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与社会进入恢复发展阶段。疫情给上海经济带来了较大冲击，2022年上半年，上海GDP下降5.7%，但6月主要经济指标快速反弹 ¹ 。2022年5月，上海发行654.8亿元政府债，用于偿还存量债务 ² 。疫情不仅使得中国地方政府举债规模上升，在世界范围内，疫情也使全球债务水平创新高 ³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既要有效发挥政府举债融资的积极作用，也要加强和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工作，坚决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各类举债风险 ⁴ 。财政部采取各种措施（如接受地方委托做好地方债券发行代操作），努力将疫情影响降至最低 ⁵ 。2020年是城投债发行大年，全年共发行4.5万亿元，净融资1.8万亿元，是历史上发行和净融资规模最大的一年 ⁶ 。在2022年疫情得到全面控制之后，各地方政府积极制定和实施旨在恢复和加速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政策与措施，其中举债融资是地方政府实现经济复苏与加快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然而部分地方政府的举债规模越来越大，导致地方性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攀升，甚至部分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已经接近预警阈值，若不进行有效治理，可能导致政府债务危机，对区域内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张牧扬等，2022）。

现阶段地方政府的新一轮举债规模与速度呈现新特点，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有效治理，提升新形势下地方政府债务的治理绩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借助演进的政府会计功能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有效治理，防范地方政府过度举债风险，保证地方政府合理、安全举债，是提升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绩效的重要路径之一。然而，政府会计功能如何演进，拓展的机理以及维度与方向如何？拓展后的政府会计功能体系对地方政府过度举债进行有效治理的机理、机制与路径又是如何？本文基于人工智能理论、产权理论与政府会计治理理论，对上述问题展开系统研究。

如图1所示，2021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相比于2020年有所提升，总体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30.5万亿元（一般债务余额为13.8万亿元、专项债务余额为16.7万亿元），在全国人大规定的限额33.28万亿元（一般债务限额为15.11万亿元、专项债务限额为18.17万亿元）以内。2021年，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7.49亿元，不以政府债券形式存在的政府债务为1622亿元；全国地方政府债券平均发行年限为7.8年，一般政府债券平均发行年限为6.3年，专项政府债券平均发行年限为9.0年，一般政府债券的期限短于专项政府债券的期限。为有效促进地方经济复苏，拉动地方经济增长，2021年全国共发行4.9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相比于2020年增加了1.2万亿元 ⁷ 。此外，2021年全国财政赤字3.6万亿元，赤字率下降0.4%，相比于2020年减少了1万亿元的特别国债 ⁸ ，但2020年受疫情影响较为特殊，相比于2019年，2021年的财政政策更为积极。

图  1  2015−2021年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如图2、图3所示，2017−2021年中国地方政府负债率平稳提升，但均低于国际规定的60%标准点，说明政府债务尚在经济增长的承载能力范围内，但债务率提升幅度较大，尤其是2021年超过100%。然而，由于疫情导致政府财政支出增加，政府债务负担加重，还债压力增大，仍处于国际货币基金规定的100%−150%的范围内。现阶段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但偿债压力不断增加，需要建立和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系统，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特别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管控，以实现对地方政府财政的有效监督和管理。

图  2  2017−2021年我国地方政府负债率与国际基准指标对比

图  3  2017−2021年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率^①

近年来，诸多文献对地方政府债务的产生缘由与增长原因、经济后果及治理路径与机制展开了探讨。

关于地方政府债务的成因，相关文献主要从财政分权、预算软约束、宏观经济政策、法律法规和地方政府内部激励等方面进行了分析。首先，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不合理的财权关系导致地方政府债务累积（毛捷等，2019；郎玫和权一章，2020），中国地方政府能够自行举债源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在这一财政分权的实施过程中，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的错配情况日趋严重，地方政府事权负担加重但财权有限，迫使地方政府举借外债（郭殊，2020；毛捷等，2020；韩凤芹和蔡佳颖，2021；徐玉德，2021）。 9

其次，预算软约束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地方政府运用各种方式举债（管治华和范宇翔，2020）。地方政府面临较高的财政收支缺口，上级政府转移支付虽然能够补充地方政府的收入源，但是纵向财政失衡、政府责任重叠、转移支付使用边界模糊等现象，使得地方政府产生“救助预期”，引发事前超支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导致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产生（赵治纲，2021），从而进一步损害了地方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刘雅君，2020）。

