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减轻企业经营负担、优化营商环境，201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明确规定自2019年5月1日起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可降至16%。而此前，我国社会保险缴费比例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发改委统计显示，我国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平均总费率高达职工工资总额的39.25%，在被统计的173个国家和地区中列第13位，远超美、日、韩，接近法、德、意等高福利国家40%的费率门槛^①。其中，基本养老保险^②作为社会保险的核心内容、企业劳动力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导致我国社会保险总费率高于世界上多数国家的主要因素（杨翠迎等，2018）。较高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造成企业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沈永建等，2017），加重企业经营负担，不利于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维持低成本优势。面对沉重的成本负担，企业将如何应对？本文从企业避税行为的角度探讨基本养老保险对微观企业的影响，进而检验降费政策的合理性。

本文预期，基本养老保险的企业缴费比例越高，企业避税程度越大。一方面，在“统账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下，企业是养老缴费的主力军，而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经营的重要目标之一。面对持续上涨的劳动力成本，企业有动机规避税收以直接降低所得税费用。另一方面，根据《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企业必须按月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缴纳社会保险费。每月大量现金流支出增大了企业生产经营风险，促使企业利用避税节省现金支出（Law和Mills，2015；Edwards等，2016；Goh等，2016；刘行等，2017），从而抵御风险（陈德球等，2016；王亮亮，2016；Edwards等，2016）。

本文利用2007−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基本养老保险对企业避税的影响。2006年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明确要求企业应当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其为职工缴付养老保险的情况，这一项披露规定为本文计算基本养老保险的企业实际缴费比例提供了必要且丰富的数据。本文还利用上市公司注册地所属地级行政区的法定基本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作为工具变量以及2016年阶段性降费政策的实施构建准自然实验等进行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发现，基本养老保险的企业缴费比例越高，企业避税程度越大。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一效应在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盈利能力较差和现金持有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最后，本文考察了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偏高刺激企业避税的经济后果，结果表明基本养老保险对企业避税的促进作用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补充了关于养老保险影响微观企业行为的研究。目前养老保险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层面：一是养老保险制度本身，如养老保险替代率（张迎斌等，2013）、缴费率（路锦非，2016；曾益等，2019）、养老保险体系的选择（封进，2004；程永宏，2005）等；二是养老保险的宏观经济效应，如养老保险对经济增长（彭浩然和申曙光，2007）、家庭消费（白重恩等，2012）、居民福利（廖朴，2016）等方面的影响，而着眼于对微观企业影响的研究较少（马双等，2014；赵健宇和陆正飞，2018）。因此，本文探讨面对较高的养老保险缴费压力企业如何调整避税行为，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第二，丰富了劳动保护与企业行为决策关系研究的文献。现有研究讨论了劳动保护政策对企业生产效率（Autor等，2007）、成本粘性（刘媛媛和刘斌，2014）、企业创新（倪骁然和朱玉杰，2016）、企业控制权（Dessaint等，2017）等方面的影响，但缺乏从保障退休劳动者基本生活需要的基本养老保险视角出发，论证其对企业避税影响的研究。第三，为《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这一长期性制度安排的合理性提供了经验数据的支持。本文发现，基本养老保险的企业缴费比例越高，企业避税程度越大。这可能会加大税收征管难度，导致国家税收流失。因此，适当降低社保费率一方面有助于减轻企业缴费负担，激发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有助于保障国家税收来源的稳定性。

基本养老保险是由国家强制征集，用以保证退休劳动人员基本生活需要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采用“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筹集模式，其中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由企业和个人共同缴费，即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的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记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职工按照国家规定的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记入个人账户。

1986年7月，国务院发布《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明确指出劳动合同制工人的退休养老基金由企业和工人共同缴纳。其中应由企业缴纳的部分由企业正式开户银行按月代为扣缴，应由工人缴纳的部分由企业按月在工资中扣除，两部分资金最终均转入当地劳动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社会保险专门机构进行统一管理。这项规定的实施，为形成“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奠定了基础。

