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协议在所有成员国生效，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进入新阶段。自贸区升级协议是双方在经济危机与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的改革尝试，是对原有中国−东盟自贸区系列协定的丰富、完善、补充和提升。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是双方的经济活动开始出现向服务贸易的偏转，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由2010年的3717亿美元上升至2018年的7855亿美元，东盟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由2010年的4402亿美元上升至2018年的7786亿美元^①；二是中国资本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构成开始从产业投资转向战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水电、通信、矿产等领域逐渐成为中资活动主要领域。在这两个趋势的促成下，双方在自贸区升级协议谈判过程中达成共识：双方都在服务贸易上加大投入并彼此做出重大让步，以应对自贸区贸易结构的变化。中方在集中工程、建筑工程、证券、旅行社、旅游经营等部门做出改进承诺，东盟在商业、通讯、建筑、教育、环境、金融、旅游等8大部门70个分部门对中国做出开放承诺（魏民，2015）。双方还约定在企业投资、股比限制、经营范围、地域限制等方面扩大开放，共同推进服务贸易便利化与开放程度。显而易见，中国与东盟升级协议的顺利推出，是基于共同经济利益而达成的战略共识，表明双方服务贸易潜力巨大，前景广阔。陈秀莲（2011）通过对运输服务贸易的研究发现，东盟在服务领域具有对中国的相对优势，可能会促使东盟更重视在该领域与中国深入合作；周金城和陈乐一（2012）的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互补与竞争性指数表明，双方在2010年就已在商业服务、建筑、保险等领域呈现出高互补性。

自中国−东盟自贸区成立以来，双方商品贸易之间的互利共赢一直得到肯定。相较贸易转移效应而言，贸易创造效应随着自贸区的推进逐渐增强（陈汉林和涂艳，2007），要素禀赋类互补、支出结构互补与市场互补构成自贸区的主要合作基础之一，并推进了产业间合作的深化（张彬和汪占熬，2011）；Dungey等（2018）通过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AR)，测算美国、欧盟、日本、中国对欧盟贸易传导与冲击程度，发现中国对东盟的贸易传导能力仅次于美国，并成为东盟市场的主要贸易驱动力，呈现出中国与东盟贸易的互相依赖性。中国与东盟之间在商品贸易竞争性提升的问题也同样引起了重视。Holst和Weiss（2010）通过双方产品竞争力模型构建发现，虽然中国能够扮演新的供应商角色并提供新市场，但是，中国与东盟在出口领域的贸易竞争将随着中国的参与而激烈化；程伟晶和冯帆（2014）通过三阶段引力模型实证分析发现，正因为中国与东盟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与资本密集型行业都存在着高相似度，因而自贸区机制更依靠贸易创造而非贸易转移，对双边贸易的促进作用比较有限。蒋冠和霍强（2015）通过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创造效应近年来有所下滑，中国出口潜力显著大于进口潜力，双方贸易合作潜力存在不确定性。Vahalik（2014）分别测算了欧盟与中国对东盟的贸易密集度指数与贸易互补性指数，发现虽然中国对东盟的贸易规模更大，出口竞争力也更强，但是在与东盟进出口贸易的互补性上，中国并不及欧盟，且这一差别长期来看更是明显。刘中伟（2014）从东亚与美国价值链竞争中中国与东盟在同一价值链区间的竞争关系，以及东盟维护其在东亚区域一体化领导地位的战略需要出发，提出了东亚区域合作机制可能因国家战略与全球竞争需要而无法发挥其应当发挥的合作互利作用，东盟有与中国在价值链竞争中抢占先机的战略主动性。

因此，本文拟从中国与东盟的贸易竞争性、贸易互补性、比较优势差异、相互间市场提供能力与价值链分解等五个角度，分析双方的商品贸易发展的持续性是否已经面临瓶颈，双方的竞争优势究竟有什么变化，以及双方在商品贸易上的合作与成长空间是否面临缩窄。本文所指的合作空间是以双方商品互补性与市场互补性为基础的，而成长空间则可视为是合作空间在持续性上的表达，既双方的合作基础近年来得到巩固与加强。

