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异质性对财务报告信息披露所产生的特殊影响（Schoar和Bertrand，2003；Bamber等，2010），会形成财务报告披露策略激进抑或保守的偏向性。而会计稳健性作为高质量会计信息的特征，是否会受到管理层的影响，成为逻辑推演中必然切入的研究话题。一方面，公司治理研究表明，能力高的管理者能够准确预测未来收益，更有能力披露高质量财务信息（Baik等，2011）。管理者能力与风险规避能力正相关，而规避风险的管理者能够提升会计稳健性水平（何威风等，2016；周冬华等，2019）。此外，基于声誉的治理作用，能力高的管理者基于经理人市场声誉的压力，会更及时地进行损失确认，以满足股东需求，降低信息不对称（Koh，2011）。可见，管理者能力会促进会计稳健性。另一方面，为了实现自身价值，能力高的管理者也会存在自利行为。他们承担更多公司决策风险，从事冒险活动倾向更强（Andreou等，2016；Yung和Chen，2018）。可见，能力高的管理者又会因为代理冲突、风险偏好和负面声誉的压力而抑制会计稳健性。因此，管理者能力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是促进还是抑制，有待进一步实证检验。

能力不同的管理者在面对差异化的治理环境时会做出不同的决策。首先，委托代理理论认为，股权激励作为公司治理手段，能有效缓解代理冲突（Jensen和Meckling，1976），但也有可能给管理者带来操纵财务数据的机会（苏冬蔚和林大庞，2010）。那么，股权激励对管理者能力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从外部治理的角度，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降低管理者的盈余操纵水平，在资本市场中发挥积极的治理作用（Roychowdhury和Watts，2007）。而治理作用就包含了对企业要求更高的会计稳健性，以获得稳健的财务报告带来的治理收益（李争光等，2015）。那么，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不同的环境下，管理者能力如何影响会计稳健性有待进一步研究。其次，从管理者风险偏好来看，不同能力的管理者面对复杂的经营环境可能会有不同的偏好，而较高的宏观环境不确定性会影响管理者对信息预测的准确度，给公司带来风险（Baum等，2006）。在这种环境下，管理者能力又会怎样影响会计稳健性？最后，从管理者的声誉压力来看，管理者声誉也会给能力不同的管理者带来不同的影响，媒体关注作为外部监督机制能够及时揭露公司存在的问题，影响管理者的声誉资本（Dyck等，2002；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那么，媒体关注能否有助于管理者及时确认损失进而提高会计稳健性水平？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选择2007−2016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管理者能力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本文的贡献在于：

第一，从企业资源的视角补充了会计稳健性影响因素的研究，丰富了该领域的相关文献。已有文献多从管理者的表象特征、自身经历等视角研究管理者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本文将管理者能力视为企业拥有的独特资源，基于高管团队，从管理者能力视角，分析管理者能力对会计稳健性影响的作用机理，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不同约束条件下管理者能力对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

第二，从会计信息披露的视角拓展管理者能力经济后果的研究。已有研究指出管理者能力能够提高企业整体信息环境质量（Baik等，2018），本文则强调了管理者能力对单一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会计稳健性）的影响，从新的渠道验证了管理者能力有助于改善企业信息环境质量。

第三，从内外部治理的不同方面验证管理者能力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机制，拓展了管理者能力和公司治理的关系研究。本文论证了股权激励、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环境不确定性和媒体关注对管理者能力和会计稳健性两者关系的正向积极作用，验证了高管理者能力促进会计稳健性的治理机理（利益趋同、风险规避和声誉压力），从而为监管部门制定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余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与分析，具体包括基准回归、机制探讨及进一步分析；第五部分为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为结论与启示。

