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控制缺陷是指由于内部控制系统存在缺点和不足进而导致控制目标无法实现的情形。无论是安然、世通还是中航油的财务舞弊，均给投资者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显然，这些公司存在重大内部控制缺陷。在SOX法案颁布后，中国出台了一系列规范，要求上市公司向投资者如实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并披露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价结论。深入研究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因素，构建中国制度背景下企业内部控制缺陷的理论机制，进而科学防范内部控制风险显得十分必要。

在宏观层面，制度环境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具有显著影响，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市场化进程较快，制度和法治也较为健全，有序的竞争环境能为企业节省更多的资源用于内部控制建设，进而抑制内部控制缺陷（郭军和赵息，2016）。在微观层面，公司规模、经营复杂性、治理特征、高管权力等因素有可能引发或影响内部控制缺陷：Dechow和Ge（2006）认为兼并重组会给企业带来会计科目应计调整等诸多问题，导致会计风险增加进而产生内部控制缺陷；Doyle等（2007）发现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大多成立时间较短，经营复杂性程度较高，财务上较为脆弱；齐保垒和田高良（2012）将经营复杂性、会计风险和内部控制建设纳入内部控制缺陷影响因素的概念模型；Hoitash等（2012）发现公司审计委员会的会计经验、董事会的财务报告监管经验有利于抑制内部控制缺陷；朱彩婕和刘长翠（2017）发现企业的治理专家、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管薪酬有助于修复内部控制缺陷。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产业经济现象，不论是横向一体化还是纵向一体化均深刻影响着企业的经营方式、管理模式、组织架构和企业边界（杨国亮，2005；徐斌，2010；郑方，2010）。这些产业组织特征可能会影响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进而影响内部控制缺陷：纵向一体化将产业链的前后端企业整合至一个企业，具有融入多种生产环节、涉足多种经营领域和结构较为复杂的特征，因而纵向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在帮助企业发挥协同效应的同时也会导致企业管理复杂性上升和控制成本增加。横向一体化则是通过扩大同类产品产量达到降低单位产品成本的目的，现实中体现为整合类似产品，在生产和经营的管理上具有重复性，促使企业得到较好控制。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问题：纵向或横向一体化程度的加深是否会影响内部控制缺陷？两者的影响效果是否一致？

已有成果对本研究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但仍存在如下不足：一是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因素研究中缺乏从产业组织特征视角的考察，Dechow和Ge（2006）并未区分处于纵向和横向两种不同扩张动机下的兼并重组对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差异，从一体化到内部控制缺陷的逻辑链条尚待厘清；二是现有文献局限于纵向一体化研究，领域多集中于产业经济学，方法以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建模为主，缺乏横向一体化指标的定量研究；三是股权异质性和债务异质性作为中国上市公司重要的公司治理变量（李心合等，2014），在已有内部控制缺陷研究中较少涉及。

本文从以下三方面拓展现有文献：第一，本文基于企业的产业组织特征视角，探索两种一体化经营程度的加深对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契合转型期中国宏观经济热点和特征，将企业内部控制缺陷研究视角扩展至产业经济学和制度环境；第二，伴随着互联网经济迅猛发展、制度和市场环境迅速改善和技术不断下沉，纵横分离和横向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横向一体化成为无法避开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依据新古典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财务学理论，从增长维度、结构维度、风险维度和速率维度四个方面入手，借鉴赫芬达尔指数的思路，构建横向一体化综合指标，为一体化经营的经济后果研究提供新思路；第三，本文基于中国制度背景的特殊性，在微观层面考察企业股权异质性和债务异质性对内部控制缺陷的治理效应，对合理预防和管控转型期中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缺陷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是企业规模扩张的两个维度，前者代表企业生产环节的数量增加，后者代表企业重复生产同种产品的数量增加。马歇尔首先提出规模经济概念以解释报酬递增现象背后组织管理的重要性，新古典学派用“U”型分布的平均成本曲线说明了规模经济先升后降的规律。横向一体化是企业发展初期用以实现规模经济的手段。由于技术的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产品数量的扩张将减少分摊到单位产品的成本，进而实现规模经济。但受限于市场需求，横向规模不可能无止境扩大，企业可能会选择纵向扩张以步入规模经济的另一层次—范围经济（Scope Economy）（Teece，1980）。范围经济指的是多元化经营通过财务、生产、销售、投资和管理的整合实现协同，为企业节约成本，扩大企业市场份额甚至获得垄断地位，制度经济学将上述理论机制解释为交易费用内部化（Coase，1937；Williamson，1981）。但纵向一体化可能面临多元化陷阱，即盲目整合带来技术和管理成本的增加，管理层次过多导致信息传递失真、部门间摩擦和矛盾滋生、管理效率降低等诸多问题（Kreps，1990；Milgrom和Roberts，1990；杨国亮，2005）。