出口产品相似度指数（Export Similarity Index, ESI）最早由Finger和Kreinin(1979)提出，尝试剥离外贸总量的干扰，直接对两国间贸易竞争性进行分析。Click和Rose(1999)对ESI指数进行了修正，降低了两国间贸易规模差额对数据造成的偏差。出口相似度指数近年来被用于研究两国或两地贸易合作，是较为常用的规范性的主要实证方法之一（韩永辉等，2015），具体见公式（1）。

$ {ESI}_{ij} $为a、b两国的出口产品相似度指数。其中，X为出口额，k为产品种类，w表示目标市场。当测试目标为全球出口时，目标市场为全球。该数值取值为0至100之间，越接近100，意味着两国出口的商品构成越趋于一致，竞争也即越明显。反之，则冲突越低，竞争也越小。

根据Lall（2000）的研究，一国商品的科技结构可以分为农业与资源型制品（RB）、低技术制成品（LT）、中等技术制成品（MT）、高技术制成品（HT）等四大类。农业与资源型制品主要包括农林与其他基础资源类产品，低技术制成品主要包括纺织、时尚品与其他低技术制成品，中等技术制成品主要包括自动化产品、中技术技术流程制成品与中技术技术设计品，高技术制成品主要包括电子信息技术产品与医药、航空、测量、影像等其他高科技产品。本文选取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中的SITC REV.3为产品编码，并按照以上科技结构分法对STIC1-8按照四个科技结构进行分类。一方面，SITC REV.3已经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制造产业的“归核化”分工趋势。另一方面，中国与东盟皆未完全掌握“归核化”战略所需的核心技术，因而在SITC REV.3分类下分析中国与东盟的商品贸易结构仍然具有可行性。测算对象是以东盟最主要的六大经济体来代表东盟，分别为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与越南，测算时间范围为2004−2017年^②，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发现以下趋势： 第一，LT、MT的贸易商品相似性指数在持续上升，尤其是MT的上升幅度在2016年高达24.6%，但在2017年出现明显下滑；第二，RB的贸易商品相似性指数在缓慢下降，HT总体呈现U型曲线，在2011年达到最小值，与2004年相比下降了近一半，之后持续缓慢上升；第三，从总体来看，中国与东盟的贸易相似性一直较高，且在进一步缓慢提升，可见双方的对外贸易商品总体结构趋同性明显。不过，细分结构的趋同在改变，MT领域是总体趋同性提升的关键。

一般认为，贸易竞争关系主要以某国出口产品结构与贸易伙伴的进口贸易结构吻合度来判定，当这种吻合度越高时，贸易伙伴之间的竞争性就越弱，因为这一吻合度来自伙伴之间的产业结构、消费需求与资源禀赋，吻合度高则意味着两国间在这三个领域具有更大的互补性与依赖性（于津平，2003）。较高的互补性意味着两国之间很容易形成产业合作、市场互济与资源互通。贸易互补性又分为产业间贸易互补性与产业内贸易互补性，产业间贸易互补性主要来自不同产业间因为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不同而形成的价格比较优势，产业内贸易互补性则来自规模经济效应、产品异质性所导致的同一产业内不同产品比较优势发生了不同。两种贸易互补性的差异对两种贸易互补特征形成影响。为此，学者们构建了互补指数以进行实证分析，最早由Drysdale（1969）提出，并在之后从RCA的角度构建了产业间贸易互补指数与产业内贸易互补指数。吕宏芬和俞涔（2012）研究中国与巴西贸易合作、曲如晓和刘霞（2017）研究中国与西亚贸易合作、王金波（2017）研究“一带一路”经济走廊贸易问题都采用了类似实证分析方法。产业间贸易互补指数公式详见公式（2）。

