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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担任高管是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过程中的独特现象。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曾在高校或科研机构工作的学者纷纷辞职下海、创业经商，形成了独特的“文人下海”热潮（Du，1988）。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聘请科研学者担任高管的现象已经较为普遍，知识与智力越来越成为现代企业竞相追逐的稀缺资源。
根据高层梯队理论，高管团队特征的异质性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企业经营管理行为（Hambrick和Mason，1984；Hambrick，2007）。现有文献主要从高管的先天特征和后天经历两个维度展开分析：在先天特征方面，大量文献发现年龄（Huang等，2012；Yim，2013；Jenter和Lewellen，2015）和性别（Gul等，2011；Srinidhi等，2011；黄荷暑和周泽将，2015；王士红，2016）差异带来的异质思维与偏好会对高管的经营决策产生独特影响；在后天经历方面，学者集中研究了高管的教育背景（Bertrand和Schoar，2003；张兆国等，2011；李冬伟和吴菁，2017）、从军经历（Bamber等，2010；Benmelech和Frydman，2015）、财务经历（姜付秀等，2016）、贫困经历（许年行和李哲，2016）等对高管认知模式和价值观塑造的影响，这些影响促使企业经营决策呈现一定特征。然而，现有文献对高管学术经历的研究仍相对薄弱，目前仅有少量文献考察了高管学术经历对公司债务融资决策（周楷唐等，2017）、创新决策（陈春花等，2018）以及避税决策（文雯等，2019）的影响，且上述研究均将学者型高管的道德偏好和风险厌恶特征作为基本假设，忽视了对这两个特征本身的分析与验证。从实证角度，厘清学者型高管是否更具道德且对风险更敏感的问题仍需进一步寻找更加直接的证据；在机理层面，道德偏好以利他为目的，风险厌恶以利己为目的，识别两者在影响学者型高管行为中的主次关系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以企业伦理道德为落脚点，检验学者型高管能否有效推动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并探究其影响机理是对上述问题更为直接的回答。
从个体行为和个体交互关系角度分析企业社会责任的微观基础是现有商业道德研究的薄弱环节（Aguinis和Glavas，2012），从管理者个人特征、价值观及行为动机层面分析企业社会责任具有重要意义（Wood等，1986；Swanson，2008；Waldman和Siegel，2008）。近年来，国内已有学者关注这一领域，研究了性别（黄荷暑和周泽将，2015；王士红，2016）、海外背景（文雯和宋建波，2017；蒋尧明和赖妍，2019）、宗教信仰（曾建光等，2016）、任期和教育背景（李冬伟和吴菁，2017）等高管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但尚无文献研究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
本文预期，高管学术经历能够推动企业更积极地履行社会责任。烙印理论（Imprinting Theory）认为，特定阶段的环境特征将会对个体和组织的后续行为产生持续影响（Marquis和Tilcsik，2013）。因此，高管在学术机构任职的经历会在高管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方面留下烙印：首先，学术经历有助于塑造人的优良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意识，在学术环境中形成的“道德认知烙印”将促使高管习惯性地将个人道德标准和责任观念运用于企业经营决策中，进而自发地提高企业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水平；其次，学术经历会提高声誉在人的价值认知中的地位，这种“价值认知烙印”使得高管具有更强的声誉风险规避动机。由此，学者型高管将更积极地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以避免因社会责任缺失引发的负面事件对自身声誉的不利影响。
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一是从高管学术经历维度丰富了高层梯队理论的研究。学者担任高管是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过程中的独特现象，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机理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全面考察了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及其作用机理，对现有文献进行了有益补充。二是重点探讨并检验了学者型高管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两种动力来源——道德动机和声誉动机。现有关于高管学术经历的文献大多将道德动机作为默认假设，且忽略了对声誉动机的讨论与检验。本文从所有权性质和媒体负面报道两个角度切入，考察政府规制压力和媒体负面关注压力对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关系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道德动机和声誉动机的存在。三是为进一步推进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目前，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主要依靠政府出台政策来推动。在正式制度约束下，非自愿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非但不能真正改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状况，反而可能成为企业谋取不当利益的工具（Petrovits，2006；Prior等，2008；高勇强等，2012；田利辉和张伟，2013；权小锋等，2015；宋献中等，2017）。本文从非正式制度层面揭示了提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积极性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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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梯队理论认为，高管的人口统计特征（如年龄、职业和教育水平等）对高管的战略决策具有重要影响（Hambrick和Mason，1984）。大量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与管理者的价值观、人生经历等特征密切相关（Wood等，1986；Jones，1995；Waldman和Siegel，2008）。这说明，从管理者特征的角度研究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具有重要意义。那么，具有学术经历的高管如何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决策？烙印理论认为，组织和环境对个体认知与习惯的重塑将会持续影响个体未来的行为，如同烙印一般在组织与组织之间传递（Marquis和Tilcsik，2013）。因此，学者型高管对企业管理实践的具体影响取决于其在学术环境中形成的“烙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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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学术经历有助于塑造人的优良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意识，这种“道德认知烙印”将提升高管决策时所奉行的道德标准，形成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在动力。从社会功能看，学者是高尚者的象征，承载着传授伦理道德的重任。苏格拉底教育观认为“美德即知识”，传授知识的首要目标是道德教育（Baumgarten，1982）。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师者同样被要求以道德立本，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礼记 · 学记》强调了道德在教育中的地位：“为人师者，必先正其身，方能教书育人，此乃师德之本也。”影响中国千年的儒家文化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要求学者肩负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担当。从工作性质看，高管的学术经历表明高管曾在高校或科研院所任职，主要从事的工作（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等）会对社会产生长久的贡献（Tierney，1997）。作为对当代和后世影响深远的教育者，学者有义务将谦虚、诚实、信任和服务社会的美德作为工作生活所奉行的原则（Bowman，2005）。即使组织环境发生变化，这种在学术经历中形成的“道德认知烙印”也不会轻易消失，而是会被学者型高管继续运用在新组织的管理实践中。一方面，学者型高管会以自身的道德原则为准绳，做出合乎伦理规范的决策以获得自我认同；另一方面，学者型高管注重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的管理风格会在企业运营过程中树立良好的榜样示范，激发员工的道德动机与群体认同，减少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阻力。
