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理论研究证实，出口贸易对一国经济发展产生积极作用，也肯定了进口贸易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国内有学者指出，扩大进口不仅有助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推动国内供给侧结构改革，更有助于中国加快外贸转动力，调结构，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当前，扩大服务进口，积极发展服务贸易是我国新时代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深入探究服务进口对服务出口的引致效应对于中国对外贸易尤其是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现实意义。但是，在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过程中，这种引致效应是否真实存在？如果存在，仅仅扩大服务进口规模是否就能推动服务出口及其质量的提升？服务进口通过何种渠道实现对出口的助推作用？不同经济体情况下，这种引致效应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性？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进行探究，并进一步借助三元边际视角，追溯服务进口增长的来源，明确服务进口对出口引致效应的动力源泉。

进口对出口的引致效应早已在货物贸易的研究中获得证实，张杰等（2014）指出，进口引致出口是推动中国出口增长的基础力量之一，刘晓光和杨连星（2018）发现，在文化品贸易中，图书及其他印刷品等比较标准化的文化产品贸易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进口引致出口效应。而针对服务贸易，已有研究较多关注服务进口对国内经济增长、产业发展的积极作用。有学者指出，扩大服务进口，改善进口结构，有利于进口国获得国外知识外溢、完善本国资源配置，继而促进本国经济增长（裴长洪，2013；陈健等，2015）；同时，在推动服务进口自由化发展后，进口国全要素生产率（陈启斐和刘志彪，2015），制造业、服务业生产部门产出绩效能够获得不同程度的提升（Arnold等，2011；Beverelli等，2017；杨校美和张诚，2014），企业、行业的技术创新水平也会在竞争效应、学习效应下获得显著提高（Blind和Jungmittag，2004；宣烨和陈启斐，2017）。而针对服务进口对出口的引致效应，尚未明确探究，不过现有研究从不同视角证实，服务进口同样对其出口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蔡伟宏和李惠娟（2017）的研究证实，扩大生产性服务进口对于一国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姚星等（2017）的研究也发现，对处于产业链分工下游的国家来说，生产性服务进口中间投入对于该国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正向技术溢出效应。这些成果事实上已经直接或间接证实服务进口对服务出口存在明显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不仅会作用于服务出口规模，更可能会引致服务出口质量的变化。

在积极探究服务进口影响的同时，相关学者开始参照货物贸易增长分解思路，尝试探究服务贸易增长的来源。戴翔（2013）在研究中指出，如果一味追求服务出口规模的扩张，中国服务贸易很可能同样面临货物贸易增长过程中大而不强的问题，因此戴翔（2013）在研究中呼吁关注服务出口增长的源泉问题，并基于Hummels和Klenow（2005）的研究思路，将服务出口分解为服务出口种类、出口质量（价格）和出口数量三个边际，为国内服务贸易增长分解的研究提供了思路。孔庆峰和亓蕊（2015）借鉴了服务贸易三元边际分析方法，对中国服务贸易开放问题进行分析，指出中国服务贸易开放主要体现在数量边际层面，不利于中国服务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喻胜华和赵萍萍（2016）对服务进口三元边际进行测算，发现粗放型的数量增长是中国服务进口增长的主导因素，而进口质量和种类增长则表现出不稳定的波动趋势，与服务贸易强国相比，中国服务进口仍存在多元化水平低、质量波动大、进口种类动态演进趋势与发达国家存在差异等问题。上述代表性研究证实，服务贸易三元边际测算方法已初步形成，并被广泛应用于服务贸易专项问题研究中，服务贸易三元边际研究成果对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有重要意义。

已有研究成果证实服务进口对产业发展的显著影响，也发现服务进口对服务出口存在显著作用，而服务贸易三元边际分解为明确服务进口增长来源提供了方法支持。但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服务进口对服务出口引致效应问题的研究尚有巨大空间，尤其是全面细致探究引致效应的存在性及来源问题的研究成果缺乏。与已有研究成果相比，本文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第一，本文借鉴货物贸易的研究思路，直接系统地探究服务进口对服务出口的引致效应，明确这种引致效应的存在性、发生的渠道等问题，形成专门针对服务贸易的研究成果；第二，本文不仅探究服务进口对服务出口的引致问题，更进一步借助三元边际方法，明确服务进口增长来源，从而进一步探究服务进口引致效应发生的主要动力源泉；第三，在初步探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不同经济体之间服务进口对出口引致效应的异质性，研究结论对于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有较强借鉴意义。