W_k为公式加权系数，是K商品在全球进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即$ {{W}}_{{k}}={{M}}_{{w}{k}}{/}{{M}}_{{wt}} $。假设有n个部门，则k=1,2,···,n。$ {{X}}_{{ak}} $、${{X}}_{{bk}}$分别为a、b国k商品的出口额，$ {{M}}_{{ak}} $、${{M}}_{{bk}}$分别为a、b国k商品的进口额。$ {{X}}_{{wk}} $、${{M}}_{{wk}}$分别为t时期的全球k商品的总出口、进口额，$ {{X}}_{{wt}} $、${{M}}_{{wt}}$分别为t时期的全球总出口、进口额。加权系数$ {{W}}_{{k}} $为世界贸易中n类产品的贸易比重。当公式所得数值越大，说明两国产业间贸易互补性越强，反之则越弱。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从计算结果可以发现，第一，总体来看，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互补性并不突出，上升幅度也较弱，且在2017年出现显著下滑；第二，随着时间的推移，高技术领域的贸易互补性持续趋弱，但在2016年以后出现明显反弹；第三，低技术制成品贸易互补性一直较为稳定，但在 2017年开始向下波动。而中技术制成品则表现出倒U型趋势，在经济危机爆发前期呈增长势头，之后出现下降趋势。

近年来，全球价值链中的价值分配与共享体系削弱了农业资源类与低技术类商品在商品贸易中的价值地位，因此，本文聚焦中高技术产品的竞争与互补指数的分析，以更准确表现中国与东盟在新时期的贸易状况。本文将MT、HT两大类商品进一步细化为中技术产业分4类与高技术产业分3类，具体分别为：MT1为中技术化学及相关制品，MT2为钢铁制品，MT3为中技术机械与交通器械制品，MT4为其他中技术工业制成品（杂项工业品、家具、卫生与照明物品等）；HT1为医药制品，HT2为高技术机械与交通器械制品（机械发动机及设备、办公及自动处理设备、电子信息设备），HT3为其他高技术工业制品（专业化设备、科学仪器、光学设备）。根据以上分类，计算中国与东盟出口产品相似性指数，结果如表3所示。

表3体现出了中国与东盟出口结构相似性在细分领域的明显转变。第一，从整个时间维度来看，仅有MT2与HT2的出口相似性有所下降，MT3则是提升领域最显著的产业部门；第二，MT1、MT4、HT1、HT3等领域都在2006−2012年区间内有过回落走势，但在2014年后全部出现回升；第三，MT2与HT2的出口相似性虽然整体回落，但是前者一直处于震荡，后者在2014年后也持续上升；第四，HT2是掩盖双方中高技术商品相似性变化的最大因素；第五，MT3是对整体出口相似性指数正向变化贡献最大的领域。

接下来计算中高技术分类商品的贸易互补性指数，考虑到各类商品在贸易规模上存在较大差距，提供不加权与加权两种结果。不加权结果旨在分析商品自身互补性的变化，加权结果则考虑整体互补性的变化，计算结果见表4、表5。首先，在不加权的情况下，中国与东盟在MT2、MT4的贸易互补性有较大提升，提升幅度显著高于贸易相似度的振幅，但产值最大的MT3基本处于停滞。高技术产业方面，HT1、HT3与MT3相似，实现了持续性的缓慢上升，皆在2017年创出新高。产值最大的HT2则大幅度下滑，在2017年创下新低。其次，在加权的情况下，MT3虽然上升极小，但由于产值高，还是TCI上升的重要推手。不过，MT3占双方贸易比重在2017年出现下滑，正向效应有所减退，加上HT2的反作用，导致了整体TCI于2017年创下新低。

