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单边主义抬头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确定性增加的复杂局势，中国正将制度型开放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 ¹ 该战略的本质是依托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的系统性制度创新，构建与国际经贸体系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作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区）承担着压力测试、经验积累与成果推广的重要使命，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良性互动、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自2013年上海自贸区率先揭牌以来，中国自贸区建设由点状突破逐步走向体系化布局，截至2024年底已形成覆盖22个区域的梯度网络， ² 构筑起陆海联动、东西互济、内外协同的深度开放平台。这一开放网络在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与金融开放创新等方面形成显著协同效应（廖佳和黄建忠，2024），以不到千分之四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占全国约五分之一的外商投资与进出口总额， ³ 成为稳定外贸发展的“压舱石”。

在资本市场治理体系中，高质量审计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三重保障机制（罗棪心和伍利娜，2018），其重要性在制度型开放背景下愈发凸显。其一，作为鉴证机制，高质量审计能够发挥外部监督功能（綦好东等，2024），缓解代理问题与信息不对称，提升会计信息可靠性（Jensen和Meckling，1976；Fan和Wong，2005；Kausar等，2016）；经其鉴证增信的财务报告成为投资者判断企业价值、进行决策的重要依据（张继勋和韩冬梅，2014）。其二，作为信号机制，高质量审计可向市场传递企业高质量信息的信号（陈丽红等，2024），缓解企业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Lyon和Maher，2005），有助于揭示企业真实价值（Beatty，1989；Datar等，1991；Willenborg，1999）。其三，作为保险机制，高质量审计能够转移和分担投资者风险（Menon和Williams，1994；Chen等，2011），降低企业潜在法律风险（Francis等，2009；吴先聪等，2020）；高质量会计师事务所凭借较强的偿付能力与声誉风险管理动机（DeAngelo，1981），进一步增强了上述保险价值（王兵和辛清泉，2009）。鉴于高额准租的存在，高质量会计师事务所有动机避免自身成为风险承担的“深口袋”，从而更倾向于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因此，高质量审计对提升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作用（陈丽红等，2024）。

然而，受逆向选择的影响，企业在选聘会计师事务所时可能出现“重价格、轻质量”的倾向，导致审计市场价格竞争加剧，甚至引发恶性竞争，进而制约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Chan等，2006；车宣呈，2007；Wang等，2008）。尽管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财务审计秩序 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要求“提高质量因素权重”“形成以质量为导向的选聘机制”， ⁴ 但上市公司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仍显不足（荣祉翔和夏立军，2024），如何激发企业自发的高质量审计需求是推动注册会计师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根据审计需求理论，制度环境通过改变信息风险与监管压力促使企业主动选择高质量审计（DeFond和Zhang，2014）。作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的战略平台，自贸区的设立不仅带来贸易便利化与投资自由化的制度红利，也对区内企业的公司治理与信息披露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那么，其制度创新能否激发企业对高质量会计师事务所的自主选聘意愿？自贸区设立的政策红利与高质量审计的治理效能是否形成合力并对企业产生积极影响？解答上述问题，对于提升资本市场运行效率、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现以审计治理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文以2010−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上述问题展开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自贸区设立显著提升了所在地区企业的高质量审计需求，该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政策效应通过加剧市场竞争、提升国际化水平和提高外资持股比例三条路径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自贸区设立对高质量审计需求的提升效应在东部地区、非劳动密集型行业、有对外投资或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

本文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理论层面，将自贸区设立与高质量审计需求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突破传统研究主要从企业微观特征考察审计需求的局限，为制度经济学与公司治理的交叉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实践层面，揭示自贸区制度创新对公司治理的外溢效应，为理解自贸区设立如何影响企业高质量审计需求提供经验证据，为引导企业建立以质量为导向的会计师事务所选聘机制、提升资本市场信息质量、推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同时为评估自贸区政策实施成效提供微观证据。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暴露了原有国际经贸体系的制度性缺陷，也加速了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进程，并对多边贸易体制形成深刻挑战。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结构转型、动能转换与外部环境趋紧等多重压力剧增。在此背景下，自贸区战略作为制度型开放的关键路径得以明确，其核心逻辑在于构建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压力测试区”，形成以开放驱动制度创新的改革机制。中国自贸区建设采取试点先行、经验推广、区域协同的渐进式发展路径。2013年，上海自贸区率先挂牌，致力于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此后，国家分批次、有重点地推进自贸区区域布局：2015年扩展至广东、福建、天津等沿海省市；2017年延伸至辽宁、浙江、河南、四川、重庆、湖北、陕西等新枢纽；2018年设立海南自贸区，探索全域开放新模式；2019年进一步在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黑龙江强化沿边开放功能；2020年布局北京、湖南、安徽，聚焦创新驱动发展；2023年设立新疆自贸区，完善亚欧陆路通道体系。经过七轮有序扩容，中国已构建起覆盖沿海、内陆、沿边的全方位开放网络，形成包含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制度创新体系。在统一的战略框架下，各自贸区基于自身区位优势承担差异化功能：沿海地区侧重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高标准经贸规则，内陆地区着力建设陆港型枢纽与物流通道，沿边区域则重点探索跨境合作与产能协同，共同服务于国家开放发展总体布局。