根据亚当·斯密的生产分工理论，由于分工和效率提升机制的存在，进口贸易同样会给一国带来明显好处，而约翰·穆勒的国际贸易间接动态效应论述也证实，进口可以从满足本国要素需求、分工与效率提升、刺激新产业成长、竞争效应等方面推动本国经济增长。这些早期的理论研究证实，发展进口贸易对于本国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具体到对出口的影响，进口贸易的正向作用同样明显，就服务贸易来说，这一作用的发挥将通过四种传导机制来实现。

第一，服务进口通过满足国内要素需求，推动要素重组来促进服务出口。从要素需求角度来看，服务进口对出口的引致效应体现在服务的直接进口方面，服务生产所需的技能、技巧、方法不能简单按照工业开放模式，以中间要素进口来满足（刘世锦，2019），服务贸易消费与供给的同步性特征也表明服务进口贸易存在不可分割性（江小涓和罗立彬，2019）。因此，服务贸易过程中，通过服务直接进口，国内服务要素市场的缺口才能获得短期弥补。此时，国内服务市场出现分割，部分国内需求者可从外部市场获得其他“质优价廉”的专业化服务；而部分国内生产者既可以集中优势资源，专业化生产本国优势服务，推动生产要素的重组（戴翔和金碚，2013），又可以在相关技能、技巧、方法不成熟的情况下，以外部服务购买形式来弥补生产短板。在这种情况下，本国服务生产者的生产效率获得提升，专业化国际竞争优势在开放条件下逐步形成。

第二，服务进口引发的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服务出口。Coe和Helpman（1993）的研究证实了进口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Lichtenberg和Potterie（1998）的研究则进一步发现，贸易开放度越高，进口的技术溢出效应越明显。而从服务进口贸易来看，进口服务内含的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也会在服务生产过程中，通过产业的前后向关联实现技术溢出（杨校美和张诚，2014），这就使得国内服务供给者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国外服务的技能、技巧、方法的吸收。在这种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下，本国服务供给者生产效率及服务技术水平获得提升，服务于国际市场的能力、效率也都将明显提高。

第三，竞争效应和学习效应推动服务出口水平提升。一般来说，除了部分服务进口是完全弥补一国服务供给空白外，大多数服务进口都将在进口国国内形成竞争效应，这就迫使国内服务供给者不断提高自身效率，维持乃至强化服务的国内国际市场竞争力。胡宗彪和王恕立（2014）在研究中指出，为了不被进口服务所替代，一个理性的国内服务企业将会借助技术引进、自主创新等方式来提高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而正是在这种自主创新或引进学习的过程中，国内服务供给者生产水平得以提升，提供的服务在国际市场中的相对份额与层次也进一步提高。

第四，新产业诱发效应进一步提升服务出口规模与品质。进口的新产业诱发效应早在约翰·穆勒的研究中就被提及，穆勒认为，产品进口将使进口国国内形成新的需求，刺激和引导新产业的成长。而随着服务贸易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增长，这种诱发效应也同样出现在服务进口贸易之中（王子先，2012）。而当前，新兴服务贸易和技术服务贸易快速发展，贸易份额占比与增速不断提升（王晓红和柯建飞，2018），由服务进口诱发形成的新兴服务产业为一国服务出口的扩张以及服务出口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奠定了产业基础。

