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全球资本市场普遍存在的管理层内部控制自我评价（下称内控自评）质量不高现象，本文试图从公司战略视角提供一种解释。在当前财会监督制度背景下，管理层内控自评质量问题亟待受到关注。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首次将财会监督与其他监督并列，财会监督与其他监督共同组成党和国家的监督体系 ¹。内部控制成为财会监督在社会治理、政府治理和经济治理中的重要抓手。2020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国发〔2020〕14号）强调：“严格执行上市公司内控制度，加快推行内控规范体系，提升内控有效性。”2022年，《财政部 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的通知》（财会〔2022〕8号）（下称《通知》）指出：“部分上市公司仍存在对内部控制重视程度不够、内部控制缺陷标准不恰当、内部控制评价和审计未充分发挥应有作用等问题。”202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要求“加强对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金融企业等的财务、会计行为的监督，严肃查处财务数据造假、出具‘阴阳报告’、内部监督失效等突出问题”。

中国资本市场实证研究表明，上市公司内控自评流于形式，存在避重就轻、延迟或故意隐藏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下称内控重大缺陷）的现象（佘晓燕和毕建琴，2018；许宁宁，2019；李志斌等，2021；施赟等，2021）。类似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United State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简称SEC）和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简称PCAOB）多次批评管理层和审计师没有发现和报告内控重大缺陷（Besch，2009；Hanson，2013；PCAOB，2013；Croteau，2015；PCAOB，2015）。关于美国资本市场的实证研究表明，管理层和审计师的确存在上述情况（Rice和Weber，2012； Newton等，2016；DeFond和Lennox，2017；Aobdia和Sadka，2020）。

相比于对审计师鉴证结果和质量的关注，学者们直接针对管理层（本文泛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评过程和质量的相关研究较少，尚不明确管理层作为第一责任人在自评过程中是否愿意主动发现和揭示内控重大缺陷。《通知》要求“上市公司作为第一责任人，要确保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实施”“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科学、客观认定内部控制缺陷”。但如果在某些环境压力下，管理层不愿意主动发现和揭示内控缺陷，那么内控有效性将降低，财务报告内部控制（下称财报内控）的有效实施也就无法得到保障。本文聚焦管理层自评过程质量，将管理层内控自评质量界定为“管理层对内控重大缺陷的发现倾向和揭示倾向的联合概率”，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公司战略对管理层内控自评质量的影响程度以及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激进型公司战略将对“管理层发现和揭示财报内控重大缺陷的倾向”产生不利影响，且全面系统地降低了财报内控自评报告质量。

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公司战略对管理层财报内控自评质量的影响机制，深入探究了缓解激进型战略对管理层内控自评质量不利影响的途径和条件。由于管理层内控自评过程是评价主体（管理层）在一定资金约束条件下对客体性质（内控质量）的评价，管理层内控自评质量主要受到高管个人特征、资金约束条件、内控质量这三个因素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年龄能显著改善激进型公司战略对发现倾向和揭示倾向的不利影响；较高的内控质量不仅能显著降低激进型公司战略对揭示倾向的不利影响，而且能显著降低激进型公司战略与低质量财报内控自评报告之间的相关性。