1991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提出要逐步建立起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企业和职工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均转入社会保险机构在银行开设的“养老保险基金专户”。考虑到地区之间的差异，各省级政府可以在国家统一政策规定的范围内，结合实地情况进一步对职工养老保险做出规定，并允许不同地区和企业之间存在一定差别。

1995年3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首次以国务院文件的形式要求为每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员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并对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提出了两个实施办法供各省级政府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各地区还可在该办法的基础上进行修改与完善。该文件的实施促进了我国养老保险新机制的形成，标志着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取得新进展。

1997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在此前“统账结合”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建立了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指出要逐步由县级统筹向省或省授权的地区统筹过渡。文件还明确规定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一般不得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负担较重的少数省、自治区、直辖市确需超过20%的除外）；职工在1997年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不低于本人缴费工资的4%，从1998年起每两年提高1%，最高达到本人缴费工资的8%，具体比例可由各省级政府在规定范围内根据地区实际情况确定。个人账户的总额为职工缴费工资的11%，职工本人缴费后不足的部分，从企业缴费划转。这项决定虽然有助于各地养老制度的制定更贴近实际，激发地方政策制定者的积极性，但也导致不同地区之间费率的横截面差异较大，同一地区费率的时间序列差异也较大。

2005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基于东北三省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的经验，国务院决定逐步做实个人账户。从2006年1月1日起，个人账户统一由本人缴费工资的11%降为8%，且全部由职工个人缴费构成。至此，职工个人缴费比例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统一。

2010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8年12月已修订），自此“统账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有法可依。

2016年5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降至20%，其中在2015年底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份超过9个月的地区，可阶段性降至19%，此次降低养老保险缴费率的适用期限为2年。2018年5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超过19%的地区、已降至19%的地区以及在2017年底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份超过9个月的地区，可阶段性执行19%的单位缴费率至2019年4月30日。

201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规定自2019年5月1日起，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率超过16%的地区，可降至16%；低于16%的地区，需提出过渡办法。

从初具雏形到正式建立，我国“统账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构建经历了不断探索、调整的历程。然而，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仍然存在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过高的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问题。目前，我国企业职工社会保险费率接近40%，远超美、日等发达国家。其中，养老保险缴费比例过高是导致我国社会保险缴费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主要因素（杨翠迎等，2018）。截至2018年底，我国多数省份的企业养老保险缴费比例达19%。较高的企业缴费比例导致用人单位的劳动力成本偏高，企业负担较重，不利于国内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形成并维持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刘长庚和张松彪，2014）。此外，现行制度允许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的养老保险缴费比例，这导致了各地缴费比例差异较大。例如广东省2017年7月统一全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为14%^③；四川省从2016年5月1日起按19%的缴费比例向用人单位征缴^④。

国外关于养老保险影响经济发展、企业行为等方面的研究较为缺乏，原因可能是其养老保险制度统筹层次较高，不同地区之间不存在足够大的横截面差异，难以为研究提供差异化信息。如美国的社会养老保险资金来自联邦政府统一征收的社会保障税，联邦政府将社会保障税全部划入社保基金，进行集中管理。