自贸区政策的核心是以制度创新为抓手，致力于打造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在投资管理方面，全面推行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大幅拓宽对外开放领域。在贸易便利化方面，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实施“智慧海关”等系列措施，有效提升跨境贸易的效率与透明度。在金融开放创新方面，推行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改革，并为跨境电商、保税维修等新兴业态提供支持。此外，建立健全法治保障体系并完善事中事后监管，为区内企业注入活力，相关成功经验通过扩容与设立联动创新区等方式在全国复制推广，从而辐射带动更广区域的产业升级与高质量发展。

作为中国制度创新的关键平台，自贸区凭借贸易开放与政策优化，有力促进了对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王爱俭等，2020）。已有研究多立足宏观视角剖析自贸区的经济影响，重点关注其在促进区域进出口贸易增长（蒋灵多等，2021）、提升资本流动效率（项后军等，2016）、推动金融创新发展（任再萍等，2020）及赋能科技创新（方云龙和刘佳鑫，2021；王明益等，2023）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印证了自贸区通过制度松绑与资源整合所产生的区域经济溢出效应。近年来，微观层面的相关研究日益丰富。研究表明，自贸区通过释放制度红利，不仅加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技术创新进程（谭建华和严丽娜，2020；任晓怡等，2022）、改善了企业 ESG 表现（张欣和夏宇，2025）、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谢申祥等，2022），还推动了劳动力要素升级（黄先海等，2021），进而助力企业成长（王朔等，2024）。

审计需求理论主要源于信息理论与代理理论。信息理论强调，高质量审计通过提升财务信息可信度和降低信息风险（DeAngelo，1981；廖义刚，2012），成为保障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机制。代理理论则指出，审计作为独立监督机制，能够缓解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冲突（Jensen和Meckling，1976），并通过信号传递功能向市场传递公司会计信息高质量和良好发展前景的信号（Titman和Trueman，1986；Datar等，1991；陈小运等，2023；赵梅和王鑫涛，2023）。企业选聘高质量审计师的决策受以下多重因素驱动：第一，公司治理水平是关键因素。代理成本越高，企业越倾向于选聘高质量审计师以约束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Chow和Rice，1982；王艳艳等，2006）；内部治理机制的不足（如控股股东缺位、管理层权力膨胀）会进一步强化这一需求（谢盛纹等，2015；章琳一，2022）。同时，也有研究发现，董事会独立性增强、内部控制与审计委员会有效性提升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上升，能够有效缓解企业管理层的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从而促使企业自觉提高盈余信息的披露质量（Teoh和Wong，1993），进而增加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第二，股权结构特征对高质量审计需求具有重要影响。“国家队”持股提升了企业选聘高质量审计师的概率（杨姗姗等，2024），而民营企业也可能通过选聘高质量审计师传递合规信号（郑军等，2011）。此外，非控股大股东的存在可通过制衡控股股东，强化对高质量审计服务的需求（蔡春等，2021）。第三，外部环境变迁影响审计需求。资本市场开放政策（如“沪港通”）通过引入境外投资者提高信息披露要求，倒逼企业选聘高质量审计师（周冬华等，2018；陈丽蓉等，2021）。

然而，已有文献尚未揭示自贸区制度创新与企业高质量审计需求之间的传导机制，也缺乏对政策动态效应的实证检验，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拓展空间。