本文主要贡献在于：第一，财报内控自评报告是管理层和审计师的“联合产品”。与已有研究思路不同，本文将管理层自评与审计师鉴证区分开，聚焦作为第一责任人的管理层的自评过程和质量，这种区分在财会监督的现实背景下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第二，本文深化了对于管理层内控自评质量内涵的认识，将内控自评质量定义为“管理层对内控重大缺陷的发现倾向和揭示倾向的联合概率”，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研究思路和理论框架。第三，本文丰富了关于“公司战略与内控重大缺陷信息披露”相关关系的研究。已有文献沿着“公司战略−内控质量−内控重大缺陷信息披露”的研究思路，认为公司战略越激进，内控质量越低，内控重大缺陷披露得越多（Bentley等，2017；张霁若和杨金凤，2020）。但是部分实证研究也表明内控重大缺陷披露得越少，未必是内控质量高，相反可能是管理层故意隐藏的结果（聂顺江等，2021；施赟等，2021），也就是说管理层决策动机是影响内控重大缺陷信息披露质量的重要因素（Rice和Weber，2012；施赟等，2021）。本文以“公司战略−管理层内控自评动机−内控重大缺陷信息披露”作为研究思路，得出不同结论，对已有研究进行了补充。第四，本文为监管层提供了对内部控制第一责任人进行财会监督的新角度。本文建议监管层应当理解激进型公司战略对管理层内控自评质量的负面影响，更大限度地容忍相异战略定位导致的管理层自评质量差异，这一差异可能在后疫情时代随着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增加而扩大。监管层应当制定鼓励企业自愿性信息披露的财会监督措施，例如要求公司在内控自评报告中充分披露有关公司战略类型、参与内控自评程序的“董监高”（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年龄、性别等个人特征，以及内控评价活动经费的信息，以降低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

自《SOX法案》强制要求美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披露经审计师鉴证的财报内控自评报告后，学者们开始关注财报内控自评报告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及其经济后果（Gupta和Nayar，2007；Beneish等，2008；Rice和 Weber，2012；PCAOB，2013；Croteau，2015；PCAOB，2015；Newton等，2016 ；DeFond和Lennox，2017）。Bentley等（2017）指出公司战略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认为相比于采用防御型战略的公司，采用激进型战略的公司在管理上具有分散和灵活多变的特征，这会导致内控设计和运行难以统一和标准化，内控质量降低，随之财报内控自评报告披露的内控缺陷更多。张霁若和杨金凤（2020）针对国内资本市场的实证检验表明，采用激进型战略的公司披露内控缺陷信息的可能性高于采用防御型战略的公司。

Ashbaugh-Skaife等（2009）首次将内控重大缺陷信息披露动因划分为发现（Detection）动因和揭示（Disclosure）动因，认为两类动因与审计师品牌、近期是否会计重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相关。Rice和Weber（2012）认为公司的发现动因和揭示动因共同决定了内控重大缺陷的信息披露，发现动因与以前是否披露过内控缺陷和会计重估正相关，揭示动因与管理层变更、融资需求和非审计服务费用相关。杨有红和李宇立（2008）认为内部控制鉴证的核心内容就是识别内控缺陷和认定内控缺陷等级。

田高良等（2010）发现披露内控重大缺陷的公司具有经营复杂、会计风险高、内控建设不完善、经历审计师变更和财务报告重述等特征，聘请的审计师质量越高，披露内控缺陷的可能性越小。赵息和许宁宁（2013）发现管理层权力越大，越倾向隐瞒内控重大缺陷。齐保垒和田高良（2012）发现披露内控缺陷的企业具有经营复杂、上市时间短、近期经历了兼并重组或注册会计师变更、对内控建设投入少等特征。聂顺江等（2021）发现企业声誉越高，内控缺陷隐藏行为越少，隐藏程度越低。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财会〔2010〕11号）（下称《指引》），管理层内控自评是指企业董事会或类似权力机构发挥监督功能，根据内部控制评价小组提交的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汇总表，对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全面评价，并形成评价结论。管理层内控自评质量取决于：（1）是否发现内控重大缺陷，即评价小组是否发现了内控重大缺陷，并反映在提交的内控缺陷认定汇总表中；（2）是否揭示内控重大缺陷，即针对提交的内控缺陷认定汇总表，董事会是否根据恰当的内控缺陷认定标准对内控缺陷分级，公允地揭示内控重大缺陷。