国内学者基于不同着眼点，对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展开了深入探讨。一类文献关注养老保险制度本身，包括如何优化养老保险替代率以及分析影响替代率的重要因素（贾洪波和温源，2005；张迎斌等，2013）、论证养老保险现收现付制与基金制的利弊以及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选择（封进，2004；程永宏，2005）、测度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与效率（吴永求和冉光和，2014）、从理论与模型推算角度为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的降低幅度提供建议（刘长庚和张松彪，2014；路锦非，2016；曾益等，2019）等。另一类文献关注基本养老保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彭浩然和申曙光（2007）构建世代交叠模型并对理论模型求解，利用地区层面数据进一步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制度不利于经济增长。具体来说，养老保险制度虽然会促进生育率的提高，但会降低居民储蓄率及人力资本投资的份额。1995年至1997年，我国正式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何立新等（2008）利用该制度对城镇住户养老金财富变化的外生冲击，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家庭储蓄增加的现象提供了一个重要解释，即养老金财富对城镇家庭储蓄具有替代作用，当制度改革导致企业职工的养老金财富减少时，家庭储蓄率明显上升。白重恩等（2012）使用2002−2009年我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展开研究，发现职工个人的养老缴费负担增大会导致其可支配收入减少，最终会抑制家庭消费，但对家庭储蓄没有显著影响。廖朴（2016）将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纳入生命周期模型并进行数值模拟分析，研究发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能够提升我国各收入层次居民的福利，但其中个人账户会造成居民福利降低。田玲和刘章艳（2017）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年的家庭样本数据，同样发现基本养老保险对我国居民“必需型”消费具有挤出作用。彭浩然等（2018）基于省级层面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地方政府对养老保险征缴的强度越大，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占GDP的比重越低，从而不利于地方经济增长。综上，已有文献从不同视角对基本养老保险的宏观经济效应展开研究，研究结论的整体方向一致，即我国现有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利于经济增长。

目前也有少量文献研究基本养老保险对微观企业的影响。马双等（2014）利用制造业企业数据研究发现，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的提高对职工工资与应付福利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即养老保险缴费在企业与员工之间可能存在隐性分担的情况。赵健宇和陆正飞（2018）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较高的基本养老缴费比例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较高的基本养老保险的企业实际缴费比例会降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在企业员工平均工资较低的情况下，这种效应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与公司未来的专利规模和专利质量负相关，即高缴费比例会降低创新产出。

与基本养老保险研究较为接近的是讨论劳动保护政策的经济效应的相关文献。Autor等（2007）利用1970−1999年美国州法院采用的关于员工解雇保护的法案，评估解雇成本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员工解雇保护政策增加了企业解雇工人的潜在成本，改变了企业短期的生产选择，导致企业保留生产力低下的工人，进而降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Banker等（2013）以不同国家劳动保护立法的严格程度衡量劳动力调整成本，研究发现公司层面的成本粘性水平与国家层面劳动保护法的严格程度正相关。Dessaint等（2017）利用劳动保护政策在不同国家间的横截面差异以及时间序列差异，证明了劳动保护对公司控制权有深刻影响。他们研究发现，当有关加强劳动保护的法规改革通过时，企业并购的次数和规模会显著下降，且在更有可能裁员的并购交易中，并购次数与规模下降的幅度更大。

为完善劳动合同制度，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我国于2008年首次正式实施《劳动合同法》。为了对这部法律的经济影响进行有效评价，国内学者从企业发展和整体经济发展层面进行了充分论证。刘媛媛和刘斌（2014）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成本粘性的视角展开研究。研究发现，执行《劳动合同法》会增大人工成本粘性，并且人工成本的增量效应主要来自薪酬粘性，人工成本粘性的增大又进一步导致人工被机器设备替代的可能性加大。廖冠民和陈燕（2014）从实施《劳动合同法》的时间以及地区法律执行效率差异两个方面衡量劳动保护，研究发现劳动保护会降低经营弹性。倪骁然和朱玉杰（2016）根据劳动密集度的高低将样本划分为处理组与控制组，将《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作为一个外生冲击来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劳动保护程度的加强将促进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产出的增加。潘红波和陈世来（2017）分别检验了《劳动合同法》实施初期与实施后期对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以及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投资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研究发现，该法的实施对国有企业的投资没有显著影响；在实施初期对民营上市与非上市企业的投资均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在实施后期对民营上市企业的影响较弱；上述对企业投资的抑制效应最终导致我国区域GDP增长率降低。王珏和祝继高（2018）在讨论高学历员工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进而抑制高学历员工创新。