管理者能力是企业经营的核心组成部分，学者基于不同理论对管理者能力进行了讨论。基于决策理论，管理者能力被认为是一种决策能力（Nuthall，2001），而决策的优劣又决定了企业经营和发展的方向。Bolger和Zuckerman（1995）认为管理者能力综合了管理者的认知、陈述、沟通、生产和应用水平。基于资源基础理论，管理者能力被认为是管理者内在所具有的隐蔽资源，该资源难以模仿又被管理者所使用。在该理论下，管理者能力通常指管理者的专业素质（Bailey和Helfat，2003），表现为管理者的知识、技能和经验（Holcomb等，2009），并且从战略角度，可划分为领域专长和资源专长两类。管理者通常会综合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在资源管理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做出恰当决策，及时调整公司策略。在选择投资组合时，管理者往往能够帮助企业分散风险、推动资产多元化并且提高投资效率（Koijen，2014）。

管理者作为企业重要的人力资源，其能力高低会给企业带来不同的经济后果。已有研究发现，管理者能力会对企业未来业绩产生影响（Chang等，2010；Demerjian等，2012）。能力强的管理者还会准确预测公司经济前景的变化，更有可能将前瞻性信息嵌入当前收益，提高信息的准确性（Baik等，2020）。管理者能力对税收规划决策也会产生影响，Koester等（2017）发现能力强的管理者从事更多的避税活动。管理者能力还会影响盈余质量，管理者能力越强，释放真实盈余信息的意愿越强，企业财务重述越少（Baik等，2011；Demerjian等，2013），盈余质量越高（Andreou等，2016）。还有学者发现管理者能力越强，商业信用越高（Bonsall等，2017；Cornaggia等，2017；何威风和刘巍，2018）。

会计稳健性的实质是盈余对不同消息的反应速度存在差异，以及更及时地确认坏消息，而对好消息的确认标准更高（Basu，1997）。会计稳健性能够防止高估资产和收入、低估负债或损失，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Watts（2003）从契约、诉讼、税收和监管四个方面分析了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会计稳健性作为高质量会计信息的重要特征，受到广泛关注。管理者作为企业经营决策者，必然对会计稳健性产生重要影响。首先，管理层的结构会对会计稳健性产生影响，外部董事成员比例以及外部董事持股比例与会计稳健性显著正相关（Ahmed和Duellman，2007）。其次，声誉是激励管理者提高会计稳健性水平的动因，CEO声誉越高，会计稳健性水平越高（Fama，1980）。此外，基于自利行为动机，管理者会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来操控企业经营业绩，以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预期，进而影响会计稳健性（张兆国等，2011）。梁上坤等（2018）研究发现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越高时，独立董事会充当会计稳健性原则的替代机制，企业会计稳健性水平越低。最后，从管理者的经历来看，有上山下乡经历的董事长会对复杂的宏观环境产生不确定性，在企业决策中表现得更加谨慎，从而提高了会计稳健性水平（周冬华等，2019）。

已有文献研究了管理者人口统计学特征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然而，管理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并不能直接对企业行为产生作用，而是通过形成管理者能力来影响企业行为（张敦力和江新峰，2015；张路等，2021）。因此，基于整体视角的管理者能力对会计稳健性会产生何种影响，仍是尚待探究的问题。同时，管理者能力作为企业的重要资源，能够影响企业经营业绩。目前对管理者能力经济后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司业绩、税收决策、盈余质量、商业信用、审计收费、风险承担和投资效率等方面，虽然已有研究表明能力高的管理者能够更好地对未来业绩进行预测，提高信息准确性，进而提升盈余质量，但是有能力的管理者是否会及时确认企业财务信息，是否会影响会计稳健性尚未得到验证。综上，本文参照Demerjian等（2012）使用公司财务信息直接衡量公司层面管理层能力的方法，研究管理者能力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考察能力不同的管理团队在不同约束下对会计稳健性的不同影响。