其次，学术经历会提高声誉在人对自我价值感知中的地位，这种“价值认知烙印”促使学者型高管重视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以规避个人声誉风险，形成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外在动力。学术机构具有非营利性，更强调声誉在个人价值评判中的地位。在学术环境的熏陶下，学者的个人价值取向会逐渐与组织价值观契合，从而表现出对名节与操守的关注。此外，良好的社会声誉也是学者型高管在组织内部竞争中所依赖的重要资源。边燕杰和李煜（2001）发现，科研人员的社会声望在所有职业中排名第一，超过了政府官员。社会资本理论认为，高管的社会地位越高，其社会资源越丰富，而强大的社会关系和影响力能够为企业带来额外的资源和竞争优势（Lin，2001）。因此，学者型高管更加珍惜声誉。企业的社会口碑与高管的个人声誉紧密相连，一旦企业因负面事件引发声誉危机，社会公众普遍会将主要责任归因于高管个人的能力缺陷或道德沦丧。因此，对声誉风险敏感的学者型高管会更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并敦促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来降低自身声誉受损的概率。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1：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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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学者型高管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推动效应是其在学术环境中形成的道德责任意识的结果，那么这种自我道德约束下的社会责任行为应具有自发性，进而与外部规制压力形成替代作用。政府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规制压力为检验学者型高管的道德动机提供了便利。不同于西方自下而上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事业的发展主要由政府推动。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通过规制干预的方式给予企业相应的社会责任压力，迫使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种非自愿性行为在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中非常普遍（杨汉明和吴丹红，2015）。相比之下，民营企业更加注重企业效益与股东价值，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经济价值的影响周期较长且不确定性较高，故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力较弱。由于政府规制压力的存在，国有企业在社会责任承担以及信息披露方面显著优于民营企业。在这种情况下，高管学术经历作为一种可能会促进企业自发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在机制，理论上应能改善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信息披露的自愿性，从而与政府规制压力形成替代效应。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政府规制干预导致高管的个人意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有限；相对来说，民营企业受到的政府干预较少，在制定社会责任战略上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因此，相比于国有企业，学者型高管对外部规制压力更弱的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更强。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2：与国有企业相比，学者型高管对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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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学者型高管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效应是其珍视声誉、规避风险的结果，那么声誉动机下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外部的负面关注应更加敏感。作为公众的“意见领袖”，媒体报道是企业声誉风险的主要来源（Deephouse，2000）。正面的媒体报道能够发挥积极的声誉效应从而提高企业绩效；负面的媒体报道虽然会损害企业声誉，但能够促使企业纠偏，有效发挥外部治理作用（Joe等，2009；郑志刚等，2011）。对于管理者而言，媒体意见的倾向性对其社会声誉、薪酬和职业发展均有重要影响（杨德明和赵璨，2012）。媒体对企业的负面报道揭露了管理者的决策规划失误，对管理者的负面描述或评价暗示其个人品质或能力存在缺陷，极大地影响了业界同行和社会公众对其个人形象的评估（纪炀等，2019）。在媒体报道的外部监督作用下，注重个人声誉的经理人会积极调整决策以扭转媒体压力造成的声誉损失（郑志刚等，2011）。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3：媒体的负面报道越多，学者型高管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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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方法主要有会计方法、声誉评分法、内容分析法和指数法（李正和向锐，2007）。现有文献主要采用以下两种指标衡量企业社会责任水平：（1）每股社会贡献值，即以上海证券交易所2008年发布的《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的通知》中定义的“每股社会贡献值”衡量企业社会责任水平，CSR=（净利润+所得税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当期实付职工薪酬+财务费用+捐赠−排污费及清理费）/期初与期末总股数的平均值。该方法将企业各类社会责任结果数据简单累加，数据来源主要基于财务报告而非企业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故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2）润灵环球（RKS）的社会责任报告评级得分。润灵环球的社会责任报告评级体系积极参考了国际权威社会责任标准ISO 26000，从整体性（Macrocosm）、内容性（Content）、技术性（Technique）和行业性（Industry）四个零级指标出发，分别设立“战略”“利益相关方”“劳动与人权”“公平运营”等15个一级指标、63个二级指标，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全面综合的评价。润灵环球社会责任评级体系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得到学者的广泛认同（权小锋等，2015；钱明等，2016；王士红，2016；文雯和宋建波，2017）。因此，本文使用润灵环球社会责任报告评级得分（CSRscore）衡量企业社会责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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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学术经历是指高管曾在高校任教、在科研院所或科研协会从事研究工作（周楷唐等，2017）。高管团队是指除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外直接参与公司管理决策的高管人员，包括首席执行官（CEO）、总经理、执行总经理、副总经理、执行副总经理和财务总监等（Bamber等，2010）。本文采用两种方法测度高管学术经历：（1）设置哑变量Academic，当公司高管团队内有成员拥有学术经历时，Academic取1，否则为0；（2）借鉴Cho等（2017）的方法，以拥有学术经历的高管人数占高管团队总人数的比例作为高管学术经历的测度变量PctAca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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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Trotman和Bradley（1981）、陈丽蓉等（2015）的做法，本文设置如下控制变量（Controls）：（1）企业层面，包括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上市年限（Age）、上一年资产收益率（LROA）、董事会规模（Board）、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和产权性质（SOE）；（2）管理层层面，包括是否两职合一（Duality）、高管海外背景（Oversea）、高管金融背景（Financial）和高管政治背景（Political）。各变量具体定义见表1。