齐保垒和田高良（2012）提出的内部控制缺陷模型中，经营复杂性和会计风险与内部控制缺陷正相关，内部控制建设与内部控制缺陷负相关。虽然纵向和横向一体化的动机均是成本节约，但两者的生产经营模式存在较大差异。纵向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可能加剧内部控制缺陷：（1）Doyle等（2007）、Skaife等（2007）分别运用子公司数目、所涉行业数目作为经营复杂性的代理变量，发现经营复杂性与内部控制缺陷正相关；而纵向一体化的本质即为生产环节和经营复杂性的增加，因此更有可能导致内部控制缺陷。（2）针对不同资产和不同业务类型，会计制度和会计计量等更加复杂，这会加大企业会计处理风险，造成企业财务更为脆弱，从而产生财务报告方面的重大或重要缺陷。（3）内部控制建设需要投入一定的资金、管理人员付出更多的精力以及企业上下的协同配合，过度多元化将增加企业管理成本，造成可用于内部控制建设的资源和管理者精力受到削弱，从而更可能产生内部控制缺陷。与纵向一体化经营加大管理成本、降低组织效率相反，横向一体化经营是将重要资源和精力集中用于核心产品和核心战略、核心制度与核心系统的建立上，会在企业层面产生积极作用（郑方，2010），而这种资源的核心化和专一化将同时降低企业的经营复杂性和会计处理风险，从而有利于加强内部控制建设和抑制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上述分析如表1所示。

另外，产业组织理论认为正式组织包含协作意愿、共同目标和信息联系三要素，三要素的有机结合是组织存续的重要条件。企业横向规模的扩张往往能够加强组织成员之间的协作意愿强度、提高树立共同目标的可能性以及信息沟通的充分性，而纵向扩张却不利于统一目标、增强协作或信息联系（杨国亮，2005）。从内部控制五要素视角看，与纵向扩张相比，横向扩张更易获得较高的内部控制质量，进而抑制内部控制缺陷。内部环境要求企业治理结构、机构设置和权责分配明确，而纵向扩张的经营复杂性与此要求相背离（Ouchi，1979），导致控制环境变得较为复杂，但横向扩张有助于树立共同的内部控制目标，为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执行提供更好的环境。在风险评估过程中，横向扩张在协作上的优势有助于企业及时识别、分析和应对风险。在内部控制的其他要素（如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以及内部监督）方面，横向扩张也更有可能提高内部控制质量，而纵向扩张则恰恰相反。

综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H1：企业的纵向（横向）一体化程度与内部控制缺陷正（负）相关。

中国各省区在制度环境和市场化进程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从地理分布看，相比于中西部，东部发达地区上市公司的制度环境更好，市场竞争更为有序，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监督以及对其如实披露内部控制质量的需求也更为强烈，公司更倾向于通过完善内部控制系统增强企业的持久竞争力。研究表明，好的制度环境能够显著改善政府干预、政治关联等对内部控制质量的负向影响（郭军和赵息，2016）。

制度环境会影响纵向一体化与内部控制缺陷之间的关系。其一，制度环境越好，企业越有可能拥有充足的有形与无形资源以进行产业整合，此环境下的企业在加深纵向一体化方面可能更为激进（孙自愿等，2015），强激进度会影响企业经营的复杂性和会计处理的风险性，在经济景气时可能出现更重视经济效益而非契约完善的情况（杨国亮，2005），进而产生内部控制缺陷。其二，销售的快速增长可能会打破原有的内部控制平衡，而建立新的内部控制体系需要一定的时间，此时出现内部控制缺陷的可能性更大（Kinney和Mcdaniel，1989）；对于处于更好的制度环境和更高水平市场化进程中的上市公司而言，纵向一体化企业的销售增长往往更为迅速，更有可能产生内部控制缺陷。

