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 第37卷 第3期
2023, 37(3): 3-20.
摘要:
中国劳动力市场已由买方市场转变为卖方市场，企业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企业之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传染效应可能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重要成因。研究发现，若上一年同行业同城市有企业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则同行业同城市其他企业劳动力成本也会随之上升，即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存在传染效应。企业所在省份员工的维权意识、人口老龄化程度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传染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传染效应受到企业产业特征、财务状况、利益分配等因素的影响。经过内生性分析和稳健性测试，实证结果稳健。在理论上，研究从行为视角解释了中国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原因，提供了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存在传染效应的证据。在实践上，研究有助于加深对中国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认识，为企业劳动力成本管理实践和政府宏观调控提供实证参考。
中国劳动力市场已由买方市场转变为卖方市场，企业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企业之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传染效应可能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重要成因。研究发现，若上一年同行业同城市有企业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则同行业同城市其他企业劳动力成本也会随之上升，即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存在传染效应。企业所在省份员工的维权意识、人口老龄化程度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传染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传染效应受到企业产业特征、财务状况、利益分配等因素的影响。经过内生性分析和稳健性测试，实证结果稳健。在理论上，研究从行为视角解释了中国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原因，提供了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存在传染效应的证据。在实践上，研究有助于加深对中国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认识，为企业劳动力成本管理实践和政府宏观调控提供实证参考。
2023, 37(3): 21-37.
摘要:
中国预算管理一体化改革要求将政府资产嵌入政府预算管理体系，以提高收支预算计量的科学性。然而，嵌入一体化预算管理的资产基础性信息仍然是现金制预算的结果，现金制预算忽视资产等存量资源的长期规划与持续计量，本身就在配置的适当性和有效性方面受到质疑，因而预算管理一体化的目标难以实现。运用应计制逻辑以公共需求为导向规划政府的资金需求计划，反映政府财政资金长期、连续的运动过程，进而形成反映当期资金收付的收支预算和反映跨期受益的资产预算，资产预算编制可以实现政府资产的全链条管理，既丰富了政府部门的财务管理内容，又完善了政府预算的组成体系。
中国预算管理一体化改革要求将政府资产嵌入政府预算管理体系，以提高收支预算计量的科学性。然而，嵌入一体化预算管理的资产基础性信息仍然是现金制预算的结果，现金制预算忽视资产等存量资源的长期规划与持续计量，本身就在配置的适当性和有效性方面受到质疑，因而预算管理一体化的目标难以实现。运用应计制逻辑以公共需求为导向规划政府的资金需求计划，反映政府财政资金长期、连续的运动过程，进而形成反映当期资金收付的收支预算和反映跨期受益的资产预算，资产预算编制可以实现政府资产的全链条管理，既丰富了政府部门的财务管理内容，又完善了政府预算的组成体系。
2023, 37(3): 38-53.
摘要:
会计准则的变化是否对市场具有正外部性，一直受到监管机构和资本市场的广泛关注。文章以2015−2020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PSM-DID方法研究表明，相比于未实施新收入准则的企业，实施新收入准则的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更高。进一步分行业和产权性质研究发现，新收入准则的实施对建筑行业和非国有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调节效应检验发现，内部控制与新收入准则存在替代效应，在提升会计信息可比性方面，新收入准则的实施弥补了内部控制薄弱的不足。外部监督与新收入准则具有互补效应，外部监督有利于新收入准则的高质量实施。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新收入准则通过提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进而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研究结果为中国会计准则建设与实施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启示。
会计准则的变化是否对市场具有正外部性，一直受到监管机构和资本市场的广泛关注。文章以2015−2020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PSM-DID方法研究表明，相比于未实施新收入准则的企业，实施新收入准则的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更高。进一步分行业和产权性质研究发现，新收入准则的实施对建筑行业和非国有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调节效应检验发现，内部控制与新收入准则存在替代效应，在提升会计信息可比性方面，新收入准则的实施弥补了内部控制薄弱的不足。外部监督与新收入准则具有互补效应，外部监督有利于新收入准则的高质量实施。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新收入准则通过提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进而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研究结果为中国会计准则建设与实施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启示。
2023, 37(3): 54-70.