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 定义 CSRscore 润灵环球（RKS）社会责任报告评级得分 AR 年个股超额回报，经市场调整后的年个股回报率 Academic 哑变量，当高管曾在高校、科研机构或科研协会任职时取1，否则为0 PctAcademic 连续变量，曾在高校、科研机构或科研协会任职的高管人数/高管总人数 Academic_Change1 哑变量，当企业从无学者型高管变为有学者型高管时，当年及以后年份取1，否则为0 Academic_Change2 哑变量，当企业从有学者型高管变为无学者型高管时，当年及以后年份取1，否则为0 University 哑变量，当高管曾在高校任职时取1，否则为0 Institution 哑变量，当高管曾在科研院所任职时取1，否则为0 Association 哑变量，当高管曾在科研协会任职时取1，否则为0 Academic_CEO 哑变量，当CEO曾在高校、科研机构或科研协会任职时取1，否则为0 NEWS 媒体负面报道数量加1的自然对数 Size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Lev 总负债/总资产 Age 企业上市年限 LROA 上一年净利润/上一年平均资产总额 Board 董事会人数加1的自然对数 Duality 当董事长与总经理由同一人担任时取1，否则为0 TOP1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Oversea 当高管拥有海外背景（曾在海外任职或求学）时取1，否则为0 Political 当高管拥有政治背景（曾在政府机构任职）时取1，否则为0 Financial 当高管拥有金融背景（曾在金融监管部门、银行、保险公司、券商、基金公司、期货公司、信托公司、投资管理公司和交易所任职）时取1，否则为0 SOE 企业产权性质，国有企业为1，民营企业为0 -
高管学术经历很可能不是随机分配的，因为社会责任水平较高的公司可能更偏好于聘请学者作为高管。本文虽然控制了公司层面的混淆因素来缓解潜在的选择偏差，但仍可能存在其他不可观测因素对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因果关系产生干扰。因此，本文构建如下模型（1）和模型（2）来检验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 CSRscor{e_{i,t}} = \alpha + {\beta }\left\{\begin{aligned} & {Academi{c_{i,t}}}\\ & {PctAcademi{c_{i,t}}} \end{aligned} \right. + {\gamma}Control{s_{i,t}} + Yea{r} + Fir{m} + {\varepsilon} $$ (1) $$ CSRscor{e_{i,t}} = \alpha + {\beta}\left\{ \begin{aligned} & {Academic\_Change{{\textit{1}}_{i,t}}}\\ & {Academic\_Change{{\textit{2}}_{i,t}}} \end{aligned}\right. + {\gamma}Control{s_{i,t}} + Yea{r} + Fir{m} + {\varepsilon} $$ (2) 模型（1）是对面板数据的OLS估计模型，其中，Academic和PctAcademic为高管学术经历的代理变量。本文对模型进行了双向固定效应控制以缓解公司层面不可观测的非时变因素对因果推断的干扰。
模型（2）是以学者型高管变更（高管学术经历变化）为观测事件的双重差分模型。本文将样本公司分成四类并组合成两个子样本：（1）一直有学者型高管的公司+从有学者型高管变更为无学者型高管的公司；（2）一直无学者型高管的公司+从无学者型高管变更为有学者型高管的公司。含有Academic_Change1（当公司i的高管在t年有学术背景， Academic_Change1i,t取1，否则为0）的模型以（1）为样本检验聘请学者型高管对CSRscore的影响；含有Academic_Change2（当公司i的高管在t年没有学术背景， Academic_Change2i,t取1，否则为0）的模型以（2）为样本检验学者型高管的离任对CSRscore的影响。为缓解不可观测因素对组间平行趋势的干扰，本文对模型进行了双向固定效应控制。
本文构建如下模型（3）和模型（4）考察在不同产权性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下学者型高管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异质性：
$$\begin{split} CSRscor{e_{i,t}} =\;& \alpha + {\beta _1}\left\{ \begin{aligned} & {Academi{c_{i,t}}}\\ & {PctAcademi{c_{i,t}}} \end{aligned} \right. + {\beta _2}\left\{ \begin{aligned} & {Academi{c_{i,t}} \times SO{E_{i,t}}}\\ & {PctAcademi{c_{i,t}} \times SO{E_{i,t}}} \end{aligned}\right. + {\beta _3}SO{E_{i,t}} \\ &+ {\gamma}Control{s_{i,t}} + Yea{r} + Fir{m} + {\varepsilon} \end{split}$$ (3) $$\begin{split} CSRscor{e_{i,t}} =\; & \alpha + {\beta _1}\left\{ \begin{aligned} &{Academic\_Change{{\textit{1}}_{i,t}}}\\ &{Academic\_Change{{\textit{2}}_{i,t}}} \end{aligned}\right. + {\beta _2}\left\{ \begin{aligned} &{Academic\_Change{{\textit{1}}_{i,t}} \times SO{E_{i,t}}}\\ &{Academic\_Change{{\textit{2}}_{i,t}} \times SO{E_{i,t}}} \end{aligned}\right. \\ &+ {\beta _3}SO{E_{i,t}}+{\gamma}Control{s_{i,t}} + Yea{r} + Fir{m} + {\varepsilon} \end{split}$$ (4) 如果高管学术经历与政府规制压力之间互有替代效应，那么Academic×SOE、PctAcademic×SOE、Academic_Change1×SOE的系数应显著为负，Academic_Change2×
SOE 的系数应显著为正。 本文构建如下模型（5）和模型（6）验证媒体负面报道对学者型高管的企业社会责任促进效应的调节作用：
$$\begin{split} CSRscor{e_{i,t}} =\; & \alpha + {\beta _1}\left\{ \begin{aligned} & {Academi{c_{i,t}}}\\ & {PctAcademi{c_{i,t}}} \end{aligned}\right. + {\beta _2}\left\{\begin{aligned} & {Academi{c_{i,t}} \times NEW{S_{i,t - 1}}}\\ & {PctAcademi{c_{i,t}} \times NEW{S_{i,t - 1}}} \end{aligned}\right. \\ & + {\beta _3}NEW{S_{i,t - 1}} +{\gamma}Control{s_{i,t}} + Yea{r} + Fir{m} + {\varepsilon} \end{split}$$ (5) $$\begin{split} CSRscor{e_{i,t}} =\; & \alpha + {\beta _1}\left\{ {\begin{aligned} &{Academic\_Change{{\textit{1}}_{i,t}}}\\ &{Academic\_Change{{\textit{2}}_{i,t}}} \end{aligned}} \right. + {\beta _2}\left\{ {\begin{aligned} &{Academic\_Change{{\textit{1}}_{i,t}} \times NEW{S_{i,t{\rm{ - }}1}}}\\ &{Academic\_Change{{\textit{2}}_{i,t}} \times NEW{S_{i,t{\rm{ - }}1}}} \end{aligned}} \right.\\ &+ {\beta _3}NEW{S_{i,t-1}} + {\gamma}Control{s_{i,t}} + Yea{r} + Fir{m} + {\varepsilon}\\[-12pt] \end{split}$$ (6) 其中，NEWS为媒体负面报道数量加1的自然对数。值得注意的是，在媒体报道的声誉压力下，学者型高管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一般具有滞后性，是一种事后的危机管理行为，故本文用媒体负面报道数量的滞后观测值作为调节变量。如果媒体的负面报道能够促进学者型高管更积极地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那么在模型（5）和模型（6）中，Academic×NEWS、PctAcademic×NEWS、Academic_Change1×NEWS的系数应显著为正，Academic_Change2×NEWS的系数应显著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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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数量开始快速增长且润灵环球社会责任报告评级从这一年开始评定，故本文选取2009−2017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剔除如下样本：（1）金融类公司；（2）ST、PT公司；（3）2008年后上市的公司；（4）数据缺失公司，最终得到4,462个总观测值。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中，本文剔除了高管学术经历变化多次的样本（228个观测值）。上述处理程序与现有文献（Cho等，2017）基本一致。本文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和CNRDS数据库，所有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上进行了缩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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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的全样本描述性统计显示：CSRscore的均值为38.121，中位数为35.540，整体呈现右偏；Academic的均值为0.347，说明34.7%的观测样本至少存在一名学者型高管，这与中国上市公司广泛存在学者型高管的结论一致（周楷唐等，2017）。
