2020）。研究认为，这一“激励影响”对于高收入人群可能更加明显，这是因为他们的税基大、税率高，是否进行税收筹划将对其实际收入水平产生更为显著的影响。实际上，王雄元等（2016）及江轩宇等（2019）均发现，工薪所得税筹划确实能够对员工产生明显的激励效应，且最终提高了企业绩效。此外，企业在高房价之下进行工薪所得税筹划，还可能有助于挽留员工、防止人才留失。周颖刚等（2019）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考察了高房价对我国人口流动的影响，发现高房价会增强人口流动意愿，特别是挤出那些尚未购房、高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因此，当房价较高时，若企业采取积极的工薪所得税筹划措施，还将有助于减弱员工流向其他企业或地区的意愿（程小可等，2021），这对于保持员工队伍稳定、降低再招聘成本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企业进行工薪所得税筹划也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例如，企业可能需要雇佣更多人手来从事纳税筹划工作，或聘请税务专家咨询纳税筹划事宜，这都需要企业支付一定的报酬（McGuire等，2012；彭喜阳等，2014）。而且纳税筹划是一项高风险工作，当企业采取较为激进的纳税筹划措施时，还可能引起税务部门的高度关注并采取更加严格的监管措施，从而增加企业的法律风险（Chen等，2010；Rego和Wilson，2012；江轩宇等，2019；Arena等，2021；Donelson等，2022）。此外，对于企业的有房员工而言，房价上涨还会增加这些员工的房产价值，产生“财富效应”（颜色和朱国钟，2013；吴晓瑜等，2014），导致他们对企业是否进行工薪所得税筹划并不敏感，而这会削弱企业进行工薪所得税筹划的意愿。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房价较高时，企业是否进行工薪所得税筹划是一个有待检验的实证问题。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两个备择假设：

H1a：当房价较高时，企业会进行更多工薪所得税筹划。

H1b：当房价较高时，企业不会进行更多工薪所得税筹划。

为了检验房价水平对企业工薪所得税筹划的影响，本文建立如下实证模型：

与江轩宇等（2019）的作法一致，本文首先计算反映企业工薪所得税筹划的6个单项指标：年度是否有大额薪酬支付（PRANK1）、季度薪酬是否均衡支付（PRANK2）、是否支付高比例非应税项目（PRANK3）、企业所得税税率是否较低（PRANK4）、企业工薪所得税税率是否较低（PRANK5）、企业实际应缴工薪所得税与预期应缴工薪所得税之间的残差有序变量（PRANK6）。然后，针对上述6个单项指标取平均值，以所得数值作为反映企业工薪所得税筹划水平的综合指标（PIT）。

本文从《中国房地产统计年鉴》中手工整理了全国35个大中城市各年的住宅销售价格数据，并进一步减去各城市的职工平均工资，以此来反映房价水平（HPRICE）。对于上市公司所属城市，本文按照公司注册地进行匹配，如果注册地不在35个大中城市之列，则按照上市公司所属省份的平均值来计算房价水平（刘行等，2016）。

模型（1）中的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SIZE），等于期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LEV），等于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之比；账面市值比（BTM），等于资产账面价值与企业市值之比；成长水平（GROW），等于营业收入的年度增长率；会计师事务所规模（AUDIT），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取值为1，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取值为0；两职合一（DUAL），董事长和总经理由同一人兼任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管理层持股比例（MO），等于管理层持股数量与企业总股数的比值；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等于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数量与企业总股数的比值。行业虚拟变量（INDUSTRY）；年度虚拟变量（YEAR）。上述变量定义参阅表1。

对于模型（1）的估计，本文重点关注解释变量HPRICE的估计系数α₁。当房价水平较高时，若企业进行更多工薪所得税筹划（H1a），则α₁显著为正；当房价水平较高时，若企业未进行更多工薪所得税筹划（H1b），则α₁不应显著为正。

本文选取2007−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上市公司的财务与治理数据来自国泰君安金融研究数据库（CSMAR），各地区的住宅销售价格数据来自《中国房地产统计年鉴》，各地区的职工平均工资数据来自国泰君安金融研究数据库。本文的研究区间始于2007年，是因为CSMAR数据库提供的财务报表附注中，仅收录了2007年之后的应付职工薪酬明细项目。在剔除了金融行业和存在数据缺失的观测后，最终得到23579条“公司−年度”观测。为了减小异常值对估计结果可能造成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和99%水平上进行了Winsorize处理。