服务进口通过要素供给配置、技术溢出效应、竞争和学习效应以及新产业诱发效应来引致服务出口增长，但从影响机制来看，服务进口的这种引致效应更有可能是一种间接作用。服务进口对要素供给及配置的影响，通过弥补要素需求缺口以及专业化分工来提升服务生产效率，从而提高本国服务出口竞争力；进口技术溢出效应则更为直接地作用于服务供给者，提升其生产率和技术水平；而竞争效应和学习效应通过倒逼国内服务供给者自主创新或学习引进，提升一国服务于国际市场的能力。另外，新产业诱发效应也并不是简单地照搬新建，一般来说，这些新兴的服务产业往往对物质、人力、制度、知识资本以及市场规模等有较高的要求，而对于进口国来说，这些关键要素很难在短期内获得提升，因此，即使在诱发效应下，进口国仍需通过引进、模仿、再创新来完善本国要素禀赋和制度环境，从而创造新兴服务产业建设基础（杨校美和张诚，2014）。因此，服务进口引致效应的发挥很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影响渠道，即服务进口通过提升国内服务供给者的生产效率来实现对服务出口的推动。

理论上，服务进口从资源、技术、竞争等多个方面，通过提升服务生产率继而实现对出口的引致作用，但另一个亟待解释的问题是，简单的扩大服务进口规模是否就能高效率促进服务出口？根据施炳展和吴丽帆（2019）的研究，一国进口增长的源泉包含种类、质量、数量三个方面，而已有研究也证实，服务进口的质与量，结构与种类等所产生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刁莉和朱琦，2018；刘胜和陈秀英，2017），因此，证实服务进口对出口引致效应的同时，也应当进一步明确这种效应的具体来源。喻胜华和赵萍萍（2016）认为，对服务进口增长进行三元分解，有利于深入研究进口贸易增长的内在结构，寻找到促进服务进口“质类齐增”的有效方法。也就是说，服务进口同样可以参照货物进口分解思路寻找进口增长的来源，并进一步探究进口数量、种类、质量对服务出口的差异化作用，明确服务进口对服务出口引致效应的动力源泉。

上述分析从理论视角证实，服务进口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一国服务生产的要素需求，推动国内要素重组，同时，服务进口还将进一步引发技术溢出效应、竞争和学习效应以及新产业诱发效应。在上述影响作用下，服务进口通过本国服务生产率水平的提升，推动提高服务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引致服务出口贸易的进一步增长。而服务进口增长来源的差异也可能使得上述影响产生异质性，考虑服务进口对出口引致效应时，需进一步对服务进口增长进行分解，并明确不同增长边际带来的差别作用。

理论机制分析表明，服务进口对服务出口存在显著的引致效应。由于进口增长来源的差异，这种引致效应可能存在一定的异质性。为进一步验证理论分析结果，本文基于理论机制，构建计量模型，借助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i$和$t$分别代表国家（或地区）和时期，$service\_export$表示服务出口，$service\_$import表示服务进口，$X$代表相关控制变量，${\alpha _0}$表示截距项，${\alpha _1}$表示服务进口影响系数，$B$表示控制变量系数矩阵，$\gamma $和$\eta $分别表示截面和时期固定效应，$\mu $为误差项。

三元边际测算方法始于对货物贸易的研究，Hummels和Klenow（2005）是最早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其研究认为，出口增长可从种类、数量以及由质量所决定的价格维度进行观察；施炳展（2010）完善了三元边际测算方法，并应用于中国货物出口的研究，之后，施炳展和吴丽帆（2019）又对中国进口三元分解问题进行了详细探究。服务贸易较货物贸易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在数量上，虽然我们可将服务数量理解为服务时长或者次数，但这种口径的统计数据并不存在，因而所谓服务单价也就无法计算得出。为此，戴翔（2013）针对服务贸易做了专门研究，他发现即使服务存在特殊性，但三元边际的核心思想与内在逻辑依旧适用。根据服务自身特点，戴翔（2013）基于种类指数、质量指数等实现了对服务出口的三元分解。此后，孔庆峰和亓蕊（2015）、喻胜华和赵萍萍（2016）又将该方法应用于服务进口的研究中，由此，服务贸易三元边际测算方法得以在研究中获得验证。参照上述学者的做法，本文对服务进口增长进行三元分解：

一国服务进口的市场份额可以分解为：

其中，$service\_import$表示服务进口（相对市场份额），以一国服务进口额与世界平均服务进口额之比来衡量。$import\_V$表示服务进口的相对种类指数，$import\_T$表示服务进口的相对质量指数，$import\_Q$表示服务进口的相对数量指数。在服务数量统计数据缺失的情况下，可以测算市场份额、种类指数与质量指数，从而间接计算出一国服务的进口量。