表 2 全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CSRscore 4,462 38.121 35.540 11.844 18.600 74.945 Academic 4,462 0.347 0.000 0.476 0.000 1.000 PctAcademic 4,462 0.074 0.000 0.127 0.000 0.600 注：其余变量的全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与现有文献基本一致，限于篇幅未报告，资料备索。 表3的分样本描述性统计显示：CSRscore在有学者型高管组和无学者型高管组中的均值分别为39.193和37.054，中位数分别为36.443和34.951，二者差异均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相对于无学者型高管的公司，有学者型高管的公司，其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显著更高。企业社会责任评分均值的年度变化趋势（图1）也表明，有学者型高管组的均值在所有年份均高于无学者型高管组。上述结果初步支持了假说H1。
图 1 企业社会责任评分均值年度变化趋势
表 3 分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 无学者型高管组 有学者型高管组 组间差异 均值 中位数 均值 中位数 均值 中位数 CSRscore 37.054 34.951 39.193 36.443 −2.139*** −1.492***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其余变量的分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限于篇幅未报告，资料备索。 -
表4的相关系数分析结果显示：高管学术经历（Academic、PctAcademic）与CSRscore的相关系数为正，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不考虑其他控制变量的作用下，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VIF检验显示：Academic、PctAcademic与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且各变量VIF值均远小于10，表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4 相关系数
变量 CSRscore Academic PctAcademic CSRscore 0.151*** 0.143*** Academic 0.147*** 0.971*** PctAcademic 0.117*** 0.803*** 注：上下三角分别为Spearman、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限于篇幅，其余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未报告，资料备索。 -
表5报告了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检验结果。其中，列（1）、列（2）为OLS模型的回归结果，列（3）、列（4）为双重差分模型的回归结果。在列（1）、列（2）中，Academic的系数为1.729（标准差为0.476），PctAcademic的系数为6.078（标准差为0.127），均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社会责任显著正相关。在经济意义上，有学者型高管的公司，其CSRscore（标准差为11.844）比无学者型高管的公司平均高6.95%（=1.729×0.476/11.844）个标准差；学者型高管在高管团队中的占比每提升1个标准差，CSRscore提升6.52%（=6.078×0.127/11.844）个标准差。在列（3）、列（4）中，Academic_Change1的系数为1.552（标准差为0.474），Academic_Change2的系数为−3.328（标准差为0.325），均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学者型高管的上任将企业的CSRscore平均提升6.21%（=1.552×0.474/11.844）个标准差，学者型高管的离任使得企业的CSRscore平均下降9.13%（=3.328×0.325/11.844）个标准差。上述结果表明，学者型高管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假说H1得到支持。
表 5 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社会责任
变量 CSRscore (1) (2) (3) (4) Academic 1.729*** (5.175) PctAcademic 6.078*** (5.031) Academic_Change1 1.552*** (2.824) Academic_Change2 −3.328*** (−3.161) Size 3.533*** 3.561*** 3.433*** 3.939*** (22.246) (22.510) (17.935) (12.890) Lev −5.902*** −5.784*** −5.249*** −7.388*** (−6.166) (−6.038) (−4.695) (−3.548) Age −0.084*** −0.086*** −0.115*** 0.076 (−2.763) (−2.846) (−3.157) (1.244) LROA 1.723*** 1.706*** 1.774*** −6.124 (4.235) (4.197) (4.343) (−1.031) TOP1 0.036*** 0.034*** 0.023** 0.087*** (3.235) (3.075) (2.109) (4.469) Duality −0.636* −0.589 −0.246 −1.501** (−1.681) (−1.560) (−0.513) (−2.315) Board 3.569*** 3.676*** 3.411*** 1.820 (4.136) (4.263) (3.214) (1.223) Political 0.161 0.216 0.316 −1.131* (0.496) (0.671) (0.790) (−1.933) Oversea 2.649*** 2.713*** 3.004*** 2.450*** (6.809) (6.970) (5.556) (4.096) Financial 0.302 0.306 0.256 1.085* (0.820) (0.830) (0.553) (1.659) SOE 0.720** 0.696** 2.393*** −2.889*** (2.056) (1.979) (5.867) (−4.038) Constant −61.329*** −61.932*** −66.224*** −63.247*** (−17.408) (−17.513) (−15.773) (−10.525) Year Yes Yes Yes Yes Firm Yes Yes Yes Yes N 4,462 4,462 2,966 1,268 R2 0.352 0.351 0.356 0.458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根据White稳健标准误计算的t值，标准误已经过企业层面聚类。 -
表6报告了不同类型学术经历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回归结果，其中，列（1）、列（2）、列（3）分别为高校学术经历（University）、科研机构学术经历（Institution）和科研协会学术经历（Association）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检验结果。考虑到部分样本有类型重叠的情况（如某位高管同时具有高校任教和科研院所任职的经历），本文在检验中剔除了这部分样本。结果显示，University、Association的系数均显著为正，Institution的系数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为克服重叠样本问题，便于直接比较系数差异，本文将University、Institution和Association同时加入模型进行检验，列（4）报告了检验结果。结果显示，University、Association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Institution的系数不显著；University、Institution和Association的系数分别为2.067、0.585和1.286，标准差分别为0.360、0.370和0.384，即三类学术经历每增加1个标准差，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分别为6.28%（=2.067×0.360/11.844）、1.83%（=0.585×0.370/11.844）和4.17%（=1.286×0.384/11.844）个标准差。这说明三类学术经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排序如下：高校经历影响最大，科研协会经历次之，科研机构经历最不明显。