借鉴国外学者Ashbaugh-Skaife等（2009）将内控重大缺陷信息披露动因分为发现动因和揭示动因的二分法、国内学者杨有红和李宇立（2008）将内控缺陷披露过程分为识别内控缺陷和认定内控缺陷等级两阶段，并参照审计质量的定义（审计师发现和揭示会计违规行为的联合概率 ²），本文将管理层内控自评质量（ICR Quality）界定为“管理层对内控重大缺陷的发现倾向和揭示倾向的联合概率”，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ICMW表示内控重大缺陷，Detection ICMW表示管理层对内控重大缺陷的发现倾向，Disclosure ICMW表示管理层对内控重大缺陷的揭示倾向。本文的“倾向”是指管理层主观能动性的大小，并不代表管理层实际发现或者揭示的内控重大缺陷。当发现倾向和揭示倾向的联合概率越高时，说明管理层严格、高标准地履行了监督职责，此时管理层内控自评质量较高，能够更公允地披露内控重大缺陷。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财会〔2008〕7号）指出：“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是内部控制的最高目标，也是终极目标。”企业实现发展战略是贯穿企业内控不同层级控制活动（公司治理控制、管理控制和作业控制）的主线（李维安和戴文涛，2013），即不同的战略定位会有不同的内控系统设计和有效性与之相匹配（Miles等，1978；Bentley等，2017），从而影响管理层对内控有效性（质量）的需求程度和对内控缺陷的容忍限度（陈汉文和张宜霞，2008；Bentley等，2017）。当公司战略导致管理层对内控有效性需求较低时，管理层更能容忍和隐藏内控缺陷，即降低对内控缺陷的发现倾向和揭示倾向。

发现倾向作为一种主观能动性，具体表现在管理层对发现内控缺陷的过程投入上。战略越激进的公司，内控整体对战略目标实现的保证程度越低（陈汉文和张宜霞，2008），管理层对财报内控有效性的需求越低（Bentley等，2017），因此管理层对财报内控缺陷的发现倾向会受到影响。具体来说，实现战略目标除受到自身因素影响外，还会受到外部因素影响，内控不能防止糟糕的高层判断或决策，也不能防止那些会导致经营业务没有达到经营目标的外部事项发生。内部控制对战略目标的实现无法提供合理保证（陈汉文和张宜霞，2008）。对于战略越激进的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受到外部风险因素的影响越大，内部控制对实现战略目标的保证程度越低。根据Miles等（1978）、Bentley等（2017）对公司战略的研究，相比于采用其他战略的公司，采用激进型战略的公司主要从事新产品研发创新和新市场开拓，更多地受到外部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此时，即使通过加强内控建设，也无法为研发创新或者新市场开拓提供保障（Jensen，1993；Kaplan 和Norton，1996；张娟和黄志忠，2016）。

Bentley等（2017）综合比较了采用不同战略（激进型战略、分析型战略和防御型战略）的公司，发现采用激进型战略的公司对财报内控有效性的需求较低，更加强调创新能力而非财务会计控制。而采用非激进型战略（分析型战略和防御型战略）的公司，其主要目标是最大化内部生产经营效率（Chenhall，2003），战略的实现受外部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较小，加强内部控制建设能够有助于最大化经营效率，因此这些公司更加注重财务会计控制（Henri，2006）。

综上，实现公司战略是公司内控的最高目标，而内控对实现激进型战略的保证程度较低，同时激进型战略对财报内控有效性的需求也较低，这可能会影响内控评价工作组对财报内控缺陷的发现倾向。实证证据表明，战略越激进的公司，管理层对发现财报内控缺陷的过程投入越发不足，越会将更多资金用于新产品创新和新市场开拓（林钟高和丁茂桓，2019），越会认为继续发现和整改内控缺陷会对核心业务的关注和资源配置产生不利影响（Goh，2009）。Agbejule和Jokipii（2009）发现战略激进型公司仅强化了几个特定领域的内控措施。据此，本文提出假设H1。

