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序伦，1893年出生于江苏宜兴，1919年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1923年获得美国哈佛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学位（方向为会计学），1924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上海商科大学教务主任兼会计系主任 ¹、暨南学校商学院院长，并擘画改革暨南商科的《改进商科大学、旧制高中计划书》，提出增设预科、分设学系、增设学程等思想 ²。这份计划书思路开阔、富有前瞻性，主要内容如下：（1）增设预科，以提高南洋和国内旧制中学毕业生进入大学本科的素质；（2）分设学系，以资深造。针对海外华侨工商业发展的需求，在原来单一的普通商业专业的基础上，增设普通商业、银行理财、会计统计、国际贸易和工商管理等五个学系；（3）增设学程（课程），列出公共必修、各系必修以及选修课程表，公共必修课程有109个学分，各系必修课程各有20余个学分 ³。

1949年之前，我国大学所开设的课程及其采用的教材，与当时的任课教师直接关联，任课教师具有较高的自主性。娄尔行教授曾回忆他在大学期间的课程架构 ⁴，与潘序伦计划书中的课程结构类似。考虑到潘序伦曾于1924−1927年担任上海商科大学会计系主任，而上海商科大学几经更替后，于1932年更名为国立上海商学院，娄尔行教授就读期间的课程体系，应该是潘序伦早年所擘画的蓝图，这也是当时国内大学会计学科课程的通用设置。

在潘序伦及其创立的立信系的影响下，尽管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经济总体欠发展，从早期的军阀混战到后来抗战爆发、大学不停搬迁，但会计教育总体上一直在延续，且相对高质量地发展。1927年，即潘序伦担任暨南学校会计系主任的最后一年，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郑洪年为暨南学校校长。郑洪年到任后，立刻提出改组计划，改商科为商学院，潘序伦被任命为暨南学校商学院院长，并承担筹备建院的重任。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48年，在综合性大学中设置会计系的学校有20余所，包括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等名校。在中央政治大学财政系，亦设有会计组，并设有中国唯一的计政学院。在独立学院中设置会计系科的也有21所，其中著名的有上海商学院、天津工商学院、广东省立法学院等。以上院校会计系的设置，都是以商学院作为培养会计专门人才的基地 ⁵。商学院的发展和成熟主要源于美国，1900年全美商业学校已多达400所，而同样作为资本主义起源的英国在二战后才开始重视商学院。我们很难直接、武断地说明潘序伦推动和促成了中国近代商学院体系的建成，但可以肯定的是潘序伦在国内传播他在美国的所见所闻所思，对于近代中国大学选择以美式商学院作为培养会计人才基地的路径产生了深远影响。

可以说，由潘序伦提出的商科教育体系设想，总体上沿用美国相对成熟的大学商科教育，尤其是会计学教育体系，这为当时我国刚刚兴起的商科教育和会计学高等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学教育的另一个核心要素就是教材。民国时期我国大学教育对教材没有严格限定。根据相关资料（特别是回忆录）记载，当时大学的教材择定主要与相关教师的背景有关。比如，当时上海商学院的教材大部分是英文原版，这与时任会计系主任安绍芸教授的美国留学身份有关；我们翻阅《会计口述历史》，那些1949年前大学毕业的老先生们都提到当时学校教学用的教材大多是英文原版教材 ⁶。

按照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情况以及世界范围内的邮政、交通状况，当时的会计专业大学生在学习专业课程时，无法像今天的大学生那样，人手一册教材，尤其当教材还是英文原版时。因此，市面、坊间可得的同类教材，成为这一时期大学生学习会计的重要资料来源。潘序伦1924年回国后，在上海商科大学和暨南学校任教。自1926年起，他编撰的英文版教材Corporate Finance（《公司财政》）、Bookkeeping and Accounting（《簿记及会计学》），已经成为当时大学商科的首选教材。1927年辞去大学教职后，潘序伦先后创办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和立信会计学校。在立信会计学校创立后，他组织力量，编著（译）、出版多部立信会计学校的培训教材。20世纪30年代，立信编译的各类会计和审计图书共有50余种 ⁷，这些专业图书事实上也成为那一代人学习会计的主要资料来源。

之后，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和立信会计学校的基础上，潘序伦又创立了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会计学类图书出版进入新时期。我们无法获得当时国内大学采用潘序伦和立信系图书作为教材的具体清单，但是，各种资料表明，潘序伦和他所创办的立信系先后出版的会计类图书，已成为当时大学会计系选用的主要教材。1930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1933年列入当时的“大学丛书”）。厦门大学葛家澍教授曾在一篇纪念顾准的文章中提到，他在大学读书时所用的教材就是顾准编著的《银行会计》 ⁸。顾准是被潘序伦赏识并留用在立信系统内的会计人才，没有潘序伦的支持，顾准是不可能编著、出版《银行会计》的。

根据《潘序伦回忆录》，潘序伦直接参与编写、翻译的教材和著作共有41部，表1和表2分别列示了潘序伦自美国学成归来后编撰、出版的会计类著作和译作情况（时间截至1949年）。

鉴于当时国内大学会计系教材短缺的情况，加之潘序伦早年出版的图书多是为了教学之用，他所编著的多部图书成为当时大学的教材，也就不足为奇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晚清民国教材全文库”收录了1949年之前我国大学采用的教材情况。如表3所示，我们按照“会计”这一关键词进行检索，并选择高校教材栏目，剔除与会计无关的教材，共得到15本会计类教材，其中潘序伦参与编著或编译的有6本，几乎占入库教材的“半壁江山”。这个数据库的收录或许存在遗漏，代表性或有不足，但足以表明，没有潘序伦及其在会计图书出版方面的贡献，这一时期我国大学会计教材的建设，可能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当时在大学学习的年轻会计学子，或以潘序伦和他创建的立信系所编撰的图书作为教材，或在大学图书馆里查阅潘序伦和立信系所编撰的系列图书，将其作为学习的补充读物。他们通过这些图书所学到的知识，为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会计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