通过对ESI与TCI指数的综合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中国与东盟在HT类商品上呈现出口相似性的提升与贸易互补性的下降，表明双方在更高附加值领域的竞争程度逐渐加深，并且这一特征在2012年前后变得日益清晰；第二，双方在MT类商品的出口相似性与贸易互补性方面同时增强，表明双方在一部分领域出现竞争性的提升，在另一部分领域出现产业互补性的扩大。不过，竞争性领域的影响力要大于互补性领域，因而MT领域的整体趋势依然是竞争性在增强；第三，双方在中技术机械与交通器械商品上表现出相似性提升而互补性停滞、高技术机械与交通器械商品相似性与互补性下降，表明双方在机械与交通器械领域的技术层次开始表现为中国逐渐掌控高技术领域，而东盟在中技术领域开始发力。2014年以来，高技术机械与交通器械领域的相似性持续上升，表明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正在面对东盟与日俱增的竞争压力，中国工业产值放缓趋势明显，印尼、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工业增速逐渐发力。

出口相似性指数与贸易互补性指数呈现出双方的商品贸易低端合作扩大、高端分野化与中端激烈化的趋势。为进一步考察双方商品贸易在比较优势与专业化合作上的基础与空间，本文采用Lafay指数分析。Lafay指数能够剔除宏观经济波动对比较优势测度的影响，有助于把握中国与东盟贸易合作空间（陆文聪和许为，2015）。Lafay指数公式如下：

公式$ {{Lafay}}_{{c}}^{{i}} $代表c国i产品的Lafay指数，$ {{X}}_{{i,c}} $代表c国i产品的出口额，$ {{M}}_{{i,c}} $代表c国i产品的进口额。当指数为正时，表明该国该部门具有比较优势，反之则依赖进口。同时，指数接近零的程度与该国商品部门的产业内贸易成正比，数值越接近零时（正或负皆如此）产业内贸易越活跃，反之越低。计算结果见表6、表7和表8。

从表6中发现，与东盟相比，过去14年来，中国在RB的劣势在扩大，但在MT上实现了反超，并巩固了HT上所存的优势，在LT、MT与HT上的比较优势都强于东盟，可能缩窄双方的贸易空间。表7与表8显示双方在中高技术贸易商品大类中各细分领域的比较优势，表明双方仍存在广泛合作的空间：第一，在中技术领域，中国在钢铁制品、其他中技术制品上扩大比较优势，而东盟则在中技术化学制品、中技术机械与交通器械制品上扩大比较优势；第二，在高技术领域，中国仅在高技术机械与交通器械制品上具有较为明显的比较优势，但在2017年面临东盟的快速追赶。而在医药制品领域与其他高技术工业制品上的比较优势并不如东盟，未实现差距的拉近。这是由于其他中技术制成品与高技术机械交通器械制品领先明显，导致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的整体优势；第三，双方在细分领域的比较优势具有很强的动态变化，每隔几年都会发生相互的赶超与优势的互换。比如，在中技术化学领域，中国迅速缩小了东盟的优势。而医药制品则相反，东盟反超中国。总之，中国与东盟依然在比较优势的差异 下保持着广阔的贸易合作空间，同时，比较优势的动态性变化也将支撑产业链中不同价值区间分工与专业化网络分工的展开，并推动双方各自进行产业集群的优化。

商品贸易出口产品相似性与互补性指数更多反应的是双方贸易商品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性。Lafay指数能够表明双方各自的地区竞争优势依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动态互补性，但无法证明比较优势差异是否被双方有效运用。因此，衡量两者间相互提供市场的能力变得不可或缺。中国与东盟是否在各自擅长领域成为市场提供者，是否建立了稳固的市场需求者与市场供应者之间的关系，将极大程度影响双方实际的贸易互惠性。因此，本文将采用市场提供指数来衡量双方各自提供市场的能力（冯永琦和黄瀚庭，2017）。市场提供指数又称为MP指数，计算公式见公式（8），式中A国对B国k产品的市场提供指数为B国对A国的k产品出口与B国对世界k产品出口之间的比例，该数值为A国对B国k产品的MP指数。该指数由于能表现出双方在对方市场的表现能力，因此也能直观衡量双方之间贸易竞争优势的变化。