再次，政府债务方面的政策法律不健全使得地方政府举债，尤其会产生隐性债务的“灰犀牛”风险（管治华和范宇翔，2020；郭敏和万熙虹，2020）。相关政策、管理条例以及新《预算法》的逐步落地，进一步对地方政府财政行为有所规范，但地方政府债务监管的环境仍较为宽松（沈伟，2020；张惠强，2020；吕冰洋等，2021）。地方政府选择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来进一步缓解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困难，这构成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重要来源以及风险触发点（张平和王楠，2020），并且财政压力对于“双轨制”政府会计改革的实施与服务效率具有正向提升的影响效果（黄志雄和袁峰华，2022）。

最后，在地方政府内部层面，一般而言，同层级地方政府间存在竞争压力，而地方官员的考核标准，通常以地区GDP等经济指标作为主要参考，在追求地区经济目标的同时，部分地方政府出现了地方政府间举债竞争的现象（郭柃沂等，2020；韩凤芹和蔡佳颖，2021；朱丹和吉富星，2021）。为实现经济目标，地方政府官员主动拓宽表外融资渠道，填补纵向失衡分权框架内生的地方财力收支缺口，从而导致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郭玉清等，2020；郭玉清，2022）。

关于地方政府举债的经济后果，相关文献主要从正向助力地方经济增长、负向阻碍长期经济增长、异质性、增加企业融资成本、抑制企业流动性与创新、破坏财政预算的统一性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大能够正向促进经济增长，但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为负（郑洁和刘盼盼，2022）。地方政府债务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具有抑制作用（Asteriou等，2021；王韧等，2021）。地方性债务风险存在不同程度的累积效应，在我国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下，实体经济与金融活动之间呈现显著的双向溢出效应，当地方财政存在债务风险时，债务风险与金融风险叠加会放大其对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冲击（周世愚，2021；王冰冰和赵树宽，2023）。欧洲国家以及日本的实践表明，地方债务也可能导致失业率攀升和经济发展失衡，阻碍经济长期增长（Kudła，2018；邹晓梅，2021）。此外，在综合考虑经济增速和质量的情况下，地方债务的经济后果具有异质性表现（熊虎，2021），债务扩张规模与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发展呈现倒“U”型关系（张国建等，2020）。在市场融资竞争中，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利用了外部市场的流动资金，进一步降低了企业信贷资金的可得性，相应增加了企业融资成本，对企业债务融资具有挤出效应（Aretz等，2020；曲春青和庄新颖，2021；饶品贵等，2022；余明桂和王空，2022）。考虑到中国的制度背景，地方政府债务增长主要通过银行借贷来实现，这对与政府联系密切的银行的流动性创造会产生负向影响（Demirci等，2019；李振等，2021）。扩张的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对企业创新能力也会产生不利影响（Croce等，2019；刘欢等，2020），进而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吴敏等，2022）。地方政府举债后，在投资管理、资金利用、工程腐败等方面暴露的问题，破坏了财政预算的统一性，抑制了政府内部绩效管理的有效性（张惠强，2020）。