管理者能力能够促进会计稳健性水平的提升，即管理者能力具有“治理效应”（张路等，2019）。首先，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管理者作为企业代理人，会计准则通常赋予管理者自由裁量权，有能力的管理者可以运用自由裁量权来编制高质量的会计报表。已有研究表明，高能力管理者比低能力管理者更能准确预测企业未来收益，更能有效地实施他们所选择的策略（Schoar和Bertrand等，2003；Holcomb等，2009；Baik等，2011；Demerjian等，2012）。与低能力管理者相比，高能力管理者对企业经营状况、行业整体发展形势和内外部环境状况有更好的了解与把握，对相关政策的解读更深入，因此能够更合理地配置企业资源。高能力管理者会运用自身专业知识，更及时地确认公司损失和收益，准确反映公司经营状况，进而提升企业长期价值（LaFond和Watts，2008）。

其次，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稳健的会计信息能够向资本市场传递积极信号，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提升企业价值。债权人和机构投资者为了确保能够获得稳健的收益，通常会选择稳健性较高的投资。Baik等（2020）研究发现高能力管理者为了向资本市场传递积极信号，倾向于向利益相关者报告较为平稳的收益。因此，高能力管理者会选择稳健的会计政策，向资本市场释放可靠的信号，从而提升了企业信息披露质量。

再次，前景理论认为决策者对待风险的态度存在差异。唐清泉和甄丽明（2009）、Graham等（2013）研究认为管理者的风险容忍程度是影响企业决策的重要原因。能力高的管理者，在以往的学习和经验中吸取的教训较多，对风险的认知具有前瞻性，从而偏向采取规避风险的行为，做出更有效的投资决策（何威风等，2016；Liu等，2020）。债务契约的存在使得债权人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更高，高能力管理者为了规避潜在的诉讼风险和未知的投资风险，会谨慎地确认收益和损失，从而提高了企业会计稳健性水平（甄红线等，2019）。

最后，声誉压力是影响管理者决策的重要动因。与资本市场一样，劳动力市场也是一个有效市场，可以正确地评估管理者的声誉和绩效（Fama，1980）。已有研究认为，高能力管理者拥有良好的职业声誉，这有助于他们获得更高的报酬，而且管理者声誉越高，他们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越大（Milbourn，2003；Demerjian等，2012）。Koh（2011）研究表明，声誉好的管理者在会计实践中更为保守，会更及时地进行损失确认，以满足利益相关者对降低信息不对称的要求，提高公司和管理层在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上的可信度，进而提高公司和个人信誉，吸引更多机构投资者。此外，声誉机制具有治理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管理者的监督进行替代，从而降低代理成本（Francis等，2008）。在声誉压力的影响下，高能力管理者受到个人市场声誉的监督，对公司的经营更加负责，会主动披露高质量会计信息，从而提高企业会计稳健性水平。基于自利动机，低能力管理者在面对损失时会掩盖公司真实的经营状况，以维护自身声誉。为了使财务报表更“漂亮”，他们会高估资产和收益，推迟确认损失，从而降低企业会计稳健性水平。

高能力管理者可能会促进会计稳健性，但也可能抑制会计稳健性。高能力管理者可能会过度自信，自利动机较强，而过度自信的管理者造成财务报告舞弊的可能性更大（Schrand等，2012）。高能力管理者可能会为了谋取更多私利，高估公司经营绩效，或不如实确认收益和损失。高能力管理者虽然能够选择更好的投资项目，更愿意承担公司决策风险，更倾向于从事冒险活动（Andreou等，2016；Yung和Chen，2018），但他们更多关注的是项目的未来盈利，会低估决策风险，采取更激进的投资、筹资行为，选择更激进的会计政策（杨筝等，2019）。在个人声誉方面，声誉越高的管理者可能越会过度强调个人职业发展，对短期个人收益更为关注（Malmendier和Tate，2009）。负面声誉会向劳动力市场传递管理者经营不善或管理失败的不利信号（Graham等，2005），一旦公司出现损失，高能力管理者为了满足资本市场预期、维护自身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不倾向于执行对其声誉造成负面影响的财务报告政策。因此，高能力管理者也可能会抑制会计稳健性。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竞争性假说：