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2可知，PIT的均值为5.469，中位数为5.500，最小值为1.167，最大值为9.833，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工薪所得税筹划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这有利于发现有价值的研究结果。HPRICE的均值为7.782，中位数为8.300，最小值为−6.712，最大值为10.785，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所在地的房价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其余变量的分布状况都比较合理，例如，SIZE的均值为22.026，中位数为21.877，与现有文献的统计结果类似；TOP1的均值为0.347，中位数为0.327，说明在我国上市公司中，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大约在30%以上，符合我国现状。

本部分还分地区、分年度报告了房价及企业工薪所得税筹划的分布情况，具体如表3所示。由表3的Panel A可知，在地区分布方面，我国的房价水平具有明显的地区异质性，东部地区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这与前文制度背景所描述的状况一致。类似地，企业工薪所得税筹划水平也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企业的工薪所得税筹划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由表3的Panel B可知，在年度分布方面，我国的房价水平呈现不断升高的态势，与2007年相比，2019年的房价水平上涨了16.11%。企业的工薪所得税筹划水平在此期间内总体平稳，在2011年之后有小幅下降（2012年和2015年都低于2011年），这可能与2011年个税改革减轻了税负有关（王雄元等，2016）。另外2019年有一定程度的上升，这可能与2018年个税改革增加了税务筹划空间有关。

表4报告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由表4可知，HPRICE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估计系数 = 0.030；t值 = 5.777）^②，表明当所在地区的房价水平较高时，企业会进行更多工薪所得税筹划，这验证了H1a中的有关结论。在经济显著性方面：当房价水平由下四分位数水平增加到上四分位数水平时，企业工薪所得税筹划水平大约提升25.50%^③，这说明房价水平对企业工薪所得税筹划的影响是巨大的。

控制变量的结果也符合预期。SIZE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估计系数 = −0.116； t值 = −6.269），说明大企业的工薪所得税筹划水平较低，这可能是因为大企业对员工的议价能力较强，导致企业进行所得税筹划的动机减弱； TOP1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估计系数 = −0.221；t值 = −1.995），说明当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较高时，企业的工薪所得税筹划水平较低，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其掏空动机不断增强，因而提高员工实得薪资水平的意愿减弱。

在工薪所得税筹划的各项子指标中，PRANK1至PRANK3是从薪酬发放规律视角来度量企业的工薪所得税筹划水平，而PRANK4至PRANK6是从薪酬发放结果或所得税缴纳情况来推测企业的工薪所得税筹划水平。因此，借鉴王雄元等（2016）以及江轩宇等（2019）的作法，进一步构建了PIT1和PIT2两个工薪所得税筹划指标。其中，PIT1是PRANK1至PRANK3的算术平均值，PIT2是PRANK4至PRANK6的算术平均值。

表5报告了相应的回归结果，其中，列（1）报告了以PIT1为被解释变量时的回归结果，列（2）报告了以PIT2为被解释变量时的回归结果。由表5可知，HPRICE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估计系数 = 0.047、0.013，t值 = 5.812、1.962），表明当房价较高时企业会进行更多工薪所得税筹划。这一结果说明本文研究结论不受工薪所得税筹划度量方法的影响。

在前文的主检验中，主要采用地区住宅销售价格与职工平均工资的差额（取自然对数值）来度量房价水平（HPRICE）。在本部分，本文进一步构建了两个度量房价水平的指标：HPRICE1、HPRICE2。其中，HPRICE1是虚拟变量，当HPRICE大于样本中位数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HPRICE2是地区住宅销售价格的自然对数值。

表5报告了相应的回归结果，其中，列（3）报告了以HPRICE1为解释变量时的回归结果，列（4）报告了以HPRICE2为解释变量时的回归结果。由表5可知，HPRICE1和HPRICE2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估计系数 = 0.174、0.083，t值 = 5.512、3.172），表明当房价较高时，企业会进行更多的工薪所得税筹划。这一结果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不受房价度量方法的影响。

对于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解释变量取滞后一期值等方法加以克服。

对于倾向得分匹配。首先，定义房价水平（HPRICE）分布在上四分位数及以上的样本为处理组。其次，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为每一个处理组样本匹配一个与之最为接近的控制组样本。潜在的匹配对象包括房价水平分布在中位数及以下的所有样本^④。最后，利用配对样本重新估计模型（1）。除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以外，为了解决潜在的反向因果问题，本文还将所有解释变量取滞后一期值，再重新估计模型（1）。