关于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机制与路径，相关文献从明晰中央与地方财权关系、制定地方政府绩效管理体系、增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范、科学设定举债风险预警模型、建立内外协同监督与管理机制、采用区块链技术等方面进行了研究。高珂和王涛（2020）认为，应加快建立中央与地方新型财权关系，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明确地方政府职能边界。刘雅君（2020）认为，解决两权错配才能从基本逻辑上对地方政府债务形成有效治理。韩健和程宇丹（2020）、Piguillem和Riboni（2021）认为，应因地制宜对位于不同地理分区的地方政府划分服务边界，充分衡量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财政能力。王韧等（2021）认为，要充分发挥区域一体化对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缓释效应。Gertler等（2020）、李力等（2020）认为，要强化政策之间的协调，探索央地共治机制，通过货币政策与逆周期中的宏观审慎政策动态调控债务规模。Cantore等（2019）、冀云阳和钟世虎（2022）认为，要加强地方政府投资绩效管理，完善债务资源的全过程绩效评价体系。郑方方和陈素云（2021）、吴敏等（2022）认为，要优化公共债务结构，在绩效管理中增加对其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考察，加大地方债务绩效在官员绩效考核中的比重。Kluza（2017）、淳伟德等（2020）认为，具有较高精确性和较好预测性的模型是防范管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有效工具，如SMOTE-SVM模型和DEA债务风险预警模型。甘泉和向妍（2020）认为，地方政府债务报告中公开的数据以显性债务为主，相比于隐性债务，显性债务对债务风险的冲击力度较低。Kemoe和Zhan（2018）、马文涛等（2020）、王汇华（2020）发现，提高财政透明度和财政信息披露规范性，能够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从而抑制地方债务规模扩张。Kluza（2017）、Montes等（2019）认为，政府资产负债表能够反映债务规模，现金流量表体现了对债券偿付风险的考察，应充分利用政府财务报告，发挥政府会计的监管职能并结合政府审计，有效抑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蔡利和段康，2022）。史锦华和张亮亮（2021）认为，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对于破解地方政府债务治理难题有着独特的功能优势，并能够有效助推债务治理能力全方位提升，构建地方政府多元化的融资体系。徐肖冰和陈庆海（2021）、邹晓梅（2021）认为，对有权提供债务融资的第三方机构进行明确政策规定，要求披露融资来源，既能够一定程度上将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显性化”，也能够使债务治理体系更加清晰。

现有文献主要从政府会计与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框架、权责发生制基础与财政分权、财政透明度与绩效管理、政府会计准则制定与债务信息披露机制等视角，分析了政府会计在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中的作用。周曙光和陈志斌（2021）、姜宏青和孙西茹（2023）认为，构建政府会计和政府债务管理融合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新框架，以应计制逻辑完善政府资产预算，可以实现财政预算实施及资源的有效调配，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孙琳等（2021）认为，引入权责发生制的政府会计制度会显著提升政府债务规模，有助于披露隐性债务，防范债务风险；在与财政分权体制的共同作用下，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改革对控制政府债务风险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中国债券市场，政府会计信息披露在不同地区、不同层级、不同类型债券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王汇华（2020）认为，增强财政透明度与政府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发展，抑制地区经济风险。王芳等（2020）、李子联和刘丹（2022）认为建立政府会计标准体系、制定政府会计信息披露指引、加强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管制，可以规范地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行为，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然而，鲜有研究基于数智化的政府会计功能拓展视角，探讨其对地方政府债务的治理效应。本文基于数智理论、产权理论与政府会计治理理论，从数智化时代政府会计功能演进的角度，探讨后疫情时代政府会计治理机制对地方政府债务的治理效应。嵌入数智化技术的政府会计契约与估值功能，其广延性和加成性将得到极大拓展，科学运用与发挥其功能，可以管控地方政府举债风险，强化负债风险预警机制，防范与化解公共财政风险。

本文基于后疫情时代的背景，从数智理论视角，探讨政府会计功能对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作用，既满足了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有效管控的现实需求，也是对大数据、人工智能理论与政府会计理论的融合与拓展。本文的研究对于提升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绩效，实现地方政府负债科学治理，优化地方政府财政预算生态环境，增强地方政府财政治理能力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如前所述，现阶段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总体可控，但仍存在隐性负债等问题，且隐匿性呈多元化、多样化特征，难以识别与监控，加之分散面广、方式隐蔽、监管机制不完善以及疫情等影响，地方政府债务治理风险依然存在且有扩大趋向。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产生的原因：

第一，后疫情时代国内经济发展环境。构建后疫情时代的数字治理框架，需要塑造数字治理的国际规范，发展数字经济（高望来，2021）。受疫情影响，日本政府引导更多企业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应对疫情冲击（张鹏飞，2021）。受疫情的冲击，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大和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地方财政收支矛盾不断加重（Botta等，2020；潘敏和张新平，2021；徐肖冰和陈庆海，2021；冀云阳和钟世虎，2022）。在经济收缩期，数字金融更能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经营风险与道德风险，最终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信贷资源在不同行业的合理配置（杨力等，2022；翟淑萍等，2022）。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与预算软约束，决定着地方财政自由度；隐性金融分权导致地方政府融资约束变弱；地方税收增长乏力与支出的刚性增长，使得地方财政一直处于赤字状态；地方财政的“内外失衡”现象导致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张（Guo等，2018；毛捷等，2020；王振宇等，2021）。此外，市场参与地方债务运作后，财政分权与金融分权产生协同效应（李桂君等，2022），融资平台、土地抵押、影子银行、PPP项目等新兴债务形式，为地方政府债务扩张提供了便利（Chen等，2020；朱丹和吉富星，2021）。