制度环境也会影响横向一体化与内部控制缺陷之间的关系。其一，制度环境更好时，横向一体化企业的资源整合能力更强，会有更多资源用于内部控制建设，且经营复杂性和会计处理风险性将进一步降低，进而抑制内部控制缺陷；其二，制度环境更好时，信息更为通畅，网络经济可进一步抑制横向一体化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减少交易不确定性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进而抑制内部控制缺陷。

综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H2：制度环境更好时，纵向（横向）一体化对内部控制缺陷的加剧（抑制）作用更显著。

本文选择中国A股市场2010−2018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内部控制缺陷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中的内部控制子数据库，一体化程度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和Wind资讯终端，其他财务数据来自CCER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本文剔除了指标存在严重缺失或资产负债率大于1等异常样本、ST或^*ST样本、金融类和保险类公司样本，对连续变量进行1%分位和99%分位的缩尾处理。数据处理采用Stata 15.0。

若上市公司在《内部控制自我评价表》中披露了在某一环节存在内部控制缺陷，或上市公司当年存在财务违规等问题，则认定该公司存在内部控制缺陷。ICD为离散型变量，若上市公司存在内部控制缺陷，定义为1，否则为0。

纵向一体化（Ver_dir1和Ver_dir2）。参考张伟华等（2016），本文用企业营业收入来源的行业数目（Ver_dir1）、企业各行业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Ver_dir2）衡量企业纵向一体化水平。

横向一体化（Ver_bro）。横向一体化的量化指标构建较为复杂，单一指标或维度可能无法表征企业是否于当年实现了横向扩张。本文从新古典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财务学理论出发，尝试从以下四个维度构建横向一体化的量化指标体系：

第一，增长维度（Grow）。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企业首先倾向于通过资产规模化扩张的方式提升产量、降低单位生产成本进而实现规模经济的目的。因此，在总资产增加时，即Grow（当年总资产/上年总资产）大于1时，很可能是企业在当年进行了横向扩张。

第二，结构维度（Stru）。横向一体化的主要目的是实现规模经济，而营业收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较为直观地表征企业规模经济的程度。因此，本文以变量Stru（当年营业收入/上年营业收入）作为衡量横向一体化程度的第二个维度。

第三，风险维度（Risk）。企业横向扩张在收获规模效益的同时还必须面临财务方面的风险，横向兼并及并购后的整合需要充足的现金，企业需要权衡现金支出和还款压力。因此，本文选取变量Risk（当年现金支出/当年所有借款）作为表征横向一体化风险维度的指标，该指标越大，企业进行横向扩张的风险和激进程度越大。

第四，速率维度（Acc）。每增加一单位产量需要增加的资本量被称为加速系数，本文借鉴加速系数的逻辑，每增加一单位净利润需要的总资产的增长量可以衡量企业横向扩张的速度，因此选取变量Acc（当年总资产增长率/当年净利润增长率）衡量企业横向扩张的速率。

在以上四个维度的基础上，本文借鉴赫芬达尔指数体系逻辑，构建横向一体化综合量化指标（Ver_bro），Ver_bro=(Grow²+Stru²+Risk²+Acc²)/(1−1/4)。

制度环境（Env）。参考王小鲁等（2019）的研究，本文将总部设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以及江苏、浙江和广东的样本公司的制度环境变量定义为1，否则为0。

两权分离度（Dis）。鉴于上市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可能存在不一致的情况，本文参考左拙人和胡文卿（2017）的研究，根据上市公司披露的股权性质文件，以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和表决权差值的绝对值衡量上市公司的两权分离度。

股权集中度（HHI₁₀）。参考已有研究，本文以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构建的赫芬达尔指数作为衡量股权集中度的指标。

债务异质性（DH）。本文以上市公司的债务结构衡量债务异质性。参考李心合等（2014）、李亚超和王玉法（2020）的研究，债务异质性指标DH=(FD²+OD²)/(1−0.5)，其中，FD为金融性负债，OD为经营性负债。