H1a：当其他条件不变时，管理者能力会促进会计稳健性。

H1b：当其他条件不变时，管理者能力会抑制会计稳健性。

考虑到2007年会计准则变化对企业财务数据可能的影响，本文以2007−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样本筛选过程如下：（1）剔除金融保险类、ST和^*ST上市公司；（2）鉴于企业IPO当年会计盈余与其他时期存在较大差异，剔除当年IPO的上市公司；（3）剔除当年高管变更的公司；（4）剔除财务数据、公司治理和宏观治理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5）剔除分组变量缺失的数据。最终，本文获得1662家上市公司的8322个观测值，相关数据主要来自CSMAR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主要连续变量在1%和99%水平进行了缩尾处理。本文使用Excel和Stata 16对数据进行处理。

会计稳健性的度量有多种方法，如会计盈余−股票报酬率法（Basu模型）、公司−年度信息确认及时性不对称模型（K-W模型）等。参考孙光国和赵健宇（2014）的研究，本文采用近年来应用较为广泛的K-W模型（Khan和Watts，2009）。K-W模型基于Basu模型对会计稳健性进行衡量。

相关模型如下：

模型（1）为Basu模型。$EPS_{i,t}$为i公司t年的每股收益；$P_{i,t - 1}$为i公司t−1年4月末的股票收盘价；$R_{{i,t}}$为i公司t年的年度股票收益率；$ D $为虚拟变量，$R_{i,t}$<0时，D取1，否则为0。在模型（1）中，$\;\beta_2$代表企业对“好消息”的盈余反应及时性程度，（$\;\beta_2 + \beta_3$）代表企业对“坏消息”的盈余反应及时性程度，若$\;\beta_3$大于0，说明企业存在会计稳健性。模型（2）和模型（3）是Khan和Watts（2009）考虑企业规模（Size，资产的自然对数）、市值账面比（MTB，企业市值与股东权益的面值比）和资产负债率（LEV）的影响后扩展的模型，将模型（2）和模型（3）分别代入模型（1）求解得到的CScore就是会计稳健性水平，CScore越大，企业会计稳健性水平越高。

本文参照Demerjian等（2012）的两阶段DEA方法，并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特征进行调整。首先，基于管理者创造收入的效率，先测算所有行业上市公司的经营效率。其中投入指标为COGS（营业成本）、SG&A（销售和管理费用）、PPE（固定资产净额）、R&D（研发支出）、Goodwill（商誉）、Intangible（无形资产净额），产出变量为Sales（营业收入），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的CCR模型，分年度算出企业的效率值。其中，固定资产净额、研发支出、商誉、无形资产净额为上期期末数，营业成本、销售和管理费用、营业收入为本期期间数，计算公式如下：

其次，运用Tobit模型，将管理者能力与企业特征分离，并根据我国上市公司特征，在企业层面选取如下因素：MarShare（市场份额，营业收入占行业收入的比值）、Size（企业规模，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Age（企业成立年限，企业成立年限的自然对数）、Fcf（自由现金流）、Div（多元化程度，收入的HHI指数）、SOE（产权性质、虚拟变量，国有企业取1，否则为0）、Fic（是否有海外业务，有海外业务取1，否则为0），并控制年份，计算管理者能力。计算公式如下：

参考张兆国等（2011）、梁上坤等（2018）、周冬华等（2019）的研究，本文选取如下控制变量：资产负债率（LEV）、公司规模（Size）、盈利能力（ROA）、成长性（Growth）、两职合一（Dual）、产权性质（SOE）、董事会独立性（Indirector）、股权集中度（Top1）、内部控制质量（IC）、上市公司成立年限（Age）、产品市场竞争度（HHI）、是否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Big4）、货币政策（MP）和经济周期（Cycle）。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为了验证竞争性假说H1a和H1b，本文构建模型（6）：