第二，宏观政策调节作用。过度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会造成信贷过度扩张，引发政府债务规模迅速膨胀（李建强等，2020；马勇和吕琳，2021；徐肖冰和陈庆海，2021）。从以招商引资为基础的“土地财政”转向以基建投资为依托的“土地金融”来看，与地方财政收入相关的税制改革也会刺激地方债务增长（Huang和Du，2018；毛捷等，2020；赵扶扬等，2021），且地方政府干预对国有企业税负动态调整的效率更具影响力（刘行和赵弈超，2023）。在转变过程中，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涉及的“城投部门”进行隐性债务担保（毛捷等，2019），“城投部门”对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的议价能力，会相应提高债务扩张速度（宋傅天和姚东旻，2021）。

第三，地方政府间竞争。地方政府道德风险是地方政府债务不断增长的本质原因（郭柃沂等，2020）。较软约束而言，采用硬性约束的增长目标对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影响更加显著，以GDP为导向的政府间竞争将进一步加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詹新宇和曾傅雯，2021；郭靖等，2022）。地方政府为实现业绩目标而扩大举债规模，诱发借债与偿债期限错配问题（王秋石和关阵，2021）。

综上，现阶段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主要包括三方面的风险：一是经济环境不确定性风险；二是举债规模风险，主要受疫情影响，为恢复和加快经济复苏，举债数量快速上升，进而产生举债规模风险；三是举债结构风险，举债规模不断扩大，隐性债务比重不断上升，导致举债结构发生显著变化，进而产生举债结构风险。因此，如何监控地方政府举债风险，增强地方政府举债风险治理能力，提升地方政府举债风险治理效率，是后疫情时代国家财政治理领域、政府数字治理领域与地方政府债务治理领域亟需解决的问题。

在数智化时代，嵌入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政府会计功能，其演进方向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是契约功能广延性的拓展与延伸，也就是数智技术推动政府会计契约功能不断向外扩展；二是嵌入数智技术的政府会计估值功能不断伸展，追踪不同层级地方政府产权的运行轨迹，保障各层级地方政府产权的运行安全，确保各层级地方政府产权的保值与增值。

首先，在数智化时代，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必然推动政府会计功能的应用维度不断拓展。第一，数字化与智慧化政府建设，以及基于服务数智时代的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均要求现行政府会计功能不断突破原有维度，甚至倒逼其不断拓展与创新广度，覆盖特定区域范围，如纳入政府财政预算、核算与监管的全部资源。第二，基于数字化政府管理要求，嵌入数智技术的政府会计功能对本层级政府的资产与债务、财政与预算等业务可以实现全流程的数据收集、分析和诊断，建立同层级政府域内的跨平台、扁平化、结构化的财政预算，以及跨域的同层级财政预算，构建资产与债务管理等政府横向数据与信息共享平台，各同层级政府通过对比其他同层级政府在财政预算、资产与债务等管理上的政策、方式、手段、路径与机制等，取长补短，提高自身政务管理能力。第三，适应会计工作数字化管理要求。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将海量、繁杂、无序的数据进行关联化与有机化转换，连接政府会计功能，对各类政府产权运用与流转的数据进行整合、分类、加工与处理，形成有用与有效的信息流，为数字政府治理提供所需的信息与信息流（章贵桥和李增泉，2018；章贵桥等，2022）。因而，政府会计功能将不断打破现有的宽度与广度，其横向功能边界的加成性与广延性将不断拓展与延伸，以满足各层级政府资产与债务管理、财政预算与绩效管理等需求。