为控制其他因素对实证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设置以下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产权比率（Lev）、资产收益率（ROA）、Z指数（Zscore）、托宾Q值（TobinQ）、成长能力（Growth）、分析师关注（ANA）、法律环境（Zone）、股权集中度（Top10）、审计师（Big4）、审计意见（Aopinion）、审计费用（Afee）、独立董事比例（Indepsize）和两职合一（Dual）。为消除行业和年份差异的影响，本文加入行业和年份哑变量。变量说明如表2所示。

本文采取Probit模型检验一体化程度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模型如公式（1）所示。为验证研究假说，本文主要考察系数α₁的符号及显著性水平。

表3的Panel A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内部控制缺陷（ICD）的均值为0.280，即约有28%的样本公司存在内部控制缺陷。横向一体化水平（Ver_bro）的最小值为0.876，最大值为7.420，且均值为2.050，说明样本公司横向一体化现象普遍存在，但程度差异较大；纵向一体化水平（Ver_dir1、Ver_dir2）的均值分别为3.656和0.230，最小值分别为1和0，而最大值分别为25.000和0.760，说明不同样本公司经营范围存在较大差异。

表3的Panel B报告了企业一体化程度按照是否存在内部控制缺陷（ICD）分类统计后的单变量t检验结果。从横向一体化（Ver_bro）的单变量t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存在内部控制缺陷企业样本的横向一体化程度均值为1.954，小于不存在内部控制缺陷企业样本的横向一体化程度的均值2.087，两者差异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初步说明了横向一体化程度与内部控制缺陷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从纵向一体化程度（Ver_dir1、Ver_dir2）的单变量t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存在内部控制缺陷企业样本的纵向一体化程度均值为4.028和0.262，分别大于不存在内部控制缺陷企业样本的纵向一体化程度均值3.566和0.217，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初步说明了纵向一体化程度与内部控制缺陷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表4报告了Probit模型的检验结果。列（1）的结果显示，横向一体化（Ver_bro）与内部控制缺陷（ICD）的相关系数为−0.071，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横向一体化程度越高，越能抑制内部控制缺陷。列（2）和列（3）的结果显示，纵向一体化（Ver_dir1、Ver_dir2）与内部控制缺陷（ICD）的相关系数为0.036和0.263，且依然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纵向一体化程度会加剧企业内部控制缺陷，假说H1得到支持。

表5报告了基于不同制度环境下一体化程度与内部控制缺陷的Probit模型检验结果。列（1）、列（2）的结果显示，横向一体化（Ver_bro）与内部控制缺陷（ICD）在制度环境较好样本中的相关系数为−0.082，且在1%水平上显著；而在制度环境较差的样本中未表现出显著性，表明横向一体化与企业内部控制缺陷的负向关系在制度环境较好时更加显著。列（3）至列（6）的结果显示，纵向一体化（Ver_dir1、Ver_dir2）与内部控制缺陷（ICD）在制度环境较好样本中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043和0.324，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而在制度环境较差的样本中，纵向一体化与内部控制缺陷的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水平在5%及以下，说明纵向一体化与企业内部控制缺陷的正向关系在制度环境较好时更加显著。假说H2得到支持。

第一，更换模型。考虑到Probit模型的局限性，本文使用Logit模型重新进行检验。第二，样本调整。考虑不同资本市场对企业的影响存在差异，本文将样本定义为仅在A股上市的公司重新进行检验。第三，工具变量法。本文使用地区生产总值（GDP）作为一体化程度的工具变量，以排除内生性对研究结论的干扰。第四，宏观因素影响。考虑到不同地区的宏观因素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加入如下控制变量以消除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问题：机构投资者（Hold，基金持股比例）、中心城市（Cen，上市公司总部所在地或注册地为一线城市、省会城市和国家中心城市取1，否则为0）和产权性质（SOE，国有企业为1，非国有企业为0）。上述稳健检验结果（限于篇幅未报告，资料备索）与前文基准检验的结果基本一致。

良好的公司治理是内部控制目标实现的重要保障，而股权异质性是影响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重要变量。在中国新兴转轨市场经济阶段，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相对集中，代理问题严重。股权分散、机构投资者均可以缓解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代理问题。吴益兵等（2009）在中国情境下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与内部控制质量负相关。本文采用两权分离度和股权集中度衡量股权异质性，以检验股权异质性对一体化程度与内部控制缺陷关系的调节效应。