自贸区作为制度创新的“试验田”，其政策红利能否转化为企业治理效能，既关系到区域经济开放水平的提升，也直接影响资本市场对跨境投融资活动的信心。自贸区企业为适应国际化竞争、满足跨境资本对接需求，在初期可能主动选择高质量审计以传递积极信号（杨雨馨等，2025）。然而，随着自贸区政策效应的持续释放，企业是否会持续依赖高质量审计提升信息披露质量？抑或仅将其视为短期的工具性选择？厘清自贸区制度创新如何动态影响企业高质量审计需求的持续性，对于促进自贸区企业健康发展、提升资本市场信息质量、推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自贸区的设立通过促进市场竞争，促使企业重视信息披露质量，进而推动其在审计选聘决策中主动选择高质量审计服务。具体而言，自贸区制度创新的本质在于通过“放管服”改革与高水平开放激发市场活力，以“备案制”“负面清单”“证照分离”“一站式受理”为代表的政策组合，大幅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与制度性交易成本（李墨丝和沈玉良，2015），推动资本、技术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与产业集聚（谭建华和严丽娜，2020）。这种制度松绑不仅降低了外商投资因“外来者劣势”而面临的经营风险，吸引外资流入（Wan等，2014；聂飞，2019； Chen等，2021），还通过放宽准入、优化营商环境与建设基础设施形成“虹吸效应”，促使国内企业在自贸区及周边区域加速集聚（董启琛等，2023；姜凯和张继武，2023）。产业集聚的深化进一步催生了激烈的市场竞争（张晓涛等，2022；刘继明等，2024），“中心−外围”理论认为，自贸区的集聚经济不仅影响区内企业，还通过溢出效应扩散至周边区域，提高自贸区所在城市的市场竞争程度（谭建华和严丽娜，2020；别奥和杨上广，2024）。哈佛学派提出的“SCP”范式认为，市场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市场竞争程度可作为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李维安和韩忠雪，2013；张杰等，2014），市场结构的外生变化会直接影响企业战略选择。自贸区的设立激发了所在地区的市场竞争，企业盈利空间被压缩，融资约束加剧（陈丽蓉和陶怀轮，2013），管理层面临的业绩压力与淘汰风险增大（聂飞，2020）。同时，市场竞争会加快信息的获取与传播速度（徐玉德和韩彬，2017），进而提高投资者对企业信息披露的要求。因此，企业亟需通过高质量审计传递“质优”信号（陈小运等，2023；杨雨馨等，2025），缓解信息不对称（陈丽蓉等，2021），以获得投资者信任、降低融资成本（Datar等，1991；王雄元和刘焱，2008）。

其次，自贸区通过制度创新优化营商环境并推动企业国际化，使得跨境业务复杂度提升、信息不对称风险加剧，从而驱动企业通过主动选择高质量审计服务来降低代理成本、增强国际信任。具体而言，自贸区作为新时期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窗口与制度创新阵地，为区内企业提供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和便利畅通的投资贸易通道，打破妨碍资本自由流动的制度壁垒，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政策，吸引更多优质海外供应商和客户集聚（王明益和姚清仿，2022）；同时，促进国内企业“走出去”，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参与国际循环（蒋灵多等，2021）。外资流入、进出口贸易和OFDI扩张提升了企业经营复杂度（项后军等，2016），国际化进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与契约摩擦显著加剧了企业经营风险（刘珊等，2024），亟需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以应对快速增长的业务需求（乔引花和程云，2021）。一方面，高质量审计能精准识别跨境业务中的财务错报，提升盈余可靠性（Cheng等，2020），从而降低代理成本，增强投资者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信任；另一方面，固有的组织边界、地理与制度距离的存在会导致海外供应商或客户难以快速获取企业的资质信息，增加了订立契约的难度，而高质量审计有助于降低境外供应商或客户对信息风险的担忧（闫焕民，2016），选择高质量审计成为企业提升国际信任的必要策略（张健和魏春燕，2016）。