式中，$ {{EX}}_{{BA}}^{{k}} $表示B国对A国k产品的出口额，$ {{EX}}_{{W}}^{{k}} $表示B国对世界k产品的出口额。$ {{MP}}_{{AB}}^{{k}} $指数介于0与100之间，数值越高，越说明B国对A国的k产品市场的市场提供能力越强，反之则越弱。接下来，将分别测定中国对东盟的市场提供指数与东盟对中国的市场提供指数。

这里将中国设为A国，将东盟设为B国，求得中国市场对东盟商品的市场提供能力。计算结果如表9所示。

先从四大类看，总体来说，中国对东盟产品的市场提供能力实现了显著增长，其中对RB类产品最为明显，经济危机后迅速恢复至40以上。LT与MT的增长幅度都在50%以上，HT的增长幅度更是高达111%。2014年以来，中国对东盟产品的市场提供性出现波动，LT与MT商品总体出现下滑，但在2017年整体重新上扬。再从中高技术产品领域看，2006−2013年与2014−2017年这两个时期表现截然不同。在前一个时期，除了MT1与HT3外，中国对东盟的市场提供指数都出现了下滑或者震荡，但在后一个时期出现了快速恢复并创下新高。这表明以东亚经济体向中国出口资本品，由中国加工组装并向美国出口制成品的东亚新“三角贸易”模式成型后，东南亚与中国形成了广泛的产业链合作关系，以工序与程序之间的连接实现贸易的互惠（李晓和付竞卉，2010）。东盟所参与的工序在经历经济危机的调整后，加快了产业高级化进程，优势明显提升，与中国的竞争逐渐增强。

这里将东盟设为A国，中国设为B国，求得东盟对中国贸易商品的市场提供能力。计算结果如表10所示。

先从四大类看，2016年，东盟市场对中国的市场提供指数都有所提升，但更多体现在RB与LT领域。MT与HT领域提升幅度较RB与LT缓慢，远远不及中国对东盟市场提供能力。再从中高技术产品领域来看，东盟在所有细分领域的市场提供指数都有所提升，其中钢铁制品、其他中技术工业制成品、医药制品、其他高技术工业制成品较为明显，但在中高技术机械与交通器械制品的增长则相对缓慢，且都是来自2011年以来的持续增长。从整体来看，东盟对中国商品的市场提供能力并没有像中国对东盟的市场提供能力那样出现2014年后的局部下滑，不过，其他高技术工业制成品出现了2014年之后的下滑。

总体来看，双方在钢铁制品与其他高技术工业制成品两个领域都相互增强了市场提供能力，表明中国与东盟间在这两个领域的产业内合作贸易符合该两个领域的Lafay指数都接近于零的理论含义。中国市场对东盟商品的提供能力在中技术机械与器械制品、中技术化学制品领域表现得更强，也符合以上领域中国Lafay指数低于东盟的表现。东盟市场对中国商品的提供能力在医药制品、其他高技术工业制成品等领域表现得更强。在机械与交通器械制品领域，中国产品的扩张势头在2009年后遭到抑制，东盟则在该领域对中国市场展开追赶；在高机械与交通器械制品领域，东盟在中国市场举步维艰的状态于2016年被打破，竞争优势有所提高，不过，中国依然在该领域较为领先，竞争优势相对明显。

近年来，国际贸易与投资环境的改善推进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加剧，促成了基于国际垂直化分工的全球生产链革命，从而产生了各国的产业增加值与贸易数据不完全符合的问题。这里从中国与东盟商品出口增加值分解角度对本文数据得出的判断做补充分析。