显然，加强劳动保护会增大企业劳动力成本，但企业发展可能取决于高劳动力成本的挤出效应与激励效应的权衡。因此，关于劳动保护对企业经济影响的研究结论尚未统一。作为保障退休劳动者的制度，基本养老保险是一项重要的劳动保护政策，但从这一角度考察劳动保护的经济效应的研究仍较为缺乏。

企业避税一直是各界关注的重要内容，学界对于哪些因素影响企业避税行为展开了丰富研究。从社会规范角度，Hoi等（2013）立足于企业文化理论，研究发现当公司存在不规范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时，其避税的可能性更大。张茵等（2017）以信任调查数据构建的信任度指数与献血率衡量各省的社会信任程度，研究发现公司所属地区较高的社会信任程度存在被滥用的风险，企业因此会更大程度地进行避税。

从外部监管角度，范子英和田彬彬（2013）借用2002年我国实施所得税地方与中央分享改革的契机，以企业向地方税务局还是向国家税务局缴纳所得税来反映税收执法力度的差异，研究发现向国家税务局缴纳所得税的企业避税程度更低。张敏等（2018）以企业与基层主管税务局之间的地理距离作为解释变量，研究发现企业距离税务局越近，越倾向于实施避税，支持了企业寻租成本的“距离衰减效应”。

从外部环境角度，王永培和晏维龙（2014）利用制造业企业的数据，从行业和地区角度剖析了经济集聚与企业避税行为的关系。结果表明，制造业地理集聚与空间集聚都会推动企业实施更高程度的避税。王亮亮（2016）利用2008年金融危机对金融市场及实体企业的冲击，探讨其对公司避税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危机的冲击造成企业外部融资环境恶化、转移融资风险的动机增强、倾向于更大程度的避税。陈德球等（2016）关注地方官员更替引致的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避税的影响，研究发现政策不确定性会增大企业避税程度。

从公司治理角度，蔡宏标与饶品贵（2015）采用机构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距离作为工具变量，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每增加10%，企业的避税程度下降1.35%，且这种负相关关系在统计上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李昊洋等（2018）采用2013−2015年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数据构建机构投资者调研变量，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调研能够提高信息披露水平，进而显著降低公司避税程度。Desai和Dharmapala（2006）发现增加管理层的激励性薪酬会降低企业避税水平。Dyreng等（2010）通过跟踪908位CEO、CFO以及其他高管以考察高管对公司避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行为对公司避税水平有重要影响。Gaertner（2014）指出CEO的税后激励对公司有效税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提高了公司避税程度。

综上，企业避税行为受企业内外部力量的影响。其中与本文考察内容最接近的是企业管理层激励对避税的影响，但现有文献鲜有关于企业普通员工薪酬结构及其支付水平与避税关系的研究。

本文试图从企业避税行为的角度探讨基本养老保险对微观企业的影响。作为我国现行养老体系的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承担了主要的养老压力，由其提供的养老资金占整个养老体系的79%（徐忠，2018）。而在“统账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下，企业是养老缴费的主力军，即沉重的养老负担大部分转移给了企业，这导致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沈永建等，2017）。此外，根据《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基本养老、医疗及失业保险费实行集中统一征收，用人单位按月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应缴纳社会保险数额，经核定后，在规定的期间内及时缴纳。例如根据广东省相关规定，社会保险费按月计征，缴费单位应于次月7日前申报缴纳^⑤。如前文所述，我国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偏高，企业每月按时支出一定数额的养老保险费，进一步加重了企业的现金流负担。大量现金的流出会挤占员工工资、福利（马双等，2014），降低员工生产积极性、损害企业生产效率，挤占企业研发资金投入、限制技术革新（赵健宇和陆正飞，2018）等，导致企业生产经营风险的增加；同时也增大了企业对到期债务无法及时足额还本付息的可能性，加大了财务风险。