表2报告了本文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结果显示：会计稳健性水平（CScore）的均值为0.019，中位数为0.017，整体呈正态分布；管理者能力（MA）的均值为−0.010，中位数为−0.039，呈现一定的右偏分布状态；产权性质（SOE）的均值为0.547，说明样本中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分布较为均匀；内部控制质量（IC）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和6.819，说明不同样本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差异较大。其他变量的统计结果与现有研究基本保持一致，不再赘述。

表3报告了单变量检验的结果。本文将管理者能力大于样本中位数的企业归为高管理者能力组，其他企业则为低管理者能力组，比较两组会计稳健性的均值和中位数是否存在差异。表3的结果显示，高管理者能力组会计稳健性的均值和中位数均显著大于低管理者能力组，说明管理者能力越强，企业会计稳健性水平越高，初步支持了假说H1a。

表4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列（1）、列（3）的结果显示，管理者能力与会计稳健性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管理者能力越强，会计稳健性水平越高，假说H1a得到支持。能力越高的管理者越可能与公司利益趋同，因为他们有能力及时确认公司的收益和损失。同时能力越高的管理者越倾向于规避风险，行事风格也较为稳健，而且出于自身职业发展和声誉的考虑，会更加谨慎行事，选择较为稳健的会计政策。这一结果也支持了何威风等（2016）、周冬华等（2019）的研究结论。

从控制变量来看，企业成长性与会计稳健性显著正相关，说明企业成长性越好，企业发展越好，会计稳健性水平越高。货币政策、经济周期与会计稳健性显著正相关，说明宏观环境较好时，会计稳健性水平越高；盈利能力、董事会独立性与会计稳健性显著负相关，说明盈利能力较强时，企业可能会通过选择会计政策操纵经营业绩，进而降低会计稳健性水平。董事会独立性越低，说明能力强的管理者越有可能操纵业绩，进而降低会计稳健性水平。

为了进一步验证内外部治理环境对管理者能力与会计稳健性关系的影响机制，本文选取股权激励这一内部治理因素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环境不确定性、媒体关注等外部治理因素进行分组检验，考察在不同情境下管理者能力对会计稳健性的调节作用。若在股权激励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环境不确定性大和媒体关注度高的情境下，管理者能力和会计稳健性仍然显著正相关，则前述假说得到进一步证实。首先，在委托代理理论下，股权激励的内部治理和机构投资者的外部监督使得高能力管理者与公司保持利益一致，从而自愿披露稳健的财务报告。其次，环境不确定性大时，高能力管理者可以根据自身的教育经历和专业经验，在复杂的环境中整合资源，选择稳健的会计政策来进行信息披露。最后，从声誉的治理机制来看，媒体关注度高时，信息传递更及时，高能力管理者基于公司和个人声誉考虑，会及时披露会计信息，避免负面影响。

股权激励具有积极的公司治理作用，能够缓解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降低代理成本，提升公司价值（Jensen和Meckling，1976）。股权激励还会影响管理者的信息披露选择，基于利益趋同效应，高能力管理者为了获得更高的股权薪酬，会提高财务报告披露质量。那么，高能力管理者是否会在股权激励较强的情境下更好地披露会计信息，提高会计稳健性水平？为了验证股权激励在管理者能力和会计稳健性之间的调节作用，本文借鉴杜亚飞等（2020）的方法衡量股权激励（MEI），按照年度行业中位数将样本分为强股权激励组（H_MEI）和弱股权激励组（L_MEI），进行分组检验。表5的回归结果显示，在股权激励较强的情境下，管理者能力与会计稳健性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并且Chow检验结果显著。这说明在代理理论下，股权激励这一内部激励机制能使高能力管理者更好地缓解信息不对称，更稳健地披露会计信息。