由Koopman等（2014）提出的一国出口增加值可分解为以下四部分：一是由国外吸收的国内增加值（VAX-G），指通过出口由国外吸收的国内增加值；二是先出口后返回并由本国吸收的国内增加值（RDV_B），指先在国内生产并出口，后返回国内进入国内消费环节；三是国外增加值（FVA），指从国外进口而来的商品与服务投入；四是重复计算部分（PDC），指由于反复跨过边界而导致重复计算的部分，主要来源于中间工序。此分解法可以从国家投入产出层面分析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合作与竞争状况。分解数据如表11、表12和表13^③。

东盟地区在基础商品领域的出口增加值分解情况与中国最为相似，表现出高VAX-G与低FVA，并在RDV_B上大跨度追赶中国，表明了东盟基础品对外出口具有较强的价值生产自主性与竞争优势，且在发包等后向关联贸易上进展很快，与中国形成相对平等的贸易关系。亚洲开发银行统计发现，东盟地区在基础品领域已经成为亚洲第一大附加值流入地和第二大附加值流出地，超越日本与中国形成竞争态势。这与前文发现的东盟在LB产品的市场互补性、市场提供能力上的判断相吻合，同时，也体现出中国与东盟在LB领域并不只着重于东盟对中国市场的供给，反之亦然。这也许缘于东盟快速工业化进程中所产生的更高的产品需求。

在低技术领域，中国的VAX-G与RDV_B稳健提升，FVA与PDC逐步下降，表现出附加值产品的自主性进一步改善，后向关联贸易逐渐取代转口贸易，整体竞争优势稳步提升。东盟方面在增加值分解数据上与中国的差距明显较基础品领域更大，不过，印尼、泰国等国进步显著，其他国家也保持了稳定，这与Lafay指数所展现的中国显著的竞争优势与东盟后发有力的结论也较为一致。同时，中国与东盟国家在RDV_B的巨大差别，也表现出了两者互补贸易空间在增大。增加值分解数据也表明了东盟国家在增强产品自主性上的困难更为突出。

在中高技术领域，两者增加值分解数据的差距最为明显。无论是中国还是东盟，在产品的自主生产与价值增值上都有明显的不足，面临显著的价值外流。但是中国在四项分解数据上有可观的改善，VAX-G与RDV_B大幅度上升，FVA和PDC有显著下降，该领域竞争优势显著增强。而东盟方面，马来西亚与泰国有较为明显的改善，印尼、菲律宾与越南这三个近年来被视为东盟最强劲的新型工业国，却共同表现出了VAX-G与RDV_B的下降和FVA与PDC的上升，即从整体来看，出现了外资影响力上升，产品技术自主性下降，外贸模式逐渐显示出以加工、转口、组装等工序为主的外向型中低技术发展模式。由于参与的工序是国外跨国集团中高技术领域产品的产业价值链的一部分，因而外贸数据高估了这三个国家在中高技术领域的竞争优势。当然，相较于日本，东盟在亚太地区依然展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确同时在进行价值链升级，只是在升级速度上有所不同（Vries等，2019）。

首先，在基础产品领域，中国与东盟之间商品贸易的合作与成长空间的增大主要源于双方市场角色定位的清晰化。随着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结构调整，中国由资源类商品的主要供给者转变为主要消费者，将东盟视为原材料与资源的最大进口来源。因而，中国作为市场提供者的角色定位与东盟作为商品提供者的角色定位被确定下来。东盟近年来也充分把握自身在低价值领域的竞争优势，深入挖掘中国市场。