服务进口的相对种类指数测算共分成两步，首先测算服务进口的多样化指数：

其中，$IV$表示服务进口的多样化，$j$表示服务进口种类，$m$表示服务进口，$M$表示服务的总进口，$S$表示各服务进口的分项占比。$IV$越大，代表服务进口集中度越高，种类数量越少。在此基础上，计算服务进口相对种类指数：

（4）式中$w$代表了世界，测算所得的服务进口相对种类指数实际衡量了一国服务进口多样化较世界服务进口多样化的相对水平。

服务进口相对质量指数的测算分成三个步骤，首先参照Hausmann等（2007）出口复杂度计算思路，测算世界样本范围内服务的复杂度水平：

（5）式中，$PRODY$表示各项服务的复杂度，$x$表示服务出口，$X$表示服务的总出口，$Y$表示各国人均GDP水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测算各国服务总体进口复杂度$IS$（Import Sophistication）：

服务进口相对质量指数实际测算了一国服务进口复杂度较世界服务进口复杂度的相对水平，在测算得出各国服务进口复杂度后，计算相对质量指数：

由此，通过可得的服务进口贸易数据，一国服务进口的相对份额、相对种类指数、相对质量指数可以计算得出，继而可以间接测算一国服务进口的相对数量指数：

在此基础上，核心解释变量服务进口三元边际得以有效分解，根据上述测算结果，本文依次将服务进口的相对种类指数、相对质量指数及相对数量指数纳入实证模型，以探究服务进口增长的不同来源对出口的差异化引致作用。同时，根据上述进口三元边际分解思路，本文在考虑出口相对份额的同时，可以计算出口相对质量，从而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对比这种引致效应在出口规模与出口质量方面的具体差别，使得分析工作更加具体，更有针对性。

服务进口对出口引致效应发生过程中，除了核心的进口因素外，这种引致效应的发挥还受到贸易相关变量的控制。为此，在实证分析过程中，本文同时引入与贸易密切相关的汇率、贸易效率、制度因素、基础设施和贸易开放度等变量。汇率（$rate$）因素以名义有效汇率进行测度；贸易效率（$efficiency$）则根据王厚双和盛新宇（2019）的做法，采用经济自由度进行衡量，经济自由度指数一般根据一国贸易政策、财政与货币政策等一系列宏观变量综合而成，自由度指数越高，贸易的交易成本越低，当然也能进一步保障贸易效率。制度因素（$institution$）以政府效力来进行衡量；基础设施水平则充分考虑服务自身特点，分别采用与服务业相关的航空客运量（infrastructure_air）及互联网普及率（$infrastructure\_net$）来衡量；贸易开放度（$openness$）以经济全球化指数来表示。

服务行业的筛选参照《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BPM6）公布的行业信息进行，根据已公布的行业数据情况，本文再参照已有研究，进一步对服务行业进行匹配分类，共筛选出货物制造相关服务、运输服务、旅游服务、建筑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专利和特许服务、通讯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其他商业服务、个人文化娱乐服务、政府服务共计12个服务行业作为本文分析的行业样本。

为了保障样本数据的代表性，本文对世界服务进出口量进行排名，并筛选出2018年服务进出口世界前50名的国家（或地区）作为世界样本。在样本筛选的基础上，本文对数据量缺失不全的样本国家（或地区）进行剔除，最终确定37个国家（或地区）作为本文分析的代表性样本。其中发达经济体共20个，分别为美国、德国、法国、英国、爱尔兰、日本、比利时、意大利、加拿大、瑞士、卢森堡、澳大利亚、瑞典、丹麦、奥地利、挪威、芬兰、捷克、希腊、葡萄牙；新兴经济体共17个，分别为中国内地、新加坡、印度、韩国、俄罗斯、中国香港、巴西、泰国、马来西亚、波兰、墨西哥、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土耳其、匈牙利、埃及、罗马尼亚。