综上，过高的基本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会造成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加大。获取高额利润是企业经营的重要目标之一，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有动机采取一定方式控制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同时，企业也有动机节省其他经营活动现金支出以防范每月高昂的养老保险费用引致的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一个可能的选择是避税。当然，企业也可以采取其他措施（如减少营销费用、研发支出、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投资等）来削减成本、减少现金支出，但这些措施会对企业生产经营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而避税则不然（王亮亮，2016；Edwards等，2016）。避税能够直接降低企业税费，根据企业避税的“现金流效应”假说（刘行等，2017），避税能有效节省现金支出，增加现金储备（Law和Mills，2015；Edwards等，2016；Goh等，2016）。同时，避税也常常是企业为应对可能增加的风险而采取的重要措施：由于地方领导人变更引发的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了企业融资成本提高和现金需求增大的风险，为抵御这些风险，企业会提高税收规避水平（陈德球等，2016）；面对金融危机造成的外部融资困难和财务困境风险，企业会采取更积极的避税措施（王亮亮，2016）；面对宏观的融资约束（2008−2010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银行贷款标准收紧的风险），企业显著提高避税程度（Edwards等，2016）。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基本养老保险的企业缴费比例越高，企业避税程度越大。

本文选取2007−2018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研究样本。根据2007年起实施的新《企业会计准则》，上市公司应当在财务报表附注中详细披露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在内的与职工薪酬相关项目的各期增减变动及期初、期末余额，因此本文研究的起始年份为2007年。名义税率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其他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由于不同公司对基本养老保险项目设置的明细科目存在差异，为保证本文使用的养老保险数据只包含该公司当年为员工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而不包括补充养老保险、其他社会保险、企业年金等项目，本文首先从“应付职工薪酬”科目的明细数据中筛选出涉及基本养老保险的项目，然后手工检索年报，结合年报中的文字描述逐一确认这些项目涵盖的具体内容，年报数据来自巨潮资讯网。在原始样本的基础上，本文剔除了金融业上市公司、当年被ST和变量缺失的观测样本。为计算实际所得税率（ETR），本文剔除了税前利润总额小于等于0的观测样本（因为税前利润为负时，若企业所得税费用也为负，则计算得到的实际所得税率为正，这显然与事实不符；税前利润为0时，无法计算实际所得税率指标）。本文将ETR取值控制在[0,1]区间内（Chen等，2010；刘行和叶康涛，2014），以避免异常值对研究结论产生影响。最终，本文得到14,483个公司−年观测值。为避免极端值的干扰，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

本文还手工收集了2007−2018年各地级行政区法定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的数据，以构建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由于该指标没有统一公开的数据来源，本文通过向各地相关部门进行人工咨询或官网检索有关政策文件等方式，共获取254个地区的2,662个地区−年观测值。

为考察基本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回归模型（1）：

模型（1）中，被解释变量TAXAV为企业避税，本文使用两个指标进行衡量：一是扣除应计项目影响的会计−税收差异指标（Desai和Dharmapala，2006），即根据$BT{D_{i,t}} = \alpha T{A_{i,t}} + {\mu _i} + {\xi _{i,t}}$，对${\rm{}}DD\_BT{D_{i,t}} = {\mu _i} + {\xi _{i,t}}$进行估计。其中，BTD为会计−税收差异，等于利润总额与应纳税所得额之差除以上年总资产；TA为上年末总资产标准化的公司各年应计项目总额。DD_BTD为不能由应计项目解释的会计−税收差异，包含公司i残差的平均值（公司不随时间变化的税收差异）和t年残差与平均残差的偏离值（每年税收差异的变动部分）。DD_BTD值越大，说明企业避税程度越大。二是实际所得税率指标（ETR），等于当期所得税费用除以税前利润总额，其中当期所得税费用等于所得税费用总额减去递延所得税。实际所得税率越低，说明企业规避税收的水平越高。