其次，在低技术制品领域，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成长空间同样在增强，但增强途径展现出产业集群由中国向东盟的集聚。在该领域，中国与东盟的出口结构十余年来较为稳定，双方产业集群已经较为成熟并形成既定发展路径。不过，贸易互补性与竞争性数据表明，东盟近几年在快速地积累竞争优势并在主要合作领域开始转变双方的优势对比。价值链分解数据也表明，东盟在该领域的价值链攫取能力与方式也在快速改善。与基础产品相比，低技术制品领域对中国更加关键，主动性的产业转移也被政策制定者更加谨慎地对待，可以看出，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的影响不可忽视。国内劳动力结构与从业结构转变、环境保护政策影响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都在推动相关产业由中国向东盟转移。日本经济产业省在2017年的报告里称，日本制造企业逐渐将东盟作为支持其在全球重新展开价格竞争的关键区位选择；美国低技术企业也加快了对东盟的布局，以削弱美国针对中国实施惩罚性关税带来的负面影响。

再次，在中高附加值领域，中国与东盟之间形成了贸易竞争与贸易互补共同强化的局面，双方的竞合博弈将激化并形成竞合一体化模式，商品贸易的合作与成长空间备受考验。一方面，中国与东盟在部分重要经济部门之间展开了更强的竞争。双方在中技术化学制品、机械与交通器械领域等中技术重要经济部门，出口结构愈加相似，比较优势差异也迅速缩小，呈现出更高的竞争强度；另一方面，中国与东盟之间的互补贸易也得到了加强。在钢铁制品、中技术其他工业制品、高技术机械与交通器械制品、高技术其他工业制品领域，无论是贸易互补性还是比较优势差异，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合作空间都在扩大。中国具有竞争优势的中技术其他工业制品对东盟具有持续增强的贸易互补性，并获得了东盟市场支持。东盟具有竞争优势的高技术其他工业制成品也同样获得了中国市场的支持。而在高技术机械与交通器械制品领域，中国相关产业链的成熟程度已经无法让东盟国家大规模嵌入，双方建立的是产业链与市场之间的互补而非商品间的直接竞争关系。除此之外，双方互补空间的扩大还体现在价值链层面上。中国逐渐以后向关联产业为主要部门，东盟则逐渐以前向关联产业为主要部门，两者的价值链关联合作空间显著扩大，有望推动亚太地区的产业价值链布局转变。数据显示，东盟的市场提供能力增长乏力，因而互补贸易与价值链互补合作可能是日后双方之间互补合作的主要组成部分。

首先，在中高端产业领域，我国政府应尽力协调价值链零和博弈问题。这一问题表现在中国与东盟在参与全球产业链整合过程中仍然被锁定在相似位置上，因而容易陷入对全球跨国集团分包合同争夺中。

可采取的措施有：一是进一步差异化对东盟的直接投资结构，将专业化效应与干中学效应融入进来，对中国形成更大贸易利益正效应（王岚，2019）；二是鼓励电信、汽车、机械等国内大型企业在东盟建立中间产品生产体系，将东盟的中技术生产力的需求从西方企业向中方分流，缩窄双方的直接竞争区间；三是通过税收让利、政策性转移支付、证券市场改革等方式鼓励与支持企业技术研发工作，活跃企业在创新方面的投融资活动，引导企业更快突破价值链位置；四是加大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知识产权的保护，并引导企业进一步将业务向服务贸易集中。

其次，在低端产业领域，我国政府需要通过产业合理化措施来维护国内的中低技术产业贸易。盲目推行产业转型不利于贸易边际扩展并威胁贸易利得，因而中国应维护自身的中低技术领域贸易优势，继续广泛开展低技术垂直与水平产业内贸易（钱学锋等，2010；冯宗宪和蒋伟杰，2017），并合理选择对东盟输出外溢知识的方式，以防东盟过度分化中国的产业竞争力。

可采取的措施有：一是继续支持低技术产业在东盟建立次区域合作机制与贸易合作机制，并在其中占据一定的谈判权；二是以“补缺”原则推动中国与东盟产业合作园区建设，在中国薄弱的环节加大合作；三是加大对东盟跨境培训机制的投入，鼓励中方企业培训机构在东盟开设有针对性的培训活动；四是为中国低技术企业在东南亚建立垂直运行机构提供便利，推动当地产业链嵌入中国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