本文服务进出口分行业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库（UNCTAD STAT）公布的数据；名义有效汇率数据来源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生产/收入/价格国际比较研究中心编制的佩恩表（Penn World Table 9.0）；经济自由度指标数据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公布的数据进行统计；政府效力指数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WGI指标数据；人均GDP数据（2010年不变价美元）、航空客运量（亿人次）及互联网普及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WDI指标数据；经济全球化指数来自KOF瑞士经济研究所。当前，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基于BPM6公布的服务贸易数据开始于2005年，因此，本文样本区间设定为2005−2018年。

实证分析过程中，本文依次将服务进口三元边际纳入模型，并分别探究其对服务出口相对份额及质量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从结果来看，服务进口种类、质量及数量增长均有助于服务出口相对份额的提升，进口相对种类指数越低（进口相对多样化程度越高），服务出口份额越高，1%的显著性水平下，其影响系数为-0.131；进口质量指数影响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达到0.317，进口数量指数影响系数则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达到0.526。显然，同理论机制分析一致，服务进口对服务出口存在显著的引致效应，并且这种引致效应在种类、质量和数量三个增长来源方面均表现显著。

从相关控制变量发挥的作用来看，汇率因素并没有发挥积极影响，按照一般规律，货币贬值有助于扩大出口规模，但根据J曲线效应，当同时考虑进口与出口贸易时，货币贬值在短期内往往会使得一国贸易余额恶化，这主要是因为货币贬值后，以外国货币计价的出口收入相对减少，而进口支出则相对增加，考虑这一机制，汇率在进口对出口引致效应中发挥负向作用也就不难理解。贸易效率在进口引致出口的过程中发挥显著的正向作用，不过这一影响更多地体现在进口种类与质量方面；相反，制度因素及贸易开放度则在服务进口数量对服务出口促进的过程中发挥显著作用。从服务自身特点来看，服务涉及国计民生和国家网络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的产业较多。服务贸易开放度提升后，各国极其重视对服务贸易的控制。当前非传统安全因素日益增多，如果仅考虑服务贸易规模，制度和开放度则依旧发挥相应的促进作用，但如果考虑服务贸易类别及质量时，各国政府效力越强，反而越会严格地限制其他国家从该国进口服务尤其是高水平服务。基础设施方面，航空客运量的影响较为明显，1%的显著性水平下，其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而网络基础设施在服务出口相对份额提升的过程中并未发挥显著的正向作用。

不同服务进口增长来源对服务出口质量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别，从表1的回归结果来看，服务进口质量的提升对服务出口质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的显著性水平下，其影响系数达到0.627，而服务进口种类多样化以及数量的提升并未对服务出口质量形成显著的推动作用。从质量层面来看，进口引致效应的发挥更多需要高质量服务的进口，而不是简单的、大规模的、多类别的服务进口扩张，这一结果证实，在服务进口对服务出口引致效应探究过程中，进口来源的差异会导致引致效应的异质性。

控制变量方面，汇率因素依旧发挥着负向作用，而贸易效率越高，越有助于出口质量的提升；在考虑服务出口质量问题时，制度因素以及开放度变量影响的特殊性更为明显，两个变量都未呈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基础设施方面，航空客运量和互联网普及率，均对服务出口质量的提升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

实证模型中，服务进口变量可能存在内生性，被解释变量服务出口会反过来促进服务进口。这是因为，一方面，全球服务贸易摩擦背景下，缓解双边贸易失衡问题是应对贸易摩擦的重要手段，推动服务出口会导致服务进口的增长；另一方面，进口服务如果能助推服务出口商生产率水平提升，那么扩大服务出口过程中，出口商对进口服务的需求也会进一步增长，从而出现出口助力进口的现象。这种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会导致严重的内生性问题，继而影响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因此，本文以服务进口（三元边际）的滞后一期为工具变量，借助矩估计方法（GMM）对模型重新检验。滞后期内被解释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本身存在相关性，并且由于滞后变量已经发生，故为前定，与当期的扰动项不相关（陈强，2014），因此满足工具变量选择条件。