模型（1）中的解释变量Pension为基本养老保险的企业缴费比例，本文使用企业应缴养老保险的本期增加额占本期应付职工薪酬总额的比例进行衡量，该指标反映了各公司每年相对于职工薪酬总额的实际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参考现有文献（刘行和叶康涛，2014；蔡宏标和饶品贵，2015），本文控制了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总资产收益率（ROA）、总资产增长率（Grow）、固定资产比重（PPE）、无形资产比重（Intang）、存货比重（Invent）、名义税率（Rate）、股权集中度（CR1）、产权性质（SOE），上述指标的具体计算方式见表1。本文还控制了行业（Ind）和年份（Year）固定效应，并且在回归估计中使用公司聚类稳健标准误。

表2−1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基本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Pension）的均值为7.6%，而在2018年前，我国各省市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大多在19%及以上。这种差异一方面可能是由企业对养老保险缴费的工资基数在一定范围内的自主选择权导致的^⑥；另一方面，部分企业可能存在逃避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情况（彭雪梅等，2015）。企业避税指标DD_BTD的均值为0.003，ETR的均值为0.217，与相关研究的统计结果一致（刘行和叶康涛，2013；代彬等，2016）。产权性质（SOE）的均值为0.414，说明41.4%的样本观测值为国有上市公司。

表2−2分年度报告了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实际缴费比例最高和最低的行业，可以发现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并不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如制造业（代码C）企业中同时存在具有最高和最低缴费比例的观测值。

表2−3统计了地区层面法定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制定最高法定缴费比例的地区集中在哈尔滨、石家庄及上海等地，而制定最低法定养老缴费比例的地区主要有佛山、中山、珠海及厦门。另外，随着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不断发展，各地法定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的最高值呈逐年降低趋势。

为考察基本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本文对模型（1）进行实证检验，表3列（1）和列（2）分别报告了以扣除应计项目影响的会计−税收差异（DD_BTD）和企业实际所得税率（ETR）作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在列（1）中，Pension的回归系数为0.043，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基本养老保险的企业缴费比例每增加1个标准差，企业的避税程度将相对于其平均值增加43%（0.043×0.03÷0.003），二者的正相关关系在统计上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在列（2）中，Pension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企业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越高，企业实际所得税率越低，即避税程度越大。综上，表3的回归结果验证了本文的假说。

如上文所述，企业可以在法定区间内自主选择养老保险缴费基数，这可能导致本文构建的基本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指标存在一定程度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进一步采用各地级行政区法定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作为工具变量，考察在控制内生性后，基本养老保险是否仍显著促进企业的避税行为。养老保险法定缴费比例是企业当期实际养老缴费的决定因素之一，该比例由国务院规定基准水平，地方政府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适度调整。因此，养老保险法定缴费比例不受公司的主观影响，具有外生性。各地养老保险法定缴费比例存在横截面及时间序列差异，这为本文提供了必要的研究条件。基于此，本文构建模型（2）、模型（3），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

上述模型中，IV表示上市公司注册地所属地级行政区的法定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widehat {Pension}_{i,t}} $表示第一阶段回归估计的Pension指标的拟合值，其余变量的定义与前文一致。

表4报告了模型（2）、模型（3）的回归结果。列（1）报告了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养老保险的法定缴费比例与企业实际缴费比例显著正相关，与实际情况相符。列（2）、列（3）报告了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无论是以DD_BTD还是ETR衡量企业避税，基本养老保险的企业缴费比例（Pension）均显著提高了企业避税程度。相比于表3的系数估计结果，在控制内生性的情况下Pension的系数绝对值更大，经济意义更显著。如列（2）中Pension的系数为0.369，表示基本养老保险的企业缴费比例每增加1个标准差，企业避税程度将相对于其平均值增加3.69。