有关回归结果报告于表6之中，其中，列（1）报告了利用配对样本进行回归估计的结果，列（2）报告了解释变量取滞后一期值后的估计结果。由列（1）可知，变量HPRICE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估计系数=0.016，t值=2.909），表明在采用配对方法缩小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的差异之后，高房价对企业工薪所得税筹划的正向影响依然存在。由列（2）可知，变量HPRICE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估计系数=0.033，t值=6.230），表明在将解释变量取滞后1期值后，高房价与企业工薪所得税筹划之间依然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为H1a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支持。

通常而言，高收入群体对个人所得税筹划有着更为强烈的需求。这是因为高收入群体的税基大、税率高、纳税数额大，因而是否进行税务筹划将对其实际收入产生重大影响。相反，低收入群体由于税基小、税率低，一般不需要缴纳或只需缴纳很少的个人所得税，因而是否进行税务筹划对其实际收入的影响较小，导致他们对税务筹划的敏感性较低。基于这一逻辑，本文推测当员工收入水平较高时，工薪所得税筹划的“激励效应”更加明显，从而使得房价水平与企业工薪所得税筹划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显著。

在实证方面，本文采用“企业−年度”层面的员工平均工资来度量员工收入水平（WAGE）。具体而言，当员工平均工资大于样本中位数时，WAGE取值为1，表示高收入组；当员工平均工资小于样本中位数时，WAGE取值为0，表示低收入组（薛云奎和白云霞，2008）。进一步地，在模型（1）中加入了WAGE及其与HPRICE的交互项，并重新进行回归估计。这里重点关注交互项HPRICE×WAGE的估计系数。表7列（1）报告了有关的估计结果。由列（1）可知，交互项HPRICE×WAGE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估计系数 = 0.010，t值 = 2.236），表明当员工收入水平较高时，高房价对企业工薪所得税筹划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与预期一致。

另外，考虑到工薪所得超过个税免征额的部分才是员工真正需要缴税的所得，因此为了更好地衡量员工应税压力，本文进一步构造了变量TAXPRE，它等于“企业−年度”层面的员工平均工资扣除年免征额度^⑤，然后取自然对数（江轩宇等，2019）。进一步地，在模型（1）中加入了TAXPRE及其与HPRICE的交互项，并重新进行回归估计。这里重点关注交互项HPRICE×TAXPRE的估计系数。表7列（2）报告了有关的估计结果。由列（2）可知，交互项HPRICE×TAXPRE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估计系数=0.001，t值=2.050），表明当员工应税压力较大时，高房价对企业工薪所得税筹划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这一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预测。

与年长员工相比，年轻员工由于结婚、子女入学等原因，有着更为迫切的住房需求。因而当房价上涨时，年轻员工将面临更大的住房压力（颜色和朱国钟，2013；黎嘉辉，2019）。此时，他们更需要企业对工薪所得税进行筹划，从而通过增加实际收入来抵消房价上涨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因此，若企业进行工薪所得税筹划，更可能对年轻员工产生激励效应。鉴于此，本文预期，当年轻员工占比较大时，高房价对企业工薪所得税筹划的影响更加显著。由于披露员工年龄的上市公司非常稀少，本文采用如下指标来近似度量员工的年龄结构：YOUNG，等于企业离退休人员数量与在职人员数量的比值，再乘以−1。本文认为，如果员工的年龄是相对连续的，那么离退休人员的数量越多，意味着有较多员工处于即将退休的状态，即年长员工所占比重较大。显然，当YOUNG的取值较大时，表示员工的年龄结构更趋年轻化。在模型（1）中加入YOUNG及其与HPRICE的交互项，并重新进行回归估计。这里重点关注交互项HPRICE×YOUNG的估计系数。表7列（3）报告了有关的估计结果。由列（3）可知，交互项HPRICE×YOUNG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估计系数 = 0.048，t值 = 1.863），表明当年轻员工较多时，高房价对企业工薪所得税筹划的正向影响更加明显，这与本文预期一致。