内生性问题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结果来看，核心解释变量的作用方向与显著性并未发生明显变化，服务进口相对种类、质量与数量的提升对服务出口相对份额均存在显著的引致作用；而对于服务出口质量，服务进口的引致效应依旧表现在服务进口相对质量方面。从这一角度来看，服务进口对服务出口引致效应的判断结果相对稳健可靠。

从服务出口相对变化情况来观察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对于服务相对出口份额的衡量，本文尝试转换借助服务进口三元边际分解的思路，从本国服务出口规模与世界市场总体规模的相对变化视角来进行衡量，具体做法是，首先，统计各样本国家（或地区）服务总出口规模，并计算样本总体服务出口额；其次，对各样本国家（或地区）出口规模及总体规模（而非均值）取对数并求差值，以此衡量样本国家（或地区）相对总体的服务出口水平及其占有率（份额）的变化。对于服务出口质量，参照相对份额的做法，同样计算各国（或地区）服务出口复杂度以及样本总体服务出口复杂度水平，然后取对数求差值，以判断样本国家相对总体的服务出口质量水平及质量变化情况。

出口相对变化情况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结果来看，核心解释变量的作用方向以及显著性水平同样未发生明显变化。服务进口三元边际对服务出口相对份额的引致效应与基准回归的结果相一致，而服务进口相对质量对服务出口相对质量的促进作用也同样在回归结果中表现出稳定的显著性。显然，从出口相对变化情况来看，服务进口对服务出口引致效应的判断结果也具备稳健性。

进一步判断服务进口对服务出口引致效应的影响渠道，根据理论机制，服务进口通过提升本国服务供给者的生产效率水平，从而实现对服务出口增长的推动。为此，本文参照陈健等（2015）的做法，以服务部门单位劳动力增加值来衡量各样本国家（或地区）服务生产率水平，并将其以交乘项形式纳入回归模型，对模型重新检验。服务业单位劳动力增加值（2010年不变价，10万美元）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WDI指标数据。影响渠道检验主要针对基准回归中存在显著引致效应的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从回归结果来看，理论机制预判的影响渠道显著存在于服务进口引致出口的过程中，主要表现在服务进口质量、数量对服务出口份额的影响，以及服务进口质量对出口质量的影响方面。服务进口对出口份额影响过程中，进口质量与生产率交乘项的正向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表现明显，进口数量与生产率交乘项的正向影响在5%的水平下同样显著，通过提高国内服务供给者生产率水平，服务进口质量与数量显著推动本国服务出口份额增长。在服务进口相对质量对出口相对质量的影响模型中，影响渠道的作用机制更为显著。首先，服务进口质量作用明显，1%的显著性水平下，服务进口质量的影响系数达到0.448；其次，影响渠道的作用同样显著，进口质量与生产率的交乘项影响系数达到0.060。生产率影响渠道机制在进口种类作用过程中表现并不明显，作用方向与预期相反，服务进口种类更多表现在对出口份额的直接影响方面，种类指数下降，服务出口份额显著提升。

理论机制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服务进口对服务出口存在显著的引致效应，但这种引致效应在不同样本下是否存在异质性？行业性质差别以及经济体之间的差异性对这种引致效应有多大的影响？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论证。限于服务数据公布的行业范围，进一步对有限的12个行业进行划分，测算结果的准确性将大大降低，因此，本文着重考虑不同样本国家（或地区）服务进口对服务出口引致效应的异质性问题。

根据对样本国家（或地区）的分类，本文首先考虑发达经济体及新兴经济体服务进口对服务出口份额的影响，异质性影响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从两类经济体对比的情况来看，服务进口对服务出口份额引致效应在新兴经济体样本中表现得更为显著，1%的显著性水平下，服务进口相对种类、质量及数量的提升均有助于新兴经济体服务出口份额的增长。而发达经济体的回归结果则有明显差别，发达经济体样本中，仅服务进口数量的提升有助于服务出口份额的提高。这一结果与发达经济体自身情况密切关联，发达经济体较早完成了工业化，又在服务贸易领域抢占先机，保持明显优势，根据赵瑾（2015）的研究，无论是从规模还是结构角度来看，发达经济体服务贸易优势均显著高于新兴经济体。这就决定了，如果仅仅是扩张服务出口规模，发达经济体并不需要进一步通过提升服务进口质量或者多样化水平来塑造自身服务的国际市场竞争力，而仅需要通过服务进口数量的扩张满足国内部分服务供给的不足。