机构投资者具有较强的外部治理作用，能够抑制管理者的盈余操纵水平，缓解信息不对称（孙光国等，2015；代昀昊，2018）。Bushee和Noe（2000）发现机构投资者更愿意购买会计信息稳健公司的股票，通过选股倾向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发挥治理作用。那么，高能力管理者是否会为了迎合机构投资者的需求而提高会计稳健性水平？为了验证委托代理理论下管理者动机对管理者能力与会计稳健性关系的影响，本文选取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InsHold）作为分组变量，将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于样本年度中位数的上市公司定义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组（H_InsHold），将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于样本年度中位数的上市公司定义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组（L_InsHold），并分组进行检验，表6列（1）、列（2）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时，管理者能力和会计稳健性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并且Chow检验结果显著，说明机构投资者发挥了较好的外部监督作用，高能力管理者为了满足机构投资者的需求，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缓解信息不对称，提升会计稳健性水平。

外部环境往往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企业不可避免会面对复杂的经营环境。管理者早期工作的宏观经济环境对其未来职业路径和管理风格也起到塑造作用（Schoar和Zuo，2017），宏观环境的不确定会削弱管理者精确预测公司特有信息的能力，而且会带来未知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Baum等，2006）。环境不确定性高时，高能力管理者利用自己的专长和资源，仍然能够对信息做到准确预测，在事前规避风险。为了验证高能力管理者保守的风险偏好，本文进行环境不确定性分组，检验在不同外部环境下管理者能力对会计稳健性的不同影响。本文借鉴Baum等（2006）、申慧慧等（2012）的方法计算公司环境不确定性（EU），将环境不确定性高于样本年度中位数的上市公司定义为环境不确定性高组（H_EU），将环境不确定性低于样本年度中位数的上市公司定义为环境不确定性低组（L_EU），并进行分组检验。表6列（3）、列（4）的回归结果显示，在环境不确定性高时，管理者能力和会计稳健性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并且Chow检验结果显著，说明即使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经营环境中，高能力管理者不会更加冒险，而是谨慎地利用所掌握的资源，选择稳健的会计政策，及时披露财务信息，提高会计稳健性水平。

媒体关注是重要的外部治理因素。Dyck等（2002）认为媒体报道能够影响公司的社会声誉和公众形象以及管理者的个人声誉。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认为媒体的公司治理可以通过行政机构的介入发挥作用，媒体关注度越高，发挥的治理作用越强。因此，本文检验了声誉压力（媒体关注度）对管理者能力与会计稳健性关系的影响。媒体关注度（MC）数据来自CSMAR的《报刊新闻量化舆情数据库》。本文将媒体关注度大于样本年度中位数的上市公司定义为媒体关注度高组（H_MC），将媒体关注度低于样本年度中位数的上市公司定义为媒体关注度低组（L_MC），并进行分组检验。表6列（5）、列（6）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媒体关注度高组，管理者能力和会计稳健性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并且Chow检验结果显著，说明媒体关注度越高，越能有效监督高能力管理者更及时地披露稳健的会计信息。

研究发现，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在日常经营存续中通常面临更多的社会监督和政府监管（郑国坚和曹雪妮，2012）。国有企业通常追求稳定的收益，与非国有企业高能力管理者相比，国有企业高能力管理者是否会为了提升公司价值，主动采取稳健的会计政策？本文按照产权性质对样本进行分组，检验不同产权性质下管理者能力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表7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国有企业组，管理者能力与会计稳健性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但在非国有企业组，两者的正相关关系不显著。Chow检验结果显著，说明在国有企业中高能力管理者为了追求稳健的收益，更愿意规避风险，提高企业会计稳健性水平。

前文采用Khan和Watts（2009）的扩展模型计算的Cscore，验证管理者能力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本文借鉴Ball和Shivakumar（2005）、Chen等（2010）、周冬华等（2019）的研究方法，选择应计−现金流模型重新衡量企业会计稳健性水平。

具体模型如下：

其中，ACC为本期应计项目除以期初总资产，即ACC=（净利润+财务费用−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期初总资产；CFO=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期初总资产；DCFO为虚拟变量，当CFO小于0时，DCFO取1，否则为0，替代对好消息和坏消息的确认。回归结果显示，管理者能力与会计稳健性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同时，本文按股权激励、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环境不确定性、媒体关注度和产权性质分组，进行了应计−现金流模型的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均与上文回归结果一致。