最后，自贸区通过制度创新构建外资引进机制，显著提升区域外资集聚水平与企业外资持股比例，进而通过外资治理效应促使企业产生高质量审计需求。在投资准入方面，自贸区推行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打破传统投资壁垒，取消多数外商投资限制，将外资准入范围拓展至负面清单外全领域，既保障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Chen等，2021），又吸引高质量跨国资本（Yao和Whalley，2016）。在投资环境方面，“放管服”改革降低外资进入的制度性成本，叠加投资者权益保护政策与法治环境优化，进一步缓解外资投资风险（张欣和夏宇，2025），有效提升区域引资能力与企业外资持股比例（司春晓等，2021）。外资持股水平的提升，通过治理效应与信息需求两条路径激发企业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第一，境外投资者作为重要的外部治理力量，会对其投资企业的信息透明度施加持续的监督压力，推动管理层选择高质量审计以优化企业信息披露。第二，由于跨国投资普遍面临信息不对称、会计制度与文化差异等障碍，境外股东存在更高的信息获取成本（周冬华等，2018），为克服这一“心理距离”并保障自身权益，其具有强烈的动机要求企业聘请可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步丹璐和屠长文，2017）。高质量的审计报告不仅能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王艳艳等，2006），本身也是一种向市场传递公司治理优良、财务信息可靠的积极信号，有助于吸引更广泛的国际投资。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自贸区设立显著提升了所在地区企业的高质量审计需求。

为考察自贸区设立对企业高质量审计需求的影响，本文选取2010−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并对样本数据进行以下处理：（1）剔除样本期间被“特殊处理”（ST、^*ST）及退市的样本；（2）剔除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3）剔除核心变量缺失的样本；（4）为控制异常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分位数的缩尾（Winsorize）处理。本文最终获得29924个“公司−年度”观测值。数据主要涉及自贸区设立信息、公司财务信息及地区制度层面数据。其中，自贸区设立信息通过手工整理获取，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区域层面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地区市场化数据来自樊纲市场化指数。

为验证研究假设，本文在控制公司层面特征、其他可能影响审计需求的因素以及地区层面特征的基础上构建以下双重差分模型（1）：

本文参考章琳一（2022）的研究，采用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衡量高质量审计需求（Lnfee）。审计费用既能反映审计资源的投入情况，也能体现审计服务需求方对审计工作及审计质量的重视程度（DeFond和Zhang，2014）。一方面，在审计服务质量存在明显差异的情况下，会计师事务所收取的审计费用越高，说明其在审计工作中越倾向于投入更多资源、设计更全面的审计程序并配备更具行业专长的审计人员来提高审计质量。另一方面，客户愿意为高质量审计服务支付更高的溢价，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对高质量审计服务的内在需求。

D_i,t为政策变量的交互项，定义为Treat_i×Post_t。Treat_i为分组虚拟变量，若上市公司注册地所在城市属于自贸区设立城市，则Treat_i取值为1，否则为0。Post_t为时间虚拟变量，上市公司注册地所在城市设立为自贸区的当年及以后年份取值为1，否则为0。

本文选取以下公司层面影响高质量审计需求的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现金流量（Cfo）、企业成长性（Growth）、资产负债率（Lev）、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企业年龄（Age）、股权制衡度（Shabal）以及控股股东性质（ContrshrNature）。在审计业务特征层面，本文选取应收账款比例（Arr）、存货比例（Invr）以控制审计业务复杂性，选取上年度审计意见类型（Mod）以控制上期非标审计意见的影响。为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控制如下省份与城市层面变量：市场化指数（Mkt）与人均生产总值（Gdp）。此外，模型中还加入企业固定效应（μ_i）与年份固定效应（δ_t），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公司个体特征及时序差异。

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表2报告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高质量审计需求（Lnfee）的均值为13.690，对应的审计费用约为88（$ {{\mathrm{e}}}^{13.690} $）万元，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12.510、15.890，对应的审计费用分别约为27（$ {{\mathrm{e}}}^{12.510} $ ）万元和794（$ {{\mathrm{e}}}^{15.890} $）万元，表明样本公司的审计费用差异较大。自贸区设立（D_i,t）的均值为0.322，表明32.2%的样本公司受到自贸区政策的影响。控制变量方面，应收账款比例（Arr）、存货比例（Invr）的均值分别为0.125、0.136，最大值分别为0.456、0.629，最小值均为0.001，表明样本公司审计业务复杂程度各异，审计师面临的固有风险差异较大。上年度审计意见类型（Mod）的均值为0.018，表明仅有1.8%的样本公司上年度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

基准回归结果见表3。为缓解潜在的序列相关与异方差问题，本文回归系数标准误均在公司层面进行了聚类调整。表3列（1）报告了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列（2）在其基础上加入全部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D_i,t的系数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相比于注册地不在自贸区城市的企业，位于自贸区城市的企业倾向于支付更高的审计费用以获取高质量审计服务，本文研究假设得到支持。