摘要:
随着“双碳”战略的不断推进，ESG理念逐步融入公司经营管理，但目前关于ESG评级的标准并不统一，同一家公司被不同ESG评级机构给予的评级结果常存在差异，这给投资者决策带来困扰。文章以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ESG评级分歧对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理。研究发现，ESG评级分歧提升了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路径检验表明，分析师关注是ESG评级分歧推动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提升的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程度越高、投资者越敏感、管理层权力越大时，ESG评级分歧对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的提升效果越明显；相比于非重污染企业与国有企业，ESG评级分歧提升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的效应在重污染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研究识别了ESG评级分歧对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影响，拓展了ESG评级分歧与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相关研究，为推进中国ESG评级体系建设、完善公司信息披露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
随着“双碳”战略的不断推进，ESG理念逐步融入公司经营管理，但目前关于ESG评级的标准并不统一，同一家公司被不同ESG评级机构给予的评级结果常存在差异，这给投资者决策带来困扰。文章以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ESG评级分歧对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理。研究发现，ESG评级分歧提升了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路径检验表明，分析师关注是ESG评级分歧推动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提升的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程度越高、投资者越敏感、管理层权力越大时，ESG评级分歧对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的提升效果越明显；相比于非重污染企业与国有企业，ESG评级分歧提升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的效应在重污染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研究识别了ESG评级分歧对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影响，拓展了ESG评级分歧与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相关研究，为推进中国ESG评级体系建设、完善公司信息披露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
2023, 37(3): 71-88.
摘要:
文章以2010−2018年中国A股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机构投资者持股明细测算机构投资者投资期限，实证研究机构投资者投资期限、社会责任与企业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投资期限与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正相关，长期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提升，而短期机构投资者持股则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产生负面影响；机构投资者投资期限、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与企业风险之间存在非完全中介效应，长期机构投资者能够通过提升社会责任绩效降低特质性风险。研究结果丰富了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理论解释，为民营企业引入长期机构投资者提供了经验证据。
文章以2010−2018年中国A股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机构投资者持股明细测算机构投资者投资期限，实证研究机构投资者投资期限、社会责任与企业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投资期限与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正相关，长期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提升，而短期机构投资者持股则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产生负面影响；机构投资者投资期限、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与企业风险之间存在非完全中介效应，长期机构投资者能够通过提升社会责任绩效降低特质性风险。研究结果丰富了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理论解释，为民营企业引入长期机构投资者提供了经验证据。
2023, 37(3): 89-108.
摘要:
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我国各类商业银行陆续成立了金融科技公司，开始了数字化发展进程。数字化转型是否会提升银行经营效率？文章运用2010−2021年我国上市商业银行数据，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会提高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数字化转型的认知程度、数字化产品的丰富程度和数字化组织复杂程度都会对其成本效率与技术效率产生积极影响；数字化转型通过资金成本渠道、存款结构渠道和业务创新渠道，提升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区域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经营效率的提升作用在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中更为显著；且跨区域经营范围越广的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其经营效率的提升作用越明显。
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我国各类商业银行陆续成立了金融科技公司，开始了数字化发展进程。数字化转型是否会提升银行经营效率？文章运用2010−2021年我国上市商业银行数据，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会提高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数字化转型的认知程度、数字化产品的丰富程度和数字化组织复杂程度都会对其成本效率与技术效率产生积极影响；数字化转型通过资金成本渠道、存款结构渠道和业务创新渠道，提升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区域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经营效率的提升作用在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中更为显著；且跨区域经营范围越广的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其经营效率的提升作用越明显。
2023, 37(3): 109-124.
