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第34卷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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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34(5): 3-27.
摘要:
文章以2006−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关联交易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同时考察了分析师行为在二者关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研究发现：关联交易显著降低了股价同步性，原因在于关联交易降低了公司信息透明度，使得股价中包含更多噪音信息，从而降低了股价同步性；同时，更高的分析师关注度、更准确的分析师预测有助于减轻噪音信息对股价的干扰，削弱关联交易对股价同步性的负向影响。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关联交易带来的信息不透明降低了股票定价效率，而有效的分析师跟踪则可以对此扮演积极的治理角色。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各类关联交易中，只有商品交易类和担保抵押类关联交易对股价同步性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大股东股权过于集中会导致代理问题，加剧关联交易与股价同步性的负向关系；而聘请高质量的“四大”审计师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缓解关联交易与股价同步性的负向关系。研究在理论上丰富了关联交易经济后果以及股价同步性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在实践上为更深刻地理解关联交易对资本市场信息效率的影响提供了实证证据。
文章以2006−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关联交易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同时考察了分析师行为在二者关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研究发现：关联交易显著降低了股价同步性，原因在于关联交易降低了公司信息透明度，使得股价中包含更多噪音信息，从而降低了股价同步性；同时，更高的分析师关注度、更准确的分析师预测有助于减轻噪音信息对股价的干扰，削弱关联交易对股价同步性的负向影响。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关联交易带来的信息不透明降低了股票定价效率，而有效的分析师跟踪则可以对此扮演积极的治理角色。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各类关联交易中，只有商品交易类和担保抵押类关联交易对股价同步性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大股东股权过于集中会导致代理问题，加剧关联交易与股价同步性的负向关系；而聘请高质量的“四大”审计师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缓解关联交易与股价同步性的负向关系。研究在理论上丰富了关联交易经济后果以及股价同步性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在实践上为更深刻地理解关联交易对资本市场信息效率的影响提供了实证证据。
2020, 34(5): 28-40.
摘要: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需要进一步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而现金持有作为企业重要的财务决策，是企业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文章基于2008−2018年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经历国家审计后，国有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显著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较高、风险承担水平较低以及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时，国家审计与国有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显著；国家审计还有助于提升国有企业的现金持有价值。上述结论不仅拓展了国家审计的经济后果研究，提供了国家审计与国有企业现金持有关系的经验证据，而且对探究国有企业财务决策以及公司治理问题具有一定启示。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需要进一步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而现金持有作为企业重要的财务决策，是企业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文章基于2008−2018年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经历国家审计后，国有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显著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较高、风险承担水平较低以及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时，国家审计与国有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显著；国家审计还有助于提升国有企业的现金持有价值。上述结论不仅拓展了国家审计的经济后果研究，提供了国家审计与国有企业现金持有关系的经验证据，而且对探究国有企业财务决策以及公司治理问题具有一定启示。
2020, 34(5): 41-55.
摘要:
在企业避税活动日益普遍的背景下，避税对于企业信息披露行为的影响尤为值得关注。避税活动会导致企业组织架构复杂化、交易活动隐蔽化以及财务报告可读性降低，加剧信息不对称，进而损害公司价值。在此情况下，理性的管理层为了缓解信息不对称，有动机增加信息披露以满足外部投资者的信息需求。文章采用中国上市公司2008−2017年数据，研究发现，避税程度高的企业更愿意发布业绩预告，或在强制性预告要求下提供更为精确和准确的实质性信息。进一步研究发现，良好的治理机制可以增强管理层的披露动机，当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时，避税对于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由此可见，企业管理层会披露更多信息来缓解避税活动带来的不利后果。
在企业避税活动日益普遍的背景下，避税对于企业信息披露行为的影响尤为值得关注。避税活动会导致企业组织架构复杂化、交易活动隐蔽化以及财务报告可读性降低，加剧信息不对称，进而损害公司价值。在此情况下，理性的管理层为了缓解信息不对称，有动机增加信息披露以满足外部投资者的信息需求。文章采用中国上市公司2008−2017年数据，研究发现，避税程度高的企业更愿意发布业绩预告，或在强制性预告要求下提供更为精确和准确的实质性信息。进一步研究发现，良好的治理机制可以增强管理层的披露动机，当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时，避税对于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由此可见，企业管理层会披露更多信息来缓解避税活动带来的不利后果。
2020, 34(5): 56-67.