管理层对企业的税务政策具有决定作用，例如，CEO可以直接参与企业的纳税筹划活动，也可以事先设定税务缴纳水平，然后命令下属人员制定和实施具体的纳税筹划方案（Dyreng等，2010；Gaertner，2014）。此外，大量研究表明，高管人员的财务背景反映了高管人员对会计、税务等领域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体现了高管人员的纳税筹划能力，因而当高管团队中财务专家的比例较高时，企业的税收规避水平也明显提高（Armstrong等，2015）。鉴于此，本文预期，当高管团队中财务专家的比例较高时，他们更能理解纳税筹划的重要性并制定更加优化的纳税筹划方案，因而房价水平与企业工薪所得税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增强。借鉴现有研究的做法（姜付秀和黄继承，2013；姜付秀等，2016），首先计算高管团队中具有财务、会计、税务等背景的高管人员的比例（FINANCE），然后在模型（1）中加入该变量及其与HPRICE的交互项，并重新进行回归估计。这里重点关注交互项HPRICE×FINANCE的估计系数。表7列（4）报告了有关的估计结果。由列（4）可知，交互项HPRICE×FINANCE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估计系数 = 0.038，t值 = 2.117），表明当高管团队中财务专家的比例较大时，高房价对企业工薪所得税筹划的正向影响更加明显，这与本文预期一致。

在我国，各地区的税收征管强度存在显著差异（范子英和田彬彬，2013）。在税收征管强度较大的地区，税务机关对企业避税活动的容忍度较低，企业从事避税活动被查处、处罚的可能性明显升高（江轩宇，2013；张玲和朱婷婷，2015；陈德球等，2016）。如前文所述，当企业从事工薪所得税筹划活动时，必然要考虑与之伴随的风险和成本问题。若企业所在地区的税收征管强度较大，意味着地方税务机关有更加严格的税收规定，企业进行工薪所得税筹划的难度和风险显著增加。此时，企业进行工薪所得税筹划的意愿将有所减弱。鉴于此，本文预期，当企业所在地区的税收征管强度较大时，房价对工薪所得税筹划的影响弱化。

借鉴叶康涛和刘行（2011）的做法，本文计算了各地区的税收征管强度（ENFORCE）。

进一步地，本文在模型（1）中加入了变量ENFORCE及其与HPRICE的交互项，并重新估计了模型（1）。这里重点关注交互项HPRICE×ENFORCE的估计系数。表8列（1）报告了有关的估计结果。由列（1）可知，交互项HPRICE×ENFORCE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估计系数 = −0.020， t值 = −2.202），表明当地区税收征管强度较大时，高房价对企业工薪所得税筹划的正向影响减弱，这与本文的预期相一致。

2018年8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修订后的个人所得税法于2019年1月1日起全面施行。该修订版是自1980年税法颁布以来的一次重大修订，与原有税法相比，新个人所得税法在征税期限、征收范围等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例如，按照新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个税征收期限由月改为年，同时将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4项所得纳入综合征税范围。总体而言，新的改革措施为税收筹划留下了更多空间（包燕萍和郑佳，2019）。基于这一改革现实，预计2019年个人所得税改革以后，随着企业拥有更多税收筹划空间，房价与企业工薪所得税筹划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将得到增强。

实证方面，本文构造了表示个人所得税改革前后的虚拟变量REFORM，其定义为：2019年取值为1，2019年之前的年度取值为0。之后，在模型（1）中加入了变量REFORM及其与HPRICE的交互项，并重新估计了模型（1）。这里重点关注交互项HPRICE×REFORM的估计系数。表8列（2）报告了有关的估计结果。由列（2）可知，交互项HPRICE×REFORM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估计系数 = 0.009，t值 = 2.171），表明2019年个人所得税改革以后，房价对企业工薪所得税筹划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增强，这与前文的分析相符合。

在前文的制度背景和描述性统计部分，研究发现房价水平和企业工薪所得税筹划呈现一定的地区和年度异质性。例如，房价水平和企业工薪所得税筹划水平都是东部地区偏高，中西部地区偏低；企业的工薪所得税筹划水平总体平稳，但在2011年之后有小幅度下降。认识到这一现实情况，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房价与企业工薪所得税筹划之间的关系是否会随着地区或时期不同而发生变化呢？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地区（时期）虚拟变量与解释变量的交互项，并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其中，地区虚拟变量REGION的定义：东部地区取值为1，中西部地区取值为0。时期虚拟变量TIME的定义为：2011年之后年度取值为1，2011年及之前年度取值为0。有关回归结果报告于表9之中。由表9可知，解释变量与REGION的交互项HPRICE×REGION显著为正（估计系数 = 0.039，t值 = 1.968），表明相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房价与企业工薪所得税筹划之间的关系在东部地区更加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的房价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导致员工对工薪所得税筹划更加敏感。解释变量与TIME的交互项HPRICE×TIME显著为负（估计系数 = −0.036， t值 = −2.026），表明房价与企业工薪所得税筹划之间的关系在2011年以后有所减弱。这可能是由于2011年个税改革降低了税负，导致员工对工薪所得税筹划敏感度下降（ 王雄元等，2016；江轩宇等，2019）。