表6报告了两权分离度下一体化程度与内部控制缺陷的检验结果。列（1）的结果显示，两权分离度与横向一体化的交乘项（Dis×Ver_bro）与内部控制缺陷（ICD）的相关系数为0.007，但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存在两权分离对企业横向一体化与内部控制缺陷的传导机制并不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列（2）、列（3）的结果显示，两权分离度与纵向一体化的交乘项（Dis×Ver_dir1、Dis×Ver_dir2）与内部控制缺陷（ICD）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180和−2.340，且均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企业纵向一体化与内部控制缺陷的正向关系在两权分离度较低时更加显著。

表7报告了不同股权集中度下一体化程度与内部控制缺陷的检验结果。本文依据企业股权集中度是否大于样本均值定义股权集中度较高和股权集中度较低样本。列（1）、列（2）的结果表明，当企业股权集中度较低时，横向一体化（Ver_bro）与内部控制缺陷（ICD）的负向关系更加显著；列（3）至列（6）的结果表明，纵向一体化（Ver_dir1、Ver_dir2）与内部控制缺陷（ICD）的正向关系在股权集中度较低的企业更加显著。

债务异质性在公司治理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来源结构，企业负债可分为金融机构借款、债券和商业信用。西方资本结构理论假定负债内部是无差异的，各类债务资金是同质的。但在中国，大量经营性负债冲击着负债同质性假设，基于信用制度差异，中国企业的金融性负债与经营性负债的差异不仅客观存在且差异很大（李心合等，2014）。商业信用是中国企业短期融资的重要来源，供应商一般会在商业信用契约中添加若干项约束性条款，且应付票据等商业信用凭证由于与特定经营活动相关，很难被挪作他用，这也将约束管理层的过度投资行为，进而发挥治理作用。

表8考察了不同债务异质性水平对一体化程度与内部控制缺陷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依据企业债务异质性水平是否大于样本均值来定义债务异质性水平较高和债务异质性水平较低样本。列（2）、列（4）和列（6）的结果表明，当企业债务异质性水平较高时，横向一体化能够显著抑制内部控制缺陷，但纵向一体化则会加剧内部控制缺陷；列（1）、列（3）和列（5）的结果显示，当企业债务异质性水平较低时，一体化程度与内部控制缺陷的相关系数至少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横向一体化与内部控制缺陷的负向关系、纵向一体化与内部控制缺陷的正向关系在企业债务异质性水平较高时更加显著。

本文以2010−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企业的产业组织学特征考察纵向一体化经营和横向一体化经营对企业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并探索制度环境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企业纵向一体化经营和横向一体化经营对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路径相反，分别是加剧和抑制作用；（2）制度环境对一体化经营与内部控制缺陷关系的影响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即良好的制度环境让“好的更好、差的更差”；（3）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检验发现，在中国制度背景下，股权异质性和债务异质性均对基准检验存在显著调节作用，且作用方向不尽相同：纵向一体化与内部控制缺陷的正向关系在两权分离度较低和股权集中度较低、债务异质性水平较高时更加显著；横向一体化与内部控制缺陷的负向关系在股权集中度较低和债务异质性水平较高时更为显著。

基于上述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重视产业组织特征，科学管控企业的内部控制缺陷。应着重防控纵向一体化经营可能带来的管理精力分散和内部控制不到位等问题，以及多元化经营带来的内部控制风险；监管机构应针对纵向扩张和横向扩张对内部控制缺陷影响的异质性完善相关法规。

（2）政府应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加快市场化进程，促进当地企业内部控制建设，防止由于纵向一体化过于激进而产生内部控制缺陷。

（3）理性对待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完善公司治理的相关契约。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是现代企业制度发展史上的重大制度创新，在经济环境飞速变化的今天，一方面不能将内部人控制和内部控制缺陷相等同；另一方面，科技飞速发展、市场变幻莫测时，经理人拥有较多自主权，可以快速反应、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建设与系统革新，从而抑制内部控制缺陷，因此企业要制定科学的契约关系，理性对待两权分离问题，以抑制内部控制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