表 6 不同类型学术经历与企业社会责任
变量 CSRscore (1) (2) (3) (4) University 2.922*** 2.067*** (4.163) (4.412) Institution 0.361 0.585 (0.623) (1.308) Association 1.280** 1.286*** (2.445) (3.038)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Firm Yes Yes Yes Yes N 3,170 3,272 3,304 4,462 R2 0.348 0.348 0.337 0.354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根据White稳健标准误计算的t值，标准误已经过企业层面聚类；限于篇幅，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未报告，资料备索。下同。 -
表7报告了模型（3）与模型（4）的检验结果。Academic×SOE、Academic_Change1×SOE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PctAcademic×SOE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Academic_Change2×SOE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高管学术经历与政府规制压力存在替代效应。在民营企业样本中，Academic的系数为3.158，PctAcademic的系数为7.534；在国有企业样本中，Academic的系数为0.764（=3.158−2.394），PctAcademic的系数为5.032（=7.534−2.502）。结果表明，学者型高管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均有促进作用，但对民营企业的影响更大。当高管学术经历发生变更时，高管团队由无学术经历转变为有学术经历将促使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提升15.26%（=3.813×0.474/11.844）个标准差，但这一效果在国有企业中仅为1.81%[=（3.813−3.360）×0.474/11.844]个标准差；高管团队从有学术经历转变为无学术经历将导致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下降11.36%（=4.141×0.325/11.844）个标准差，但这一效果在国有企业中仅为0.68%[=（4.141−3.894）×0.325/11.844]个标准差，说明学者型高管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推动具有自发性。上述结果支持了假说H2，即与国有企业相比，学者型高管对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更强。
表 7 高管学术经历、产权性质与企业社会责任
变量 CSRscore (1) (2) (3) (4) SOE 1.594*** 0.898** 3.379*** −1.802*** (4.103) (2.386) (7.155) (−2.185) Academic 3.158*** (6.766) Academic×SOE −2.394*** (−3.778) PctAcademic 7.534*** (4.315) PctAcademic×SOE −2.502** (−2.254) Academic_Change1 3.813*** (5.811) Academic_Change1×SOE −3.360*** (−3.770) Academic_Change2 −4.141** (−2.132) Academic_Change2×SOE 3.894*** (3.029)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Firm Yes Yes Yes Yes N 4,462 4,462 2,966 1,268 R2 0.354 0.352 0.359 0.458 -
表8报告了模型（5）、模型（6）的检验结果。Academic×NEWSt-1、PctAcademic×NEWSt-1、Academic_Change1×NEWSt-1的系数
均显著为正，Academic_Change2×NEWSt-1的系数 显著为负，说明学者型高管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与媒体引发的声誉压力显著正相关。媒体对企业的负面报道越多，学者型高管挽回企业社会形象的动机越强，从而促使企业下一年的社会责任水平显著提升；当学者型高管离任时，前期的媒体负面报道对无学者型高管的声誉压力较学者型高管更小，从而导致无学者型高管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更差。 表 8 高管学术经历、声誉压力与企业社会责任
变量 CSRscore (1) (2) (3) (4) NEWSt-1 0.193 0.386** 0.468** 0.191 (1.174) (2.508) (2.300) (0.787) Academic 0.673** (2.197) Academic×NEWSt-1 1.118*** (3.399) PctAcademic 4.408** (2.457) PctAcademic×NEWSt-1 3.957* (1.799) Academic_Change1 1.625** (2.304) Academic_Change1×NEWSt-1 0.016*** (2.921) Academic_Change2 11.068*** (4.131) Academic_Change2×NEWSt-1 −4.847*** (−5.349)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Firm Yes Yes Yes Yes N 3,654 3,654 2,448 1,012 R2 0.350 0.346 0.344 0.475 -
上述检验表明，内在道德约束和外在声誉压力是推动学者型高管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重要驱动力。然而，究竟何种动机是学者型高管积极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力量？本文对这一问题展开进一步的分析和检验。
道德动机与声誉动机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道德动机是学者型高管的内在驱动力，其本质是通过实施利他行为来践行自身的伦理理念并维持自身设定的伦理关系。因此，道德动机是学者型高管利他观念的体现。声誉动机是学者型高管的外在驱动力，其本质是外部声誉压力下的风险规避愿望。因此，声誉动机是学者型高管利己本能的体现。在这两种本质不同的动机下，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应具有截然不同的经济后果。具体来说，道德动机和声誉动机所催生的社会责任行为可能对企业价值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这为本文观察两种机制的净效应提供了条件。
已有研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股东价值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McWilliams和Siegel（2000）、Waldman和Siegel（2008）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和股东价值的关系与管理层的实施动机有关。如果管理层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则实施的社会责任战略将更加注重预期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流入的项目（如涉及消费者、员工的责任投资），同时兼顾投入与产出的优化均衡，这有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如果管理层以私人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则其主导的社会责任战略将更注重与个人利益相关的项目（如社会捐赠、缴税和公益项目投资等）。由于委托代理问题的存在，管理者在利用受托职权谋取私利的同时，也不会考虑社会责任投资的成本效益问题，这将导致企业价值的损失。
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学者型高管具备更高的道德水平与更强的社会责任意识，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谋求私人利益的动机较弱，故在道德机制驱动下，学者型高管推动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应是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长期价值投资。但从声誉角度来看，学者型高管对声誉的珍视和追求也可能驱使其为了提升个人名誉而“过度投资”于社会责任。Davidson等（2019）研究了CEO物质主义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发现高管对社会地位和个人名誉的追求会促使企业过度增加社会责任投资。因此，如果道德机制对学者型高管的影响大于（小于）声誉机制，则学者型高管推动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应比非学者型高管更加积极（消极）。本文构建如下模型（7）和模型（8）验证上述推理：