已有研究表明，企业进行工薪所得税筹划能够对员工产生显著的激励效应，最终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企业绩效（王雄元等，2016；江轩宇等，2019）。因此本文拟进一步检验：在房价上涨背景之下，企业进行工薪所得税筹划将对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绩效产生何种影响。

为了考察这一问题，我们建立了如下实证模型：

在模型（2）中，TFP表示企业的生产效率，借鉴现有研究（黎文靖和胡玉明，2012；Giannetti等，2015；陈胜蓝和刘晓玲，2018；吴怡俐等，2021）的做法，通过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两边同时取对数后进行回归估计来计算。TFP取值越大，表示企业的生产效率越高。RETURN表示企业绩效，等于资产报酬率。RETURN取值越大，表示企业绩效越好。控制变量中，除前文已经定义的变量之外，LOSS表示企业是否亏损的虚拟变量，亏损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CF表示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与资产总额的比值。AGE表示企业年龄。INS表示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等于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数量与企业总股数的比值。这里重点关注交互项HPRICE×PIT的估计系数γ₂，它反映了在房价上涨的背景下，工薪所得税筹划对企业生产效率和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

表10报告了有关回归结果，其中，列（1）报告了以TFP为被解释变量时的回归结果，列（2）报告了以RETURN为被解释变量时的回归结果。由表10的列（1）和列（2）可知，交互项HPRICE×PIT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估计系数 = 0.002、0.002，t值 = 2.247、1.890），表明在房价上涨的背景下，企业进行工薪所得税筹划产生了良好的激励效果且最终提高了企业生产效率，与本文预期一致。这一结果也为王雄元等（2016）以及江轩宇等（2019）的研究结论提供了进一步的经验证据支持。

近年来，居高不下的房价已经成为广大工薪阶层一项沉重的经济负担。在此背景之下，企业是否会进行更多工薪所得税筹划来缓解员工的经济压力呢？本文利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当所在地区的房价水平较高时，企业会进行更多工薪所得税筹划。进一步研究发现：（1）从企业异质性来看，当员工收入水平较高、年轻员工较多、高管的财务背景较丰富时，高房价对企业工薪所得税筹划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2）从制度环境异质性来看，当地区税收征管强度较大时，高房价对企业工薪所得税筹划的促进作用减弱；同时，2019年个人所得税改革以后，高房价对企业工薪所得税筹划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增强。此外，房价对企业工薪所得税的影响还具有地区与时期异质性。经济后果检验发现，当房价较高时，若企业积极进行工薪所得税筹划，可以对员工产生激励效应且最终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企业绩效。

本文的研究拓展了企业工薪所得税筹划动因以及房价上涨经济后果领域的学术文献，一方面，通过考察房价水平对企业工薪所得税筹划的影响，为房价变动的微观后果提供了新证据。另一方面，从房价水平这一新视角探讨了企业工薪所得税筹划的影响因素，拓宽了工薪所得税筹划领域的研究视野。此外，有关研究结论对于政府和企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对于政府而言，我国自1998年实施住房货币化、市场化改革以来，房价节节飙升，缓解“购房难”已经成为改善民生的重中之重。虽然国家先后出台了“国八条”“国十一条”等一系列调控措施，但收效有限（汤韵和梁若冰，2016）。本文认为，欲缓解房价过高对人民生活的不利影响，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保障民生的政策目标，政府应当“疏”“堵”结合，除运用行政手段限制房价过快上涨以外，还可鼓励企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工薪所得税筹划，以增加员工实得收入。例如，政府税务部门可以为企业提供必要的纳税筹划指导，帮助其了解具体纳税筹划手段和实操要点。

其次，对于企业而言，目前我国的工薪所得税实行企业代扣代缴制度，企业虽然是雇佣者，但也成为了实际上的纳税人。企业应当充分意识到员工是企业价值的创造主体，设计合理的薪酬发放制度，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努力提高员工的税后薪酬水平，以获得最大的薪酬激励效果。实际上，本文和已有文献均已发现，企业的工薪所得税筹划能够对员工产生增量激励作用，最终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绩效，这从实证角度证实了企业进行工薪所得税筹划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