2016年4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规定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为20%且上一年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超过9个月的省市，自2016年5月1日起可阶段性将企业缴费比例降至19%，执行期限暂为两年。2018年两部门发布《关于继续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规定上述企业可继续阶段性执行19%的缴费比例至2019年4月30日，具体调整方案由各省市研究决定。这为本文构建准自然实验考察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对企业避税的影响提供了研究条件。本文以2014−2018年为阶段性降费政策实施前后的观察期。由于2016年同时存在新旧费率，企业避税行为实际上受到政策实施前后因素的混合影响，为避免混淆政策的经济效应，本文借鉴刘行等（2019）的数据处理方法，剔除2016年样本。基于此，本文建立如下双重差分模型：

模型（4）中，Treat为分组虚拟变量，如果公司i的注册地所属地级行政区j于2016年起实施了阶段性降费政策，则Treat取1，该公司属于处理组；否则Treat取0，该公司属于对照组。Time为分期虚拟变量，如果观测年大于2016，则取1；如果观测年为2014年或2015年，则取0。λ_i为个体虚拟变量，ν_t为时间虚拟变量，其他变量定义与前文一致。表5报告了模型（4）的回归结果，当以DD_BTD为被解释变量时，交互项Treat×Time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阶段性降费政策的实施促使企业降低了避税水平，支持本文结论。当以ETR为避税衡量指标时，交互项Treat×Time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未被观察到不随时间变化的公司特征可能与解释变量相关，导致遗漏变量问题，本文进一步控制公司固定效应。表6的回归结果表明，控制公司固定效应后基本养老保险仍然显著促进了企业避税。

基准回归中构建的解释变量反映的是企业当期实际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率，本文进一步计算了企业当期实际支出的养老保险费率指标Pension2（等于“应付职工薪酬−−养老保险”本期减少额除以本期实际支付工资总额），同时将会计−税收差异指标BTD作为衡量企业避税程度的替代指标（该指标值越大，说明企业避税程度越高），分别将上述两个指标代入模型（1）重新进行回归估计。表7列（1）的回归结果显示，当以BTD为被解释变量时，Pension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列（2）至列（4）以Pension2为解释变量，回归结果依然支持本文结论。

税收优惠可能导致本文高估了样本中享受税收优惠企业的避税程度，本文从样本中分离出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以排除税收优惠对结论的干扰。借鉴吴联生（2009）的做法，本文将名义税率为15%的企业定义为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将名义税率为25%的企业定义为未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剔除适用其他税率的观测值。表8的Panel A统计显示，5,795个公司−年观测值未享受税收优惠，约占全样本的43%；Panel B仅保留未享受税收优惠的观测值，对模型（1）重新进行回归。列（1）中，Pension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在排除税收优惠影响的情况下，基本养老保险对企业避税的促进作用依然存在。

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提出，按月申报缴纳社保费的硬性规定增加了企业现金支出压力，而过高的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导致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进一步加重企业现金支出负担。为应对由此增加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企业可能会提高避税程度。为验证这一逻辑，本文从融资约束程度、盈利能力和现金持有水平三个角度，考察当面对高昂的养老费用时，不同类型上市公司避税行为的差异。

研究表明，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会更积极地实施避税行为以减少现金流出（Edwards等，2016）。当企业承担过重的养老费用负担，又难以及时、足额获取内外部融资时，其避税动机自然会增强。因此，本文预计基本养老保险对企业避税的正向作用在面临更高程度融资约束的企业中更显著。借鉴Kaplan和Zingales(1997)、魏志华等（2014）的研究，本文首先构建模型（5）计算KZ指数，然后运用KZ指数计算本文样本的融资约束程度，并根据融资约束程度的年度中位数将样本分为高融资约束组和低融资约束组，对模型（1）进行分组回归检验。

表9报告了检验结果。列（1）中，Pension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列（2）中，Pension的系数不显著。这表明当企业面临更高程度的融资约束时，基本养老保险的企业缴费比例越高，企业避税水平越高。费舍尔组合检验（Fisher’s Permutation Test）结果显示，p值为0.000，说明两组样本中Pension的系数存在显著差异。列（3）、列（4）以ETR为被解释变量，结论与列（1）、列（2）一致，不再赘述。