$$\begin{split} \left\{ {\begin{aligned} &{A{R_{i,t}}}\\ &{A{R_{i,t + 1}}} \end{aligned}} \right. =\;& \alpha + {\beta _1}\left\{ {\begin{aligned} &{Academi{c_{i,t}}}\\ &{PctAcademi{c_{i,t}}} \end{aligned}} \right. + {\beta _2}\left\{ {\begin{aligned} &{Academi{c_{i,t}} \times CSRscor{e_{i,t}}}\\ &{PctAcademi{c_{i,t}} \times CSRscor{e_{i,t}}} \end{aligned}} \right.\\ & + {\beta _3}CSRscor{e_{i,t}} + {\gamma}Control{s_{i,t}} + Yea{r} + Fir{m} + {\varepsilon} \end{split}$$ (7) $$\begin{split} \left\{ {\begin{aligned} & {A{R_{i,t + 1}}}\\ & {A{R_{i,t + 2}}} \end{aligned}} \right. =\;& \alpha + {\beta _1}\left\{ {\begin{aligned} & {Academic\_Change{{\textit{1}}_{i,t}}}\\ & {Academic\_Change{{\textit{2}}_{i,t}}} \end{aligned}} \right. + {\beta _2}\left\{ {\begin{aligned} & {Academic\_Change{{\textit{1}}_{i,t}} \times CSRscor{e_{i,t}}}\\ & {Academic\_Change{{\textit{2}}_{i,t}} \times CSRscor{e_{i,t}}} \end{aligned}} \right.\\ & + {\beta _3}CSRscor{e_{i,t}}+ {\gamma}Control{s_{i,t}} + Yea{r} + Fir{m} + {\varepsilon}\\[-12pt] \end{split}$$ (8) 借鉴Davidson等（2019）的研究，本文采用经市场调整后的年个股回报率（AR）度量企业价值。在模型（7）、模型（8）中，若Academici,t×CSRscorei,t、PctAcademici,t×CSRscorei,t、Academic_Change1i,t×CSRscorei,t的系数显著为正（负），且Academic_Change2i,t×CSRscorei,t的系数显著为负（正），则说明学者型高管推动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较非学者型高管更加积极（消极）。
表9报告了上述讨论的检验结果：在列（1）至列（7）中，CSRscore的系数皆为正，但并非全部显著，这说明在无学者型高管的样本中，无法确定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Academic×CSRscore、PctAcademic×CSRscore、Academic_Change1×CSRscore的系数均显著为正，Academic_Change2×CSRscore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上述结果表明，学者型高管推动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企业价值产生了更为积极的影响，良好的道德责任意识是推动学者型高管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主要动力。
表 9 高管学术经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
变量 ARt+1 ARt+2 ARt+1 ARt+2 ARt+1 ARt+2 ARt+1 ARt+2 (1) (2) (3) (4) (5) (6) (7) (8) CSRscore 0.001** 0.002*** 0.001 0.001 0.002*** 0.002*** 0.001** 0.001 (2.455) (3.112) (0.921) (0.676) (4.376) (3.955) (2.290) (1.438) Academic −0.081** −0.083** (−2.350) (−2.249) Academic×CSRscore 0.002** 0.002** (2.313) (2.465) PctAcademic −0.225* −0.125 (−1.854) (−0.934) PctAcademic×CSRscore 0.006** 0.005* (2.071) (1.746) Academic_Change1 0.067* 0.023 (1.728) (0.504) Academic_Change1×CSRscore 0.002* 0.002** (1.880) (2.290) Academic_Change2 0.030 0.125* (0.573) (1.953) Academic_Change2×CSRscore −0.003** −0.002** (−2.334) (−2.417)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Firm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3,648 3,028 3,648 3,028 4,234 3,640 4,234 3,640 R2 0.238 0.237 0.251 0.251 0.281 0.281 0.306 0.306 -
如果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是高管个人意志的真实体现，那么这种因果关系的强度应与高管自身的权力紧密相关。权力是高管将个人意志融入企业决策的载体。当个人在高管团队中的地位越高，其通过自身权力影响企业经营决策的能力也越强。因此，学者型高管在管理层团队中的权力地位直接决定其个人意志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程度。在高管团队中，CEO是负责企业日常经营事务的最高行政官员，在组织内部拥有最终执行权。如果学术经历与企业社会责任确实存在因果效应，那么相比于其他高管的学术经历，CEO的学术经历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正相关关系应更强。本文将样本分为学者型CEO、学者型其他高管和无学者型高管三组，观察组间的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差异，表10报告了分组检验结果。
表 10 企业社会责任的差异：学者型CEO、学者型其他高管和无学者型高管
变量 CSRscore (1) (2) Academic_CEO 0.647** 1.805*** (2.206) (4.328) Controls Yes Yes Year Yes Yes Firm Yes Yes N 1,548 3,609 R2 0.412 0.343 表10中，Academic_CEO为企业CEO是否具有学术经历的哑变量，是取值为1，否则为0。列（1）以高管具有学术经历的企业为样本（学者型CEO+学者型其他高管），Academic_CEO的系数代表学者型CEO和学者型其他高管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差异。列（2）以CEO具有学术经历和高管不具有学术经历的企业为样本（学者型CEO+无学者型高管），Academic_CEO的系数代表学者型CEO和无学者型高管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差异。结果显示，Academic_CEO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且列（2）中的系数大于表5列（1）中Academic的系数，说明学者型CEO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关系较其他高管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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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问题。如果学者更倾向供职于社会责任水平较高的公司，或社会责任水平较高的公司更偏好于聘用具有学术经历的候选者，那么学者型高管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就会存在内生性问题，从而导致模型估计的非一致性。本文采用如下策略缓解这一问题造成的影响：
首先，本文借鉴Ramalingegowda和Yu（2012）的做法，将测度高管学术经历变量的滞后期与未来期加入OLS模型。如果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社会责任存在反向因果关系，那么CSRscore与未来期的高管学术经历应显著相关。表11报告了反向因果检验结果：在仅增加滞后一期和未来一期的列（1）与列（3）中，Academic、PctAcademic当期项与滞后一期项的系数均保持显著为正，但未来一期项不显著；在增加滞后两期和未来两期的列（2）和列（4）中，仅有Academic、PctAcademic当期项与滞后一期项以及Academic滞后两期项的系数保持显著为正，其他项均不显著。结果表明，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社会责任不存在显著的反向因果关系。
表 11 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社会责任：反向因果检验