H1：战略越激进的公司对财报内控重大缺陷的发现倾向越低，表现为减少对发现财报内控重大缺陷的过程投入。

揭示倾向是管理层对外披露内控重大缺陷的主观能动性，体现为董事会将根据重大缺陷、重要缺陷和一般缺陷的具体认定标准 ³，最终分级认定并揭示重大缺陷。如果董事会对外揭示重大缺陷的倾向较低，那么将通过制定宽松的重大缺陷认定标准，避免对外披露关于重大缺陷的“坏消息”（谭燕等，2016；施赟等，2021）。对于董事会而言，实现战略目标是其最重要的受托经济责任，因此董事会在对财报内控重大缺陷分级标准的宽松度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将配合战略目标的实现，并遵循公司整体对外信息披露的意图和语调。已有研究发现，战略越激进的公司越愿意对外披露“好消息”，不愿意披露“坏消息”。采用激进型战略的公司为研发新产品和开拓新市场，会有更高的融资需求（陈彦百和陈如焰，2017；高梦捷，2018；方红星和楚有为，2019），向客户提供更多商业信用（楚有为，2021）。为获得更多外部资金，管理层不愿意对外披露坏消息，而是通过盈余管理和财务违规的方式粉饰报表，导致公司信息不对称程度加剧（卢太平和张东旭，2014；丁方飞和陈如焰，2020；闫焕民等，2020）。综上，本文推测采用激进型战略的公司可能会通过制定宽松的重大缺陷认定标准，避免对外披露关于内控重大缺陷的“坏消息”。据此，本文提出假设H2。

H2：战略越激进的公司对财报内控重大缺陷的揭示倾向越低，表现为放宽财报内控重大缺陷认定标准。

如果激进型公司战略会降低管理层对内控重大缺陷的发现倾向和揭示倾向，那么必然会降低两者的联合概率，也就是说，激进型公司战略将降低管理层内控自评质量。但从对资本市场有效性的影响来看，这一现象未必会导致负面的经济后果。因为对外披露的内控自评报告是管理层和审计师的“联合产品”，如果审计师能够发挥鉴证职能，那么内控自评报告的质量将会提高，投资者利益从而得到保护。

本文进一步对激进型公司战略能否降低财报内控自评报告质量进行检验。如果激进型公司战略降低了财报内控自评报告质量，那么说明：（1）“战略激进型公司降低了管理层财报内控自评质量”这一现象得到进一步实证证据支持，因为如果没有“战略激进型公司降低了财报内控自评质量”这一现象，那么一定不会存在“战略激进型公司降低了财报内控自评报告质量”的结果；（2）“战略激进型公司降低了管理层内控自评质量”这一现象没有被审计师纠正或抑制，审计师未能充分发挥外部监督职能，低质量的财报内控自评报告将降低资本市场有效性。据此，本文提出假设H3。

H3：战略越激进的公司，财报内控自评报告质量越低。

本文以沪深两市2015−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对研究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1）剔除金融业上市公司样本；（2）剔除上市不满五年的公司样本；（3）剔除变量存在数据缺失的样本；（4）对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Winsorize缩尾处理。经过上述筛选，本文最终得到12005个“公司−年度”总样本。除内控缺陷认定标准来自迪博数据库外，其余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

一是管理层对内控重大缺陷的发现倾向，即对发现内控缺陷的过程投入。管理层发现倾向越高，发现内控缺陷的过程投入越大。《指引》第十三条规定：“企业内部控制评价部门应当拟订评价工作方案，明确评价范围、工作任务、人员组织、进度安排和费用预算等相关内容，报经董事会或其授权机构审批后实施。” “评价工作方案”中的具体内容即代表了发现内控缺陷的过程投入。其中“评价范围”是最关键的内容，对后续的工作任务分配、人员组织、进度安排和费用预算等内容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本文以“管理层对内部控制的评价范围”作为衡量管理层对发现内控缺陷的过程投入的表征变量，具体细分为资产评价范围和收入评价范围。

二是管理层对内控缺陷揭示倾向，即内控重大缺陷定量认定标准的宽松度（谭燕等，2016；施赟等，2018；杨婧和许晨曦，2020）。谭燕等（2016）认为董事会通过调整内控缺陷认定标准的宽松度，决定内控重大缺陷的对外披露情况。