进一步考虑不同经济体服务进口对服务出口相对质量的影响，异质性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从发达经济体的回归结果来看，当考虑服务出口质量问题时，服务进口的引致效应主要表现在服务进口相对质量方面，1%的显著性水平下，服务进口质量的影响系数为0.652。显然，从生产角度来看，若需要实现高质量的服务出口或者提升已有服务的出口质量水平，进口服务的质量仍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即使发达经济体基于比较优势来安排服务进口，服务本身的垂直化差异也会保障发达经济体服务进口质量的提升，以及其对出口质量形成的正向影响。与基准回归结果不一致的是，新兴经济体样本内，除了服务进口质量对服务出口质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外，进口数量的正向作用同样明显。考虑新兴经济体当前尚未在服务贸易领域形成稳定的优势，若按照比较优势规律安排服务进口，新兴经济体服务进口数量的提升，如延长服务时间，或增加进口服务次数，也有助于技术溢出效应、竞争效应、学习效应等的发挥，继而也能进一步保障其服务出口质量。

以上分析表明，服务进口对服务出口存在显著的引致效应，但是不同经济体之间，这种引致效应存在明显的异质性。考虑服务进口对服务出口份额的影响，新兴经济体的检验结果与样本总体一致，但发达经济体样本中的这种引致效应主要表现在服务进口相对数量方面；考虑服务进口对服务出口质量的作用，发达经济体的检验结果与样本总体一致，新兴经济体服务进口的这种引致效应不仅表现在服务进口质量方面，还体现在服务进口的相对数量上。

当前，扩大服务进口，积极发展服务贸易是我国新时代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基于已有研究，深入探究服务进口对出口的引致效应，明确引致效应的动力源泉与作用机制，探索不同经济体之间服务进口对出口引致效应的异质性，并进一步总结对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政策启示，有助于为中国对外贸易尤其是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本文基于UNCTAD STAT公布的数据，从理论和实证视角，就服务进口对服务出口的引致效应问题展开分析，并进一步探究了进口引致效应的作用渠道及异质性问题，分析结果显示：

（1）服务进口对服务出口存在引致效应，服务进口种类和数量边际的提升有助于促进服务出口相对份额的增长，而服务进口质量边际的提升则对服务出口份额及相对质量均有正向作用。

（2）服务进口通过提升国内服务供给者生产率水平来推动本国服务出口，这种渠道作用在服务进口质量及数量边际对服务出口影响过程中表现最为明显。

（3）服务进口引致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新兴经济体样本下，服务进口种类边际对服务出口相对份额的提升影响显著，而数量和质量边际的增长均有助于服务出口份额和质量的提升；发达经济体样本下，服务进口数量边际对服务出口相对份额有显著促进作用，服务进口质量边际则主要推动服务出口质量的提升。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中国扩大服务进口，推动服务贸易全面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现实意义。中国既要重视服务进口对服务出口所产生的引致效应，借鉴世界经济体发展经验，推动服务贸易发展，又要结合自身及新兴经济体实际，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保障服务进口效应的最大化。

（1）在坚持扩大服务进口的同时，要注重对服务进口增长来源的调节，根据服务进口引致效应的作用规律，有针对性地引导服务进口种类与质量的提升，有目标性地提升高质量服务的进口数量边际；

（2）注重完善国内法律规则机制、产业环境、监管制度等服务业发展所需的环境基础，保障进口服务产生的竞争效应、技术溢出效应、新产业诱发效应的发挥，提升国内服务商生产率水平；

（3）重视新兴经济体的特殊性，在总体上保持服务进口质量边际扩张的同时，调节服务出口质量领域的要素供给量，尤其是要重视延长来自发达经济体服务的供给时长、次数等，基于优势互补，满足当前服务出口部门的要素需求缺口，从而在现阶段为本国服务出口质量的提升提供所需的动力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