变量 CSRscore (1) (2) (3) (4) Academict+2 1.035 (0.958) Academict+1 1.608 1.483 (1.018) (1.001) Academict 1.887*** 1.403** (2.805) (2.263) Academict-1 1.051** 1.279* (2.061) (1.765) Academict-2 0.917* (1.700) PctAcademict+2 7.010 (1.401) PctAcademict+1 1.109 2.242 (1.388) (0.302) PctAcademict 5.072** 5.625** (2.014) (2.080) PctAcademict-1 2.574* 2.310** (1.666) (2.117) PctAcademict-2 0.636 (0.125)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Firm Yes Yes Yes Yes N 2,985 1,826 2,985 1,826 R2 0.348 0.346 0.352 0.351 其次，本文参考周楷唐等（2017）的做法，选取上一年度同行业中有学者型高管的公司数量占公司总数的比例（LAR）作为高管学术经历的工具变量。表12报告了2SLS回归的检验结果。列（1）、列（3）分别报告了以Academic、PctAcademic为解释变量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LAR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工具变量对解释变量具有较好的解释力。C-D Wald F统计值远大于“真实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列（2）、列（4）分别报告了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Fitted_Academic、Fitted_PctAcademic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表 12 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社会责任：2SLS检验
变量 Academic CSRscore PctAcademic CSRscore (1) (2) (3) (4) Fitted_Academic 10.856*** (3.096) Fitted_PctAcademic 33.556** (2.417) LAR 12.424*** 0.795*** (4.680) (5.684)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Firm Yes Yes Yes Yes N 3,676 3,676 3,692 3,692 R2/Peseudo R2 0.129 0.337 0.137 0.339 C-D Wald F 23.239 35.231 最后，观察双重差分模型的平行趋势假设是否成立。本文构建如下模型（9）：
$$\begin{split} CSRscor{e_{i,t}} =\; & \alpha + {\beta _1}befor{e_{i,t}}^{ - 2} +{\beta _2} befor{e_{i,t}}^{ - 1} + {\beta _3}curren{t_{i,t}} + {\beta _4}after_{i,t}^1 + {\beta _5}after_{i,t}^{2 + } \\ &+ {\gamma}Control{s_{i,t}} + Yea{r} + Fir{m} + {\varepsilon} \end{split}$$ (9) 其中，beforei,t−1表示公司i是否处于学者型高管变更前的第1年，是取1，否则为0；beforei,t−2表示公司i是否处于学者型高管变更前的第2年，是取1，否则为0；currenti,t表示公司i是否处于学者型高管变更的当年，是取1，否则为0；afteri,t1表示公司i是否处于学者型高管变更后的第1年，是取1，否则为0；afteri,t2+表示公司i是否处于学者型高管变更后的第2年及以后，是取1，否则为0。
表13报告了平行趋势假设检验的结果。列（1）报告了高管团队从无学术经历变更为有学术经历的回归结果：before−2、before−1的系数
均不显著，current、after1、after2+的系数 均显著为正，且数值依次增大，说明变更前实验组与控制组的社会责任水平并无显著差异，变更后实验组的社会责任水平显著提升。列（2）报告了高管团队从有学术经历变更为无学术经历的回归结果：before−2、before−1的系数 均不显著，current、after1、after2+的系数 均显著为负，且绝对值依次增大，说明变更前实验组与控制组保持了较好的平行趋势，变更后实验组的社会责任水平显著下降。 表 13 双重差分模型的平行趋势假设检验
变量 CSRscore (1) (2) before−2 1.124 −2.141 (0.922) (−0.946) before−1 1.930 −2.329 (1.109) (−1.381) current 1. 992* −2.927* (1.940) (−1.861) after1 2.135** −3.148** (2.086) (−2.355) after2+ 3.629*** −7.007*** (2.860) (−5.407) Controls Yes Yes Year Yes Yes Firm Yes Yes N 2,966 1,268 R2 0.366 0.439 -
学者担任高管是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过程中的独特现象，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是学术界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研究发现：（1）学者型高管能够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其中具有高校任职经历的高管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最强，有科研协会任职经历的高管次之，而曾在科研机构任职的高管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与国有企业相比，学者型高管对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更强，说明学者型高管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推动不依赖外部规制压力，符合道德动机的自发性要求。（3）媒体负面报道对企业的压力越大，学者型高管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越强，说明学者型高管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推动与媒体引发的声誉风险有关，符合声誉动机的风险规避特征。（4）与非学者型高管相比，学者型高管推动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更为积极，说明道德动机是推动学者型高管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主要动力。（5）与其他高管相比，CEO的学术经历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更强，说明学者型高管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受高管权力的影响。
本文获得如下启示：（1）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以政府为主导，而非企业自主决策的结果，这导致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时“重数量、轻质量”，自愿性差。因此，如何激发企业内在的社会责任承担意愿是推进企业社会责任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本文建议企业聘用学者型高管来提升企业经营决策水平，促使企业自愿承担社会责任，提升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2）本文发现，虽然追求个人声誉可能是学者型高管推动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之一，但优良的道德品质和责任意识使得学者型高管不以损害股东利益为代价而过度投资于企业社会责任。因此，学者型高管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推动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3）学者型高管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程度依赖于其职权大小，为敦促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提升企业价值，本文建议企业在选聘高管时将学术经历纳入考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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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以2009−2017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学者型高管能够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其中具有高校任职经历的高管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最强，具有科研协会任职经历的高管次之，而曾在科研机构任职的高管没有发挥显著的促进作用；（2）与国有企业相比，学者型高管对逐利动机更强的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更强；（3）媒体负面报道对企业造成的压力越大，学者型高管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越积极；（4）与非学者型高管相比，学者型高管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升具有更强的价值相关性。