三是财报内控自评报告质量。本文采用吴秋生和李通乾（2015）、Bentley等（2017）对财报内控自评报告质量的测度方法，衡量财报内控自评报告质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是公司战略类型。Miles等（1978）首次将公司战略分为激进型（Prospector）、分析型（Analyzers）和防御型（Defenders）3种类型，该度量方法在实证研究中被广泛应用。本文借鉴Bentley等（2017）的度量方法，从以下6个维度度量公司战略：（1）研发费用率=研发支出/营业收入，研发支出采用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后的金额（谭燕等，2016；方红星和楚有为，2019）；（2）销售和管理费用率=（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营业收入；（3）营业收入增长率=营业收入增长额/上年营业收入总额；（4）员工人数与营业收入之比=员工人数/营业收入；（5）员工流动率=五年员工数量标准差/平均员工人数；（6）固定资产与总资产之比=固定资产/总资产。本文取上述变量过去5年的均值，对于前5个变量，按照“年度/行业”将均值从小到大分为5组，最小值赋值为0，次小组为1，以此类推，最大组为4；对于最后一个变量，按照“年度/行业”将均值从小到大分为5组，最大组赋值为0，次大组为1，以此类推，最小组为4；最后将6个变量的赋值加总得到度量公司战略的变量Stra，取值范围是0−24的离散变量，值越大，代表公司战略越激进（谭燕等，2016；Bentley等，2017）。

参考Bentley 等（2017）的研究，本文在回归中控制了公司特征、公司经营业绩和公司治理三类影响因素。变量定义见表1。

参考Bentley 等（2017）的研究，本文构建模型（2）分别对LowScope、ICFault_level、LowReport进行检验，具体内容如下：（1）检验解释变量公司战略激进度对被解释变量内控评价范围的影响，其中，被解释变量包括两个变量，分别为资产评价范围$\leqslant $99%（LowScope_asset）和收入评价范围$\leqslant $99%（LowScope_rev），由此形成两个回归方程。（2）检验解释变量公司战略激进度对被解释变量内控缺陷认定标准（ICFault_level）的影响，由于ICFault_level变量为0和4之间的非负整数，本文分别应用泊松回归和负二项回归（不带常数项）进行估计，由此形成两个回归方程。（3）应用Logit回归和Probit回归分别检验解释变量公司战略激进度对被解释变量低质量财报内控自评报告（LowReport）的影响，由此形成两个回归方程。模型（2）同时控制了年份和行业因素，并对所有回归系数的标准误进行了Robust处理。

表2报告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平均有36%（30.5%）的公司资产（收入）评价范围$\leqslant $99%，内控缺陷认定标准宽松度均值为0.286，22.5%的公司出具低质量财报内控自评报告，公司战略激进度均值为11.384。变量分布均在合理范围内。

表3报告了公司战略分组的均值T检验结果。本文借鉴Bentley 等（2013）、孙健等（2016）的研究，将Stra$\geqslant $18划分为激进型组（观察组），Stra$\leqslant $6划分为防御型组（对照组），检验结果如下：激进型组具有显著更高概率的收入评价范围$\leqslant $99%、显著更宽松的内控缺陷认定标准、显著更高概率的低质量财报内控自评报告。本文假设初步得到支持。

表4为假设H1的检验结果。战略激进的公司在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上缩小了资产（收入）财报内控评价范围，说明战略激进的公司会减少对发现内控缺陷的过程投入，对财报内控重大缺陷的发现倾向较低，假设H1得到支持。

表5为假设H2的检验结果。战略激进的公司在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放宽了财报内控重大缺陷的认定标准，说明战略激进的公司对财报内控重大缺陷的揭示倾向较低。假设H2得到支持。

表6为假设H3的检验结果。战略激进的公司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有更高的概率出具低质量财报内控自评报告，假设H3得到支持。管理层财报内控自评质量是财报内控自评报告质量的必要条件 ⁴，因此，表6的结果也为假设H1和假设H2提供了经验证据。