一是将管理者能力十等分，即将管理者能力从小到大分成十等分进行回归；二是选取滞后一期变量，即用管理者能力的滞后一期变量进行回归，以避免内生性影响；三是运用差分模型进行回归，对所有变量采用前一年数据减去后一年数据的差异计算， 并重新回归；四是运用替换后的管理者能力指标，按股权激励、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环境不确定性、媒体关注度和产权性质分组进行稳健性检验。以上四类检验结果与上文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1.倾向得分匹配（PSM）。考虑到样本自选择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分析。根据管理者能力是否大于样本年度行业中位数，将管理者能力分为管理者能力高组（MA4=1）和管理者能力低组（MA4=0）。参与匹配的变量包括公司规模（Size）、盈利能力（ROA）、产权性质（SOE）、董事会独立性（Indirector）、股权集中度（Top1）、两职合一（Dual）、资产负债率（LEV）、成长性（Growth）、产品市场竞争程度（HHI）、上市年限（Age）、经济周期（Cycle）、行业（Industry）和年份（Year）。匹配成功的样本有4161个，本文对匹配变量进行了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所选择变量匹配后的标准化偏差的绝对值均小于10%，且匹配后的变量进行T检验后均不显著。本文利用匹配后的样本重新进行回归，结果显示管理者能力与会计稳健性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仍然支持假说H1a。

2.Heckman两阶段模型。考虑到高能力管理者可能更倾向于采用稳健的会计政策，本文选择Heckman两阶段模型来检验样本选择偏差的问题。在第一阶段，用管理者能力虚拟变量（MA1）作为被解释变量，模型中的控制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计算出逆米尔斯比率（IMR）；在第二阶段，将IMR代入模型（6），重新进行回归，管理者能力与会计稳健性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上文结论仍然成立。

3.工具变量法。会计稳健性水平高的企业会向市场释放积极信号，从而吸引高能力管理者，研究变量之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关系。为了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郑珊珊（2019）的研究，选择同行业其他公司管理者能力均值（MA_mean）作为管理者能力的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工具变量法（2SLS）进行内生性检验。结果显示，K-P rk LM统计量为3952.902，p值为0.000，C-D Wald F值为10225.821，p值为0.000，说明工具变量有效。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管理者能力MA的拟合值与会计稳健性（CScore）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在排除内生性后，上文结论依然成立。

本文从高管团队能力的视角，对管理者能力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管理者能力能够促进会计稳健性，且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Heckman两阶段法以及工具变量法（2SLS）进行内生性检验，替换主要变量进行稳健性测试后，结论依然成立。（2）机制检验发现，在股权激励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媒体关注度高和环境不确定性大的企业中，管理者能力对会计稳健性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对产权性质的分析发现，管理者能力与会计稳健性的正相关关系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

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突破管理层异质性影响会计稳健性的认知局限，强调高管团队整体能力对于构建高质量会计信息披露体系的重要性，对于企业管理团队、会计信息使用者和监管部门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首先，企业要加强高管团队整体能力建设，重视现有人员（尤其是高管团队）整体能力的提升，设置合理的股权激励等有效激励方式，形成企业管理统一认知，这对于提升企业整体管理能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次，随着自媒体的发展，企业应重视“明星高管团队”的宣传，重构媒体宣传的策略认知，构建媒体关注下管理团队的良好社会形象和公众声誉，发挥企业高质量信息披露的替代效应。特别是对于优质上市公司而言，高管信息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年报中的简历披露，而应该借助自媒体，宣传整体的高水平管理实力，从而充分发挥“管理者能力”信息披露的溢出效应。

再次，信息使用者应充分关注和解读上市公司高管团队信息，关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以及媒体关注度，以降低投资风险，使投资更加稳健。

最后，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监管部门应完善高管监督机制，从风险和监督的角度约束高能力管理者的自利行为，提高高管持股、股权转让等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