对于盈利能力较差的公司，养老保险缴费支出对利润及现金流的负面效应更大，其遭遇负面冲击而陷入经营困境的可能性更高。而更易陷入经营困境的企业，会产生更高的避税需求以化解经营风险（刘行和赵晓阳，2019）。因此，本文预计基本养老保险对企业避税的促进作用在盈利能力更差的公司中更显著。本文选用盈余现金保障倍数^⑦来衡量企业盈利能力，根据盈余现金保障倍数的年度中位数将样本分为高盈利能力组和低盈利能力组，对模型（1）进行分组回归检验。表10列（2）、列（4）的结果表明，基本养老保险对企业避税的促进作用在低盈利能力组中更显著。

本文直接测算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对基本养老保险与避税程度之间关系的影响，论证现金短缺公司在面对高昂的养老费用支出时，避税动机增强。本文借鉴杨兴全和尹兴强（2018）的方法计算现金持有水平^⑧，根据现金持有水平年度中位数将样本分为高现金持有组和低现金持有组，对模型（1）进行分组回归检验。表11列（2）、列（4）的结果表明，基本养老保险对避税的促进作用在低现金持有组中更显著。

本文考察在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刺激下的企业避税行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建立如下模型（6）：

模型（6）中，被解释变量为企业价值，本文借鉴王华和黄之骏（2006）、姜付秀和黄继承（2011）的研究，选用Tobin’s Q^⑨衡量企业价值；Invest表示企业投资^⑩；Indep表示独立董事比例^⑪；其他变量定义与前文一致。表12列（1）、列（2）将Tobin’s Q对企业避税变量进行回归，结果表明提高企业避税程度有助于增加企业价值；列（3）、列（4）将Pension与TAXAV的交互项纳入回归模型，Pension×DD_BTD的系数显著为正，Pension×ETR的系数显著为负。上述结果表明，基本养老保险对企业避税的刺激作用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

为降低经济实体的税费负担，激发各经济实体的经营活力，“减税降费”被确立为政府当前工作的重要内容，在此背景下探讨基本养老保险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以我国2007−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企业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对其避税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基本养老保险的企业缴费比例越高，企业避税程度越大。本文利用上市公司注册地所属地级行政区的法定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构建工具变量、利用2016年起执行的阶段性降费政策构建准自然实验等方法验证了基本养老保险对企业避税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组检验发现，基本养老保险对企业避税的正向刺激作用在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盈利能力较差以及现金持有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最后，本文检验了基本养老保险影响企业避税的经济后果，发现面对较高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负担，企业积极采取避税行为能够提升企业价值。

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基本养老保险及劳动保护影响微观企业行为的文献，也为推动我国“减税降费”改革提供了实证数据的支持。本文发现，合理的税收筹划有助于增加企业价值，当沉重的基本养老缴费负担增大企业劳动力成本与现金流压力时，企业规避税收以追求价值最大化的动机显著增强。这可能会加大税务机关的税收征管难度，导致国家税收流失。因此，政府在保障退休劳动人员权益时，应避免将过重的缴费负担施加于微观经济主体，迫使其采取有损国家利益的措施以缓解缴费压力。降低企业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有助于减轻企业用工成本负担，对保证国家税收稳定、推动国家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印证了2019年《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实施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同时，本文发现2016年起实施的阶段性降费政策能够显著降低企业避税程度，这也对我国未来展开长期降费的制度安排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本文认为，政府在贯彻执行降低养老缴费比例政策的同时，还应加快提升养老保险统筹层次，逐步统一各地区法定养老保险缴费比例，缩小企业间缴费负担的差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税务机关应提高社保费用征管效率，避免企业逃缴、欠缴社保费用。企业除了通过避税节省现金流，还应结合自身发展合理安排经营成本、提升盈利能力以增加资金实力、缓解养老缴费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