为解决遗漏变量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进行稳健性检验，借鉴Bentley 等（2013）、孙健等（2016）的研究，将Stra$\geqslant $18划分为激进型组（观察组）、Stra$\leqslant $6划分为防御型组（对照组）。首先，设定变量Dstra，若样本为激进型公司，Dstra取1，否则为0。其次，利用倾向得分值（Pscore）作为观察组样本，匹配特征最相近的对照组样本，匹配过程如下：第一步，构建模型（3），根据 Probit 模型估算 Dstra 倾向得分值（Pscore），测算上市公司实施激进型战略的概率，其中lnlistime表示公司年限对数，director表示两权合一，董事长兼总经理取1，反之为0；第二步，使用0.05卡尺内最近邻匹配（1对1匹配）配对对照组样本；第三步，根据配对样本重新估计模型（2）。

表7的结果表明，匹配后的平均干预效应ATT值均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PSM结果与回归结果保持一致，即战略激进型公司对财报内控缺陷的发现倾向和揭示倾向显著较低，且财报内控自评报告质量显著较低。

本文进一步探讨公司战略对管理层财报内控自评质量的影响机制，以找到缓解上述不利影响的途径。因为财报内控自评是评价主体（管理层）在一定资金约束条件下对客体性质（财报内控质量）的评价，所以内控自评质量将主要受到资金约束条件、评价主体个人特征、客体性质三个因素的影响。本文根据这三个维度分别考察其对战略激进度与财报内控自评质量之间相关关系的影响。

资金约束是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首要约束条件，因此可能会影响管理层对内控缺陷的发现倾向和揭示倾向（Rice和Weber，2012）。首先，当资金充足时，管理层更有能力增加费用预算，扩大内控评价范围。其次，资金越充足，企业对外融资需求越小，管理层隐藏“坏消息”的动机越弱，管理层对内控缺陷的揭示倾向越高。因此，资金充足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激进型战略对公司财报内控自评质量的负面影响。

本文用现金充足率 ⁵衡量企业资金约束，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内控活动的现金支出属于经营活动的现金支出，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越高，内控活动的资金约束越低；二是现金充足率也是度量融资需求的指标（孙健等，2016）。当现金充足率越高时，企业融资需求越低，企业资金约束越低。首先，本文以“年度−行业”中位数为基准对现金充足率进行分组，等于或低于中位数为低组，反之为高组；其次，在高、低组内，对模型（2）进行回归，得到Stra的系数；最后，应用SUEST似无相关模型检验高、低组间Stra的系数是否具有显著差异。

表8的组间差异（Prob > Chi²）结果表明，现金充足率对弱化激进型战略与发现倾向、揭示倾向和低质量财报内控自评报告之间的相关关系，不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高阶理论认为，高管个人特征会对企业行为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Hambrick和Mason，1984）。公司进行内控评价的目的是揭示和防范风险，因此高管的风险偏好和风险管理能力是影响高管发现倾向和揭示倾向的重要个人特征。高管年龄越小，越愿意承担风险（池国华和王钰，2018），越能容忍揭示内控缺陷带来的市场风险；女性高管更重视风险管理，对外披露的信息质量更高（黄荷暑和周泽将，2015），更能抑制管理层自利（全怡和陶聪，2018），更愿意发现和揭示内控缺陷。因此，本文以年龄和性别作为高管个人特征变量，分别考察董事长、监事会主席和总经理的年龄和性别特征对公司战略与财报内控自评质量相关关系的影响。

表9的组间差异（Prob>Chi²）结果表明，监事会主席与总经理越年轻，越能显著改善激进型公司战略与发现倾向（收入评价范围$\leqslant $99%）之间的关系。表10的组间差异（Prob>Chi²）结果表明，总经理和董事长越年长，越能显著调节激进型公司战略与揭示倾向之间的关系。表9、表10、表11的检验结果表明，女性高管对激进型公司战略与发现倾向（揭示倾向）之间的关系大多具有正向作用，但均不显著；高管年龄和性别对激进型战略与低质量财报内控自评报告之间的关系均不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