1949年之前，因为战争、经济停滞等因素，我国图书出版总体上并不发达。与今天相比，当时出版的图书种类不多、数量有限。我们分别对国家图书馆、中国台湾省图书馆、中国台湾大学图书馆1949年之前的会计藏书进行检索，表4列示了三家图书馆收藏的1949年之前出版的会计类图书情况。

1949年之前，我国的图书出版受制于当时社会政治不稳定、经济欠发达的局面，总体出版的图书数量并不多。表4的数据统计显示，1949年之前我国总体出版的会计类图书数量并不多，每家图书馆的馆藏均未超过200本。以中国台湾大学图书馆为例，潘序伦署名的图书有20本，占馆藏会计类图书总量的16.53%；立信出版和潘序伦著作合计有39本，占馆藏会计类图书总量的32.23%。可以说，那一时代学习会计的学人，没有不受惠于潘序伦和他所编撰的会计图书的。

众所周知，1949年之后，我国逐步建立了以中央计划为主的经济运行制度，市场因素逐渐消散。之后，因为建立“自己的记账方法 ⁹”，我们不仅放弃了会计准则、资产负债表等西方会计，甚至连借贷记账法都逐步退出中国大学会计教育的课本，转而讲解增减记账法、收付记账法等。

1966年，大学停止招生，直到1971年恢复招收工农兵学员，全国开设会计专业的院校极少，当时的大学教材也都以增减记账法和收付记账法为主。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全面进入经济建设阶段，社会急缺会计人才 ¹⁰。而对外开放、引入外资，需要采用以借贷记账法为主的国际主流会计方法。经过三十年的“冷冻”期，不仅实务中缺少合格的专业人才，相关制度建设、教材编写、大学课程开设等均面临巨大挑战。

1978−1979年，我国“百废待兴”，会计工作亦需恢复正常；此外，改革开放、引入外资需要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会计制度、会计准则、审计体系、会计师事务所等。在这方面，早期的国际“八大”会计师事务所曾提供过一定的技术援助。但更重要的是，在1979年7月1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后，1979年11月，财政部会计司起草了《关于中外合资工业企业财务会计问题的若干规定》，采用基于借贷记账法、资产负债表（而非三段平衡式的资金平衡表）、权责发生制、稳健性等会计思想，这些理念与当时国际主流的会计思想是一致的，这对我国当时的改革开放、引入外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之后，一系列会计制度陆续发布，实务中全面恢复采用借贷记账法。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大学陆续恢复会计教育，且在较短时间内恢复了以国际主流的会计理论和方法为主的会计教育，为当时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输送了大量优秀会计人才。1992年，企业会计准则的推出让中国会计融入国际主流轨道，为我国持续40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

为什么我国在计划经济近三十年、大学教科书中已用增减记账法和收付记账法取代借贷记账法、实务中长期与国际主流的观念和方法脱节之后，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到国际主流的会计教育和会计实践轨道上？一个可能的解释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主导我国会计制度建设、大学会计教育体系重建的，主要是1949年之前接受大学教育的前辈学者，他们都有学习国际主流会计理论与方法的经历，熟悉以借贷记账法为核心的会计理论与方法，如时任财政部会计司司长杨纪琬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娄尔行教授，厦门大学葛家澍教授、余绪缨教授，中南财经大学杨时展教授，天津财经学院李宝震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阎达五教授、阎金锷教授等 ¹¹。其中，除娄尔行教授于1937年上海商学院毕业后曾赴美国密西根大学学习、取得硕士学位外，其余教授均为国内高校会计系毕业；除阎达五教授和阎金锷教授年纪相对较轻、毕业于1950年前后，其余教授都是在1945年之前接受的国内大学会计学专业教育。包括上述8位教授在内的一大批1949年之前毕业、仍然从事教学工作的老教师，轻车熟路地在各大院校恢复设立会计专业，并逐步建立了面向市场经济、与国际主流的会计理论和方法接轨的教育体系，培养出大批合格的会计专业人才，为满足我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快速融入全球经济对会计专业人才的需求，做出了贡献。

基于上述数据，我们可以推测，尽管1949年之前我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军阀割据、外敌入侵的动荡阶段，经济发展缺乏稳定的外部环境，但是，潘序伦所倡导、确立的大学商科教育体系被广泛认可，由他编撰和主持出版的会计类图书，让1949年之前我国的大学会计教育变得完整、丰富，有国际水准。正是这一批会计图书的出版、发行，让当时的大学生熟练掌握了国际社会主流的会计理论和方法。此后，即便经过20余年的计划经济阶段，在20世纪70年代末，当国家经济建设需要时，当年学习潘序伦等学者编撰的教材而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们，仍然能够熟练运用当年学过的知识，在较短的时间内重新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的会计制度、会计理论、相对完整的大学会计教育体系，为我国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历经数十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当下我国的会计准则和制度建设、会计理论研究、大学会计教育体系等，在与国际主流保持同频共振发展的同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¹²。会计理论具有继承性，会计的发展具有延续性。今天中国会计发展的成就，是站在前辈学者的肩膀之上的。在这长长的会计前辈名单中，潘序伦必定是最为耀眼的大家。

潘序伦先生，厥功至伟，他让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大学会计教育与会计实务直追英美，也让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与世界无缝对接，成功转换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