其次，在政府会计估值功能发挥作用的层面，相比于传统政府会计功能，数智化时代政府会计纵向功能应适应时代要求和会计功能对内拓展等要求，必然不断延伸与演进。第一，嵌入数智技术的政府会计功能，有利于贯穿各层级政府财政预算管理的纵向结构体制，高一级政府财政预算管理机构可以通过嵌入数智技术的政府会计功能，对低一级政府财政预算管理进行监管，进而对每一层级政府的财政预算、资产、债务运行轨迹进行全面分析、监督与控制，建立智能化财会监督体系（董木欣等，2022），测评政府财政预算管理、资产与债务管理等绩效，构建政府纵向财政预算监控信息共享平台。第二，在政府会计估值功能层面，相比于传统政府会计功能，嵌入数智技术的政府会计功能可以将企业会计中的作业成本法和平衡计分卡管理技术纳入其中，在政府财政预算管理中充分应用作业成本法。通过数智技术的应用，政府会计功能可以对各层级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资源运行与流动轨迹进行追踪，直至各层级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资源最小作业单元，精准分析财政预算资源使用效率与效果，实现财政预算资源的最优配置（马亚明和张立乐，2022）。因此，在数智化时代，政府会计估值功能将不断拓展与延伸，以满足地方政府财政预算、资产、债务与绩效管理的需要，切实助力经济可持续发展。数智化时代，政府会计功能演进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治理的关系如图4所示。

图  4  政府会计功能演进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治理

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是指通过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利用各种规章制度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行为，科学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规范政府举债融资方式，控制增量，化解存量，建立风险预警机制，以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减少经济损失（夏诗园和郑联盛，2020）。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是政府综合运用一定的政策、方针、法规、制度、工具与机制等，指导、调节和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行为方式的总和，以实现地方政府科学负债的政府行政目标。现阶段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总体指导思想应该是“合理化解存量，科学控制增量”（郭玉清，2022）。因此，地方债务治理的首要目标是各层级地方政府如何合理先行确定符合自身的举债标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定是否需要新增举债及其额度。

现阶段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主要成因之一是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因此，必须厘清各层级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分配关系，转变政府相关职能，使得政府各项职能边界清晰。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的要求，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建立区域均衡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¹⁰ 。

首先，合理设置国家一般性转移和转型性支付制度是厘清各层级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前置条件，如何实现科学设置与制度安排，嵌入数智化的政府会计功能不可或缺。有效运用数智化政府会计功能，对于完善现行国家转移支付机制、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管理绩效具有重要作用。政府间权责清晰的财政关系是转移支付制度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中央政府也无法有效评估地方政府支出需求与收入之间的差额，使得地方均衡性转移支付比重偏低（马海涛，2022），而嵌入数智技术的政府会计估值功能可以降低此情境出现的概率。数智化的政府会计估值功能可以追踪转移支付资金的运行轨迹，由此展开监督与管控，保证转移支付资金按既定用途与目标得以使用，促使国家推行的地方政府间资金分配的因素法与项目法可以有效实施，并从中发现差异与不足之处，助推均衡性纵横转向转移支付制度，从而保证和提升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率与效果。

其次，政府间财政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导致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马海涛，2022）。实质上，转移支付制度是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分配的一种契约，也是厘清中央与地方之间事权和支出责任的一种契约，而数智化的政府会计契约功能的应用可以确保此类契约的有效遵守与践行。在中央政府与各层级地方政府间转移支付过程中，将转移类别、步骤、额度等嵌入政府会计契约功能的运行与作用机制，杜绝不合理、不合规的人为划拨与调配，可以促使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得以有效履行，从而实现中央政府的公共服务转化率目标。因此，在完善中央与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的基础上，各层级地方政府再依据辖区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合理设定各自所需的政府举债基数与标准，实现科学举债。

举债风险辨识是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性质进行预判和识别的过程，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治理的开端。具体是指将数智技术应用于各层级地方政府举债流程，识别不能如期还本付息的风险因素，进而对影响地方政府公信力的直接后果以及次生和衍生经济后果及时应对的过程，包括各类地方政府债务数据的收集、筛选、监测和诊断。地方政府债务分为显性债务与隐性债务两类。显性债务分为新增债券和置换债券两类，由各层级地方政府公布和发行，具有正式与明确的发文，数据清晰，易于分类、统计和分析，也易于计量与确认。隐性债务是指地方政府在法定政府举债额度外，承诺以地方政府财政预算资金提供担保等方式额外向出借方举借的债务，主要包括国有企事业单位等替政府举借、由政府提供担保或财政资金支持偿还的债务等。区别于纳入预算管理的政府债务限额内的债务，相比于显性债务，隐性债务占比高，类型多样化，如政府依托平台等发行企业债、中长期票据，依托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融资与借款等，隐性债务风险主要表现为利用企事业单位违规举债、不规范的政府投资基金、伪造政府购买服务等。隐性债务具有模糊性与隐匿性的特点，因而难以清晰地进行计量与确认。