为评估自贸区政策影响的动态效应，本文构建以下模型（2）进行事前趋势检验：

本文将模型（1）中的核心解释变量D_i,t替换为11个时间虚拟变量进行回归，将事前第1期作为基准期。结果（限于篇幅未报告，备索）显示，事前6期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表明自贸区设立不存在显著的预期效应，满足平行趋势假设。而事后第2期的估计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事后第3期、第4期的估计系数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事后第5期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自贸区设立对企业高质量审计需求的影响在政策实施后具有持续性。

前文理论分析表明，自贸区设立可能通过加剧市场竞争、提升企业国际化水平以及提高外资持股比例三条路径，促使企业产生高质量审计需求。本文构建以下模型（3）对上述机制进行检验：

前文理论分析表明，自贸区设立通过制度创新，简化了审批流程，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进而激发市场活力，吸引企业集聚。然而，自贸区政策在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企业发展的同时也势必加剧市场竞争，挤压企业生存空间。出于外部环境压力和对个人职业生涯的关注，管理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有动机通过高质量审计来提升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与可信度，以在长期竞争中降低融资成本、拓宽企业成长空间。因此，自贸区的设立通过加剧市场竞争程度来提升企业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本文采用赫芬达尔指数（HHI）衡量市场竞争程度，并将其作为机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该数值越低，表明市场竞争越激烈。表4列（1）的结果显示，D_i,t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自贸区设立显著加剧市场竞争，进而提升企业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

自贸区设立破除了限制资本自由流动的制度壁垒，促进企业“走出去”，但企业国际化程度提升的同时也增加了业务复杂度。国际化进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与契约摩擦等问题显著加剧了企业经营风险，高质量审计不仅能够精准识别跨境业务中的财务错报，提升盈余可靠性，降低代理成本，还能减轻投资者、供应商或客户对信息风险的担忧，企业由此产生高质量审计需求。本文采用境外业务收入衡量企业国际化水平，将其作为机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通过收集A股上市公司境外业务收入数据，定义国际化水平（F_income）为境外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值。表4列（2）的结果显示，D_i,t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自贸区设立通过提升企业国际化水平来增强企业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

自贸区通过制度创新显著提高了外资集聚水平与企业外资持股比例，进而促使企业产生高质量审计需求。具体而言，在投资准入上，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打破传统壁垒，扩大外资准入范围，保障公平竞争并吸引高质量跨国资本；在投资环境上，通过“放管服”改革降低制度性成本，并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与法治环境建设，减少外资风险，增强引资吸引力。外资持股比例提高通过治理效应与信息需求两条路径激发企业高质量审计需求。一方面，作为外部治理力量，境外投资者推动企业提升信息透明度并选择高质量审计；另一方面，为克服信息不对称与制度文化差异，境外投资者有动机要求高质量审计，以降低信息成本、传递积极信号并吸引更多国际投资。本文采用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基金持股比例衡量外资持股比例（QFShare），表4列（3）的结果显示，D_i,t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自贸区设立通过提高企业外资持股比例来促使企业选择高质量审计。

除审计费用外，企业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还体现在对会计师事务所的选聘上。一方面，排名靠前的会计师事务所具有较强的专业胜任能力，能够满足客户的高质量审计需求；另一方面，排名靠前的会计师事务所较高的治理水平使其在资本市场上能够提供更有力的信用背书（蔡春等，2021）。因此，有高质量审计需求的客户倾向于选择排名靠前的会计师事务所。基于此，本文采用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Big10）衡量高质量审计需求。考虑到替换后的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均为二元虚拟变量，本文分别采用线性概率模型与Logit模型进行回归。表5列（1）报告了更换被解释变量后采用线性概率模型的回归结果，D_i,t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列（2）采用Logit模型并控制行业及年份固定效应，D_i,t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受自贸区政策影响的企业选择高质量审计的概率约为其他企业的1.2倍； ⁵ 列（3）报告了控制个体及年份固定效应后的回归结果，D_i,t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上述结果表明，在更换因变量衡量方式后，本文结论仍然稳健。本文进一步采用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Big4）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表5列（4）的结果显示，D_i,t的系数并不显著，表明自贸区设立并未显著提升企业选聘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倾向，这也从侧面反映中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的国际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本文进一步采用安慰剂检验进行稳健性测试，即通过随机分配个体至处理组，并为每组随机指定政策实施时间点，构建伪政策交互项，重复执行500次。图1展示了安慰剂检验的分布结果，其中，曲线表示伪政策估计系数的概率密度，散点图则呈现对应估计系数的p值分布。竖直虚线表示模型（1）基准回归估计系数0.018的位置，水平虚线代表p值为0.1的显著性阈值。结果显示，伪政策估计系数主要集中在0附近，且大多数不显著。若模型估计结果受到其他未观测因素的影响，则伪政策估计应表现出显著性，但安慰剂检验拒绝了此假设。此外，基准回归的估计系数在图中表现为显著的异常值，未被伪分布覆盖，进一步表明自贸区设立对高质量审计需求的正向影响是真实且稳健的，而非其他因素所致。