摘要:
消费是我国当前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文章基于中国城镇居民 2005 年1 月−2021 年12月的有关数据，以居民股票资产和房产资产为研究对象，构建人民币汇率财富效应的传导机制，研究汇率波动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财富效应在我国城镇居民中并不显著，人民币汇率波动可以带来居民股票资产价值上涨，但因此导致居民消费下降，人民币汇率波动虽能促进居民房产财富增值，却难以进一步推动居民消费增长。我国应优化人民币汇率对居民股票资产价格的影响，发挥股票资产增值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减弱房价升高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带动城镇居民消费增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消费是我国当前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文章基于中国城镇居民 2005 年1 月−2021 年12月的有关数据，以居民股票资产和房产资产为研究对象，构建人民币汇率财富效应的传导机制，研究汇率波动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财富效应在我国城镇居民中并不显著，人民币汇率波动可以带来居民股票资产价值上涨，但因此导致居民消费下降，人民币汇率波动虽能促进居民房产财富增值，却难以进一步推动居民消费增长。我国应优化人民币汇率对居民股票资产价格的影响，发挥股票资产增值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减弱房价升高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带动城镇居民消费增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3, 37(3): 125-140.
摘要:
双支柱政策在应对实体经济和金融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多调控目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文章使用Diebold-Yilmaz溢出指数方法，分析我国实体经济和金融之间的动态溢出效应。在此基础上，构建TVP-SV-FAVAR模型，将实体经济和金融的关系划分为紧耦合溢出区制和松耦合溢出区制，实证研究双支柱政策对实体经济和金融的调控效果。研究发现，我国实体经济和金融之间表现出显著的双向溢出效应，在松耦合溢出区制下，双支柱政策对实体经济和金融的调控效果更强，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和金融的调控效果均强于宏观审慎政策，我国双支柱政策对实体经济和金融的逆周期调控效果良好。文章归纳了稳增长、防过热、防风险、防收缩相互组合的不同政策目标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最优政策组合形式。现阶段，我国政策目标总体属于“稳增长+防风险”的范畴，应当采取力度适中的宽松货币政策和力度适中的从紧宏观审慎政策组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实体经济支撑和稳定的金融环境。
双支柱政策在应对实体经济和金融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多调控目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文章使用Diebold-Yilmaz溢出指数方法，分析我国实体经济和金融之间的动态溢出效应。在此基础上，构建TVP-SV-FAVAR模型，将实体经济和金融的关系划分为紧耦合溢出区制和松耦合溢出区制，实证研究双支柱政策对实体经济和金融的调控效果。研究发现，我国实体经济和金融之间表现出显著的双向溢出效应，在松耦合溢出区制下，双支柱政策对实体经济和金融的调控效果更强，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和金融的调控效果均强于宏观审慎政策，我国双支柱政策对实体经济和金融的逆周期调控效果良好。文章归纳了稳增长、防过热、防风险、防收缩相互组合的不同政策目标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最优政策组合形式。现阶段，我国政策目标总体属于“稳增长+防风险”的范畴，应当采取力度适中的宽松货币政策和力度适中的从紧宏观审慎政策组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实体经济支撑和稳定的金融环境。
2023, 37(3): 141-158.
摘要:
基础研究正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制高点。现有研究通常采用传统线性分析框架检验R&D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可能无法捕捉变量间阈值型的非线性关系，导致结论出现偏差。文章使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PSTR）模型，基于跨国面板数据，刻画R&D对TFP的影响随基础研究强度变化而产生的渐进转变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基础研究赋能R&D的TFP提升具有阈值特征，基础研究强度低于阈值时，侧重于提高应用研究的高R&D投入导致TFP提升无效。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资源错配是形成中国高投入与低TFP之谜的原因之一。机理分析显示，基础研究发挥“人才蓄水池效应”和“创新质量效应”，推动TFP的提升。研究结论为提高基础研究强度，破解高R&D投入、低TFP偏差，形成基础研究投入主体多元化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基础研究正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制高点。现有研究通常采用传统线性分析框架检验R&D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可能无法捕捉变量间阈值型的非线性关系，导致结论出现偏差。文章使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PSTR）模型，基于跨国面板数据，刻画R&D对TFP的影响随基础研究强度变化而产生的渐进转变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基础研究赋能R&D的TFP提升具有阈值特征，基础研究强度低于阈值时，侧重于提高应用研究的高R&D投入导致TFP提升无效。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资源错配是形成中国高投入与低TFP之谜的原因之一。机理分析显示，基础研究发挥“人才蓄水池效应”和“创新质量效应”，推动TFP的提升。研究结论为提高基础研究强度，破解高R&D投入、低TFP偏差，形成基础研究投入主体多元化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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