首先，在政府会计契约功能中嵌入数智技术，与《政府会计准则》《政府会计制度》等规则实现对接。将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纳入政府会计管理与治理机制，细化并分类政府会计科目，设置明晰的政府债务会计科目，统一口径，全面覆盖各类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进行精确计量与确认和实时动态监督，助力完善国家对地方政府各类债务的专业化、系统化和规范化管控与治理。

其次，地方政府隐性负债的规模一般较大，难以精准确定其究竟属于哪种隐性债务类型，且数据收集与获得也不充分、不全面，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通过人工搜集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数据，主要通过阶段性审查与调查获得，如每年末开展的各层级地方政府债务清查活动，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时效性及动态性较弱。同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数据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各地方政府统计与评价的指标口径不一致，导致所获取数据无法进行纵向与横向对比，监督与管控难以统一开展，隐性和或有债务风险增加。但在数智化时代，结合权责发生制基础，有效应用政府会计估值功能可以对不同类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进行细分且精确公布，科学界定与厘清各类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核算主体与类型，以此加强对地方政府潜在、或有、预期、隐匿的各类隐性债务的确认与计量，满足各类不同政府财务报告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同时，向社会公开地方政府举债活动的全过程（如地方政府举债资金来源和偿还方式、债务资金的运用与收益等），以实现纵向与横向的全面监督。

识别地方政府债务之后，接下来就是对各类债务风险进行科学评估。首先，将各类地方政府债务纳入数智化的政府会计估值功能，对地方政府各类举债可能产生的风险进行智能识别，并依据各层级地方政府所处地理位置、人口与环境因素、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设定，或根据特定的举债风险模型对各类地方政府显性债务风险与隐性债务风险进行赋值，科学确立各类地方政府举债风险级次。合理评估和界定各类地方政府举债风险区间与等级，智能模拟出降低风险的策略与方法，并密切对接化解债务风险的路径与债务偿还机制，将已评定或预知的各类债务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切实有效防范各类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其次，将数智化的政府会计契约功能融入地方政府举债建设的各类项目。第一，依据本层级政府及所辖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与规划，智能计算出所需债务的规模，以最低的筹资成本确定最优的筹资渠道与融资方式。第二，将筹集的财政预算资金进行智能化分配，优先分配至本区域发展规划中重要的建设项目，实现精准划拨与调配，并依据项目建设计划与进度，自行进行项目资金动态调整，确保项目如期建设与完工。第三，在项目建成产生经济效益时，对项目产生收益的时间、金额与方式进行预估，为后续各项目举债期限与数额提供可靠依据，智能化制定政府举债最优化战略。因此，数智化的政府会计功能在执行、分配、调整地方政府举债与偿债过程中，自始至终融入了智慧化的举债风险预估与测评。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预警机制可以分为纵向预警机制、横向预警机制和纵横交叉预警机制三类。纵向预警机制主要针对各层级地方政府举债风险的警示与提醒。在数智化时代，在政府会计估值功能中嵌入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在不同层级、不同职能机构的举债过程中，建立相关联数据库与信息流链条，并将人工智能的神经网络模拟系统等物理技术手段嵌入政府会计功能。由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存在差异，各地方政府举债的规模、结构、风险也不尽相同，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因地制宜，依据拨付与管控的财政预算计划、影响举债的各类风险因素和所辖地方政府举债机制，设定举债风险预警模型，如依据地方政府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与水平，构建SMOTE-SVM预警模型。对各层级地方政府举债的数额设置红线报警机制，一旦触及或者超越红线的举债阈值，即刻生成红色警报上传至上级主管部门或各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机构，上级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机构得以及时采取监管措施，对相关举债活动进行监督与管控。横向预警机制是指各层级地方政府对所属各职能部门与机构的举债进行预告与示警，预警机制设置与纵向预警机制类似，不再赘述。