摘要:
文章以2016−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政府作用力度和政府作用方式两个角度考察政府规制对企业财务风险的治理作用。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发现：政府规制对企业财务风险具有显著影响，立足于中国当前规制环境，政府作用力度越大，企业财务风险越小；且政府规制对企业财务风险的治理作用因政府作用方式的不同而不同，经济性规制的治理作用较社会性规制更为显著。实证结果为中国经济性规制改革和处在不同规制环境中的企业如何应对财务风险提供了经验证据和理论参考。
文章以2016−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政府作用力度和政府作用方式两个角度考察政府规制对企业财务风险的治理作用。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发现：政府规制对企业财务风险具有显著影响，立足于中国当前规制环境，政府作用力度越大，企业财务风险越小；且政府规制对企业财务风险的治理作用因政府作用方式的不同而不同，经济性规制的治理作用较社会性规制更为显著。实证结果为中国经济性规制改革和处在不同规制环境中的企业如何应对财务风险提供了经验证据和理论参考。
2020, 34(5): 68-88.
摘要:
基于当前中国企业广泛参与精准扶贫行动的背景，文章以2016−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企业精准扶贫行为对其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精准扶贫行为显著提升其创新产出，但并没有在研发端增加企业创新投入，且在创新结构不变的情形下企业创新质量显著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精准扶贫行为对其创新产出的正向影响部分源于在审批端获得了更多便利。文章首次基于扶贫者视角展开讨论并探索企业专利申请及授权审批过程的“黑箱”，既为理解中国精准扶贫行动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视角和新证据，也为理解影响中国企业创新质量的制度因素提供了新思路，还提示有关部门警惕部分地区、部分企业借精准扶贫行动之机牟取私利的现象发生和部分地区政企关系由直接资源交换转化为更隐蔽、更具破坏性的间接互利行为的不良倾向。
基于当前中国企业广泛参与精准扶贫行动的背景，文章以2016−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企业精准扶贫行为对其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精准扶贫行为显著提升其创新产出，但并没有在研发端增加企业创新投入，且在创新结构不变的情形下企业创新质量显著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精准扶贫行为对其创新产出的正向影响部分源于在审批端获得了更多便利。文章首次基于扶贫者视角展开讨论并探索企业专利申请及授权审批过程的“黑箱”，既为理解中国精准扶贫行动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视角和新证据，也为理解影响中国企业创新质量的制度因素提供了新思路，还提示有关部门警惕部分地区、部分企业借精准扶贫行动之机牟取私利的现象发生和部分地区政企关系由直接资源交换转化为更隐蔽、更具破坏性的间接互利行为的不良倾向。
2020, 34(5): 89-106.
摘要:
借鉴金融形势指数的编制思想，利用我国房地产价格、股票价格、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构建了我国的资产价格状况指数。运用SV-TVP-VAR模型从时变和短长期两个角度分析我国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资产价格的效果，刻画不同时期我国货币政策转变特征。研究表明，我国两种类型货币政策均具有盯住资产价格的取向。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资产价格的效力整体大于数量型货币政策；而在达到调控效果极大水平所需时间以及调控效果持续时长等方面，两种类型货币政策相差不大。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在不同时期的调控效果皆存在差异，其中金融危机时期最为显著，而金融强监管时期有所弱化。应进一步规范金融业务创新，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改变“重量轻价”的传统货币政策调控模式，构建“价主量辅”的货币政策调控新框架；健全“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更有效稳定资产价格。
借鉴金融形势指数的编制思想，利用我国房地产价格、股票价格、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构建了我国的资产价格状况指数。运用SV-TVP-VAR模型从时变和短长期两个角度分析我国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资产价格的效果，刻画不同时期我国货币政策转变特征。研究表明，我国两种类型货币政策均具有盯住资产价格的取向。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资产价格的效力整体大于数量型货币政策；而在达到调控效果极大水平所需时间以及调控效果持续时长等方面，两种类型货币政策相差不大。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在不同时期的调控效果皆存在差异，其中金融危机时期最为显著，而金融强监管时期有所弱化。应进一步规范金融业务创新，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改变“重量轻价”的传统货币政策调控模式，构建“价主量辅”的货币政策调控新框架；健全“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更有效稳定资产价格。
2020, 34(5): 107-127.
摘要:
利用京津冀地区422家上市公司2006−2018年间的季度数据，考察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上市公司外汇风险暴露的影响。研究发现：京津冀地区上市公司外汇风险暴露明显，人民币汇率升值1%，企业价值下降4.01%；随着企业收益率的上升，其外汇风险暴露程度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J型曲线特征；汇率升值时，企业外汇风险暴露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小幅升值对企业价值的负面影响显著高于大幅升值。最后基于企业层面外汇衍生工具使用、行业层面产业结构调整、宏观层面汇率市场化改革三个角度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利用京津冀地区422家上市公司2006−2018年间的季度数据，考察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上市公司外汇风险暴露的影响。研究发现：京津冀地区上市公司外汇风险暴露明显，人民币汇率升值1%，企业价值下降4.01%；随着企业收益率的上升，其外汇风险暴露程度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J型曲线特征；汇率升值时，企业外汇风险暴露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小幅升值对企业价值的负面影响显著高于大幅升值。最后基于企业层面外汇衍生工具使用、行业层面产业结构调整、宏观层面汇率市场化改革三个角度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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