图  1  安慰剂检验

尽管模型（1）已控制部分变量，但企业高质量审计需求仍可能与行业特性、内部管理水平等因素有关，可能导致某些企业或行业更倾向于设立在自贸区内而非随机分布。为缓解样本自选择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相结合的PSM-DID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而言，本文选取企业规模（Size）、现金流量（Cfo）、企业成长性（Growth）、资产负债率（Lev）、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股权制衡度（Shabal）、控股股东性质（ContrshrNature）、应收账款比例（Arr）、存货比例（Invr）、上年度审计意见类型（Mod）作为协变量，采用 Logit模型估计倾向得分，并分别采用1比1、1比2、1比3最近邻匹配法及核匹配法进行匹配。

以1比1最近邻匹配为例（限于篇幅，结果未报告，备索），匹配后多数协变量的标准化偏误绝对值小于10%，表明倾向得分匹配有效缓解了处理组与控制组在这些变量上的差异，匹配效果良好。匹配前，实验组（企业注册地设立自贸区）与控制组（企业注册地未设立自贸区）在倾向得分上存在差异，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受到混杂因素的干扰；匹配后，两组倾向得分的分布趋于一致，进一步验证了匹配的有效性。本文采用匹配后的样本对模型（1）重新进行回归，表6的结果显示，采用多种匹配方式后，D_i,t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表明自贸区设立对企业高质量审计需求的促进作用稳健。

双重差分法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但考虑到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更可能赢得海外客户与资本的青睐，即企业高质量审计需求较高的城市，其本身对外贸易水平较高，更有可能被选定为自贸区，则仍存在因遗漏变量引发的内生性问题。为此，本文参考方磊等（2025）的研究，选取企业所在城市到最近港口的距离（IV）作为工具变量。一方面，距离港口近为发展对外贸易提供了良好的地理条件，而对外贸易发展基础越好的城市越有可能被选定为自贸区，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另一方面，城市与港口的距离难以直接影响审计费用，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列（1）显示，工具变量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F统计量为19271.090，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显著，Wald rk F值超过Stock-Yogo检验10%的临界值，拒绝“识别不足”假设。列（2）显示，D_i,t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自贸区设立显著提升了企业高质量审计需求，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第一，本文将其他影响高质量审计需求的因素纳入模型（1）进行回归，具体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变更（Change）和企业是否亏损（Loss）。其中，企业当年变更会计师事务所，Change取值为1，否则为0；企业上一年度亏损，Loss取值为1，否则为0。表8列（1）的结果显示，D_i,t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第二，本文将行业、省份以及行业与年份交互固定效应纳入模型（1）进行回归，结果如表8列（2）至列（5）所示，本文主要结论依然成立。

第三，为控制其他政策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在模型（1）中纳入“陆港通”（HSGT）、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E_cross）两类政策虚拟变量。这两项资本市场开放政策在促进对外贸易方面与自贸区发挥相似作用，若不排除其干扰，可能会混淆政策效果，造成基准回归结果偏误。具体而言，“陆港通”（HSGT）的衡量借鉴连立帅等（2019）的做法，若企业在样本期间被列为“陆港通”标的，取值为1，否则为0；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E_cross）的衡量根据企业注册地所在城市是否获批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来设定，若在当年及以后年份已获批，取值为1，否则为0。本文将上述政策虚拟变量纳入模型（1）进行回归，结果如表8列（6）所示，D_i,t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排除其他政策干扰后，本文结论依然稳健。

考虑到各自贸区设立时间跨度较大，早期受政策影响的企业自然构成了后期自贸区设立的先验控制组，这种时序上的非同步性可能导致回归估计产生偏差。为此，本文采用CSDID方法进行“异质性−稳健”检验，表9列（1）、列（2）分别报告了采用逆概率加权法、双重稳健逆概率加权法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无论采用何种回归方法，自贸区设立对企业高质量审计需求的加权平均处理效应（ATT）均呈显著正向影响，表明本文采用传统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估计过程中未引发显著系统性偏差，本文结论依然稳健。