在现实情境下，地方政府举债风险预警机制倾向于纵横交叉的预警机制。相比于纵向预警机制和横向预警机制，纵横交叉的预警机制融合了纵向预警机制和横向预警机制的特点，组织工作、目标确立、信息搜集和反馈更为复杂。

嵌入数智技术的政府会计契约功能，有助于上述三类举债风险预警机制的构建，及时发现、预判和警戒各层级地方政府及其所辖部门的举债风险，形成地方政府举债风险监督和制约系统，全面监控地方政府举债情况，保证地方政府举债风险在可控范围内，确保地方政府举债管理规范、科学和系统。

在数智化时代，充分发挥嵌入数智技术的政府会计估值功能，能够有效避免与控制地方政府举债不足与举债过度的风险。第一，在确定地方政府筹集资金规模与数量方面，地方政府依照本层级发展规划，可以智能计算与分析本层级政府举债的合理规模，防止举债过度导致的政府过度负担和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效率低下；同时，通过智能分析与运算，还可以避免负债不足，从而按期开展筹资计划，促使行政计划与公共项目建设如期进行与完成，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第二，在地方政府行政计划和项目建设过程中，依据不同类型的公共项目，地方政府可以精准计算出各类项目建设、实施与执行过程中的资金需求，有效布局与分配不同项目所需的资金，防止和避免因政府举债所筹集的资金运用不足与闲置而引发的机会成本和资金配置低效；同时，还可以自行分析各类公益项目建成后的经济与社会效益，避免产生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以及产权不清晰、工程质量不达标的烂尾工程，杜绝沉没成本。此外，嵌入数智技术的政府会计功能还可以按照不同类别项目，智能设定与模拟出适合的方程模型，展开计算与分析，有效降低上述风险发生的频率和损害程度。

积极发挥嵌入数智技术的政府会计契约功能，能够增强对各类政府举债建设的公共项目的管理效能。如在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过程中，智能政府会计契约功能可以将项目资金募集计划与需求、债务归还期限与本息、项目收益与综合收益等因素纳入系统，依据不同类型举债合同与契约，自行区分轻重缓急。利用财政预算拨款和不同公共项目资金收益等综合收入，地方政府可以智能计算与筹划还款资金的来源，自行设计偿还本息的程序与步骤，智能模拟并构造资金募集、债务偿还与综合收益分配模型；针对各类地方政府举债风险，运用不同分散与转移方式，确保如期偿还债务本息。如果地方政府未能精确预期，不能如期举债或偿债，出现举债过度或举债不足的情况，智能政府会计契约功能可以转移和分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避免各层级地方政府信用与信誉受到影响，维护政府公信力。

后疫情时代，处于不同地理区域与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地方政府，会依据辖区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目标进行不同规模的举债。充分发挥嵌入数智技术的政府会计功能，对于有效防范与化解地方政府举债危机、提高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治理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有效运用与充分发挥嵌入数智技术的政府会计估值与契约功能，可以确保各层级地方政府科学、合理举债，强化对各类地方政府显性与隐性债务风险的预防、规避和处理，监管各层级地方政府产权的安全运行与流转，实现各层级地方政府产权的保值、增值。

其次，不断演进的数智化政府会计估值功能对完善国家转移支付机制、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管理绩效具有重要作用。数智化的政府会计估值功能可以细化并分类政府会计科目，设置明晰的政府债务会计科目，统一口径，全面覆盖不同类型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并对其进行精确计量与确认，做到实时动态监督与管控。

再次，借助数智化的政府会计契约功能，可以构建科学、有效的举债风险预警模型和机制，及时发现、预判和警戒地方政府及其所辖部门的举债风险，形成地方政府举债风险监督和制约系统，全面监控地方政府举债情况，保证地方政府举债风险在可控范围内，确保地方政府举债管理规范、科学和系统。数智化的政府会计功能能够对各类地方政府举债进行智能风险评估，科学评估和界定各类地方政府举债风险的区间与等级，智能模拟出降低风险的策略与方法，密切对接化解债务风险的路径与债务偿还机制，将已评定或预知的各类债务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切实有效防范各类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最后，融入数智技术的政府会计估值和契约功能，可以增强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智能治理，强化地方政府的财政职能，防范与化解地方政府财政风险，优化财政生态环境，提升地方政府债务治理能力与水平，助推后疫情时代的经济恢复，助力经济与社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