自贸区设立对企业高质量审计需求的促进作用，可能因地区间资源禀赋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本文预期该效应在市场化程度更高、开放基础更好的东部地区更显著，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东部地区具有更高的市场化水平与更成熟的法治环境，自贸区实施的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等制度创新，能更高效地转化为对企业信息透明度的刚性约束，从而激发企业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第二，东部地区产业集群成熟、金融开放度高，自贸区政策通过数字贸易、跨境金融等创新举措加速资本与技术集聚，使得企业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投资者监督压力，因而需通过高质量审计增强财务可信度以吸引投资（陈小运等，2023）。第三，东部地区集聚大量跨国公司、总部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这些企业自身治理结构完善，在应对自贸区带来的金融开放与跨境业务机遇时，更有动力通过选聘高质量审计师来传递信号、规避合规风险并提升国际公信力。表10列（1）、列（2）的分组回归结果显示，在东部地区样本中，自贸区设立显著提升了企业高质量审计需求；而在中西部样本中，该效应不显著，且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结果显著。

自贸区设立对企业高质量审计需求的提升效应可能存在行业异质性。相比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非劳动密集型行业（如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行业）企业具有更复杂的业务结构与更强烈的外部融资需求。在自贸区政策环境下，这类企业跨境研发合作、跨国供应链布局等活动日益频繁，由此引发的合规风险与信息不对称问题更为突出，投资者对信息透明度的要求更高，从而促使企业选聘高质量审计师以规避风险、传递可信信号。同时，自贸区金融开放政策为这类企业对接国际资本市场创造了条件。为吸引国际资本、降低融资成本，企业产生了通过聘请高质量审计师提供合规背书与风险管控的需求。表10列（3）、列（4）的分组回归结果显示，自贸区设立对企业高质量审计需求的正向影响在非劳动密集型行业样本中显著为正，而在劳动密集型行业样本中不显著，且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结果显著。

本文预期，自贸区设立对高质量审计需求的提升效应在企业层面存在异质性，具体表现为该效应在有海外投资的企业中更显著。首先，从国际化经营复杂度来看，有海外投资的企业本身已参与跨国经营，自贸区开放政策进一步拓展了其跨境资金流动、供应链整合及分支机构管理等业务的广度与深度，使其面临更复杂的国际监管合规要求、汇率波动风险及跨境信息不对称问题。为满足国内外双重监管标准、降低跨国代理成本，这类企业亟需借助高质量审计来提升信息透明度，以缓解信息不对称（乔引花和程云，2021）。其次，从融资需求角度来看，有海外投资的企业对接国际资本的需求更强，自贸区的金融开放政策为其跨境融资创造了便利，而高质量审计出具的审计报告能有效提升财务信息可信度，向国际投资者传递可信信号，降低跨境融资成本。因此，本文按照企业披露的对外投资金额将样本划分为有对外投资和无对外投资两组，分别进行回归。表10列（5）、列（6）的结果显示，自贸区设立对企业高质量审计需求的正向影响在有对外投资的样本显著，而在无对外投资的样本中不显著，且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结果显著。

机构投资者作为专业化的市场参与者，更重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与完整性，这种特质使其将高质量审计视为评估企业信息可信度的重要标准（郭阳生等，2018），并将其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传导至企业管理层。为向资本市场传递高质量信息的积极信号，以吸引机构投资者价值投资（Titman和Trueman，1986），企业会主动选择高质量审计以迎合机构投资者偏好，进而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乔贵涛等，2024）。为进一步考察自贸区设立对企业高质量审计需求的差异化影响，本文依据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低两组，并进行分组回归。表10列（7）、列（8）的结果显示，自贸区设立对企业高质量审计需求的促进作用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组中显著，而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组中不显著。这一结果支持了信号传递机制的理论预期：当企业面临的机构投资者关注相对不足时，更有动机通过选择高质量审计释放积极信号，以吸引潜在价值投资者的关注。

本文进一步考察自贸区设立对企业高质量审计需求的提升作用在缓解融资约束与提升企业价值方面的经济后果。一方面，自贸区政策与高质量审计能够协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自贸区通过放宽外资金融机构准入、试点跨境资本流动便利化等政策，直接拓宽了企业融资渠道（王蓬等，2022），改善了区域金融环境，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王永进和燕晓娟，2024；张欣和夏宇，2025）。例如，自贸区允许外资及民营资本设立中小银行，提升了区内企业信贷可得性（成程等，2024）；金融机构的加速集聚（巴曙松等，2021）为企业提供了多元化融资方案，有助于降低融资成本（岳文等，2024）。更为关键的是，高质量审计通过提升财务报告可信度（孙宝厚，2008），与自贸区政策形成信号互补。当企业选择高质量审计时，其财务信息透明度得以提高（Chen等，2011），这种“制度红利+审计认证”的组合能够有效提升企业信用评级，降低融资成本（郑登津和闫天一，2016），从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另一方面，自贸区政策与高质量审计能够协同提升企业价值。高质量审计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环节，能够与自贸区政策形成制度协同，共同赋能企业价值提升（许江波等，2022）。其一，依托声誉优势与专业胜任能力（DeAngelo，1981），高质量审计与自贸区政策形成治理合力，既能有效识别并约束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杨荻等，2021），又能通过规范审计流程抑制财务违规行为（Davidson和Neu，1993），进而降低代理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最终提升企业价值（Jensen和Meckling，1976）。其二，高质量审计的信号传递作用能够增强财务信息可信度，其价值发现功能在自贸区制度环境下进一步凸显，从而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融资成本，最终促进企业价值提升（Chow和Rice，1982；Watts和Zimmerman，1983）。

本文采用SA指数的绝对值衡量企业融资约束（FC），采用托宾Q衡量企业价值（TobinQ），以进一步考察自贸区设立影响企业高质量审计需求的经济后果。本文参考李青原等（2023）的方法，构建以下模型（4）和模型（5）：

本文通过模型（4）估计自贸区设立对企业高质量审计需求的影响（$ {Lnfee} _{ {D_{i,t}} } $），$ {\beta }_{1} $为模型（1）中自贸区试点政策（D_i,t）的估计系数；并进一步根据模型（5）估计自贸区设立促使企业选聘高质量审计师后对企业融资约束与企业价值的影响。

表11的结果显示，$ {Lnfee} _{ {D_{i,t}} } $与FC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自贸区设立通过促使企业选择高质量审计，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 {Lnfee} _{ {D_{i,t}} } $与TobinQ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自贸区设立通过促使企业选择高质量审计，提升了企业价值。

本文基于2010−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发现：自贸区设立显著提升了所在城市企业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即企业倾向于支付更高的审计费用以及选聘“十大”会计师事务所。机制检验发现，市场竞争加剧、国际化水平提升和外资持股比例提高是促使企业产生高质量审计需求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自贸区设立对高质量审计需求的提升效应在东部地区、非劳动密集型行业、有对外投资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经济后果检验发现，自贸区设立与高质量审计能够形成治理合力，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价值。

本文结论具有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企业应构建质量导向的审计师选聘机制，强化审计委员会履职责任，明确其在选聘、轮换及费用谈判中的主导权，确保其独立性免受管理层干预；同时，要求审计委员会定期评估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并向监管部门报备评估结果，形成选聘、监督、追责闭环管理。机构投资者应在扩大自身市场占比的同时，着力提升专业投资能力，通过强化价值投资理念提高监督治理效能，并与分析师形成监督治理合力，推动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提升，从而构建基于市场机制的审计服务筛选机制。

第二，相关部门应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提升审计行业服务国家战略能力的同时，压实资本市场“看门人”责任：完善以质量为核心的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机制，将审计质量、国际执业网络覆盖度等指标纳入评价体系，提高执业记录、风险识别能力及信息安全管理等关键要素的权重；公开评级结果，引导企业基于质量导向选聘审计机构，抑制低价竞争对审计质量的潜在扭曲效应。监管机构应建立跨境审计监管协作机制，重点关注供应链金融、境外业务等高风险领域，以完善行业监管体系。

第三，相关部门应支持中国自主品牌会计师事务所“走出去”，实现国际化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开放型经济，如在自贸区设立会计服务创新园区，通过提供租金补贴、税收优惠及专项奖励等措施，吸引本土所入驻并设立分所。本土所应深化与国际会计组织、高校的合作，构建自贸区国际化人才储备库；拓展跨境审计、国际税务咨询、海外市场拓展与投资合作咨询等业务，提升品牌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建立涵盖人事、财务、执业标准等维度的总分所一体化风险防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