Executives’ Academic Experience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bstract: By using China’s Shanghai and Shenzhen A-share non-financial listed firms as sample, the paper tes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ecutives’ academic experience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scholar-type executives can increase the level of firms’ CSR. Among them, senior executives with working experiences in universities play a strongest role in promoting CSR, followed by those with working experience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ssociations. However, working experience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have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CSR. Secondly, compared with the state-owned firms, scholar-type executives play a stronger role in promoting CSR in private firms. Thirdly, when the media covers more negative news about firms, scholar-type executives are more encouraged to promote firms’ CSR. Lastly, compared with non-scholar-type executives, CSR driven by scholar-type executives has a stronger relevance to firm value. -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 定义 CSRscore 润灵环球（RKS）社会责任报告评级得分 AR 年个股超额回报，经市场调整后的年个股回报率 Academic 哑变量，当高管曾在高校、科研机构或科研协会任职时取1，否则为0 PctAcademic 连续变量，曾在高校、科研机构或科研协会任职的高管人数/高管总人数 Academic_Change1 哑变量，当企业从无学者型高管变为有学者型高管时，当年及以后年份取1，否则为0 Academic_Change2 哑变量，当企业从有学者型高管变为无学者型高管时，当年及以后年份取1，否则为0 University 哑变量，当高管曾在高校任职时取1，否则为0 Institution 哑变量，当高管曾在科研院所任职时取1，否则为0 Association 哑变量，当高管曾在科研协会任职时取1，否则为0 Academic_CEO 哑变量，当CEO曾在高校、科研机构或科研协会任职时取1，否则为0 NEWS 媒体负面报道数量加1的自然对数 Size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Lev 总负债/总资产 Age 企业上市年限 LROA 上一年净利润/上一年平均资产总额 Board 董事会人数加1的自然对数 Duality 当董事长与总经理由同一人担任时取1，否则为0 TOP1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Oversea 当高管拥有海外背景（曾在海外任职或求学）时取1，否则为0 Political 当高管拥有政治背景（曾在政府机构任职）时取1，否则为0 Financial 当高管拥有金融背景（曾在金融监管部门、银行、保险公司、券商、基金公司、期货公司、信托公司、投资管理公司和交易所任职）时取1，否则为0 SOE 企业产权性质，国有企业为1，民营企业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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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全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CSRscore 4,462 38.121 35.540 11.844 18.600 74.945 Academic 4,462 0.347 0.000 0.476 0.000 1.000 PctAcademic 4,462 0.074 0.000 0.127 0.000 0.600 注：其余变量的全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与现有文献基本一致，限于篇幅未报告，资料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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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分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 无学者型高管组 有学者型高管组 组间差异 均值 中位数 均值 中位数 均值 中位数 CSRscore 37.054 34.951 39.193 36.443 −2.139*** −1.492***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其余变量的分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限于篇幅未报告，资料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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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相关系数
变量 CSRscore Academic PctAcademic CSRscore 0.151*** 0.143*** Academic 0.147*** 0.971*** PctAcademic 0.117*** 0.803*** 注：上下三角分别为Spearman、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限于篇幅，其余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未报告，资料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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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社会责任
变量 CSRscore (1) (2) (3) (4) Academic 1.729*** (5.175) PctAcademic 6.078*** (5.031) Academic_Change1 1.552*** (2.824) Academic_Change2 −3.328*** (−3.161) Size 3.533*** 3.561*** 3.433*** 3.939*** (22.246) (22.510) (17.935) (12.890) Lev −5.902*** −5.784*** −5.249*** −7.388*** (−6.166) (−6.038) (−4.695) (−3.548) Age −0.084*** −0.086*** −0.115*** 0.076 (−2.763) (−2.846) (−3.157) (1.244) LROA 1.723*** 1.706*** 1.774*** −6.124 (4.235) (4.197) (4.343) (−1.031) TOP1 0.036*** 0.034*** 0.023** 0.087*** (3.235) (3.075) (2.109) (4.469) Duality −0.636* −0.589 −0.246 −1.501** (−1.681) (−1.560) (−0.513) (−2.315) Board 3.569*** 3.676*** 3.411*** 1.820 (4.136) (4.263) (3.214) (1.223) Political 0.161 0.216 0.316 −1.131* (0.496) (0.671) (0.790) (−1.933) Oversea 2.649*** 2.713*** 3.004*** 2.450*** (6.809) (6.970) (5.556) (4.096) Financial 0.302 0.306 0.256 1.085* (0.820) (0.830) (0.553) (1.659) SOE 0.720** 0.696** 2.393*** −2.889*** (2.056) (1.979) (5.867) (−4.038) Constant −61.329*** −61.932*** −66.224*** −63.247*** (−17.408) (−17.513) (−15.773) (−10.525) Year Yes Yes Yes Yes Firm Yes Yes Yes Yes N 4,462 4,462 2,966 1,268 R2 0.352 0.351 0.356 0.458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根据White稳健标准误计算的t值，标准误已经过企业层面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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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不同类型学术经历与企业社会责任
变量 CSRscore (1) (2) (3) (4) University 2.922*** 2.067*** (4.163) (4.412) Institution 0.361 0.585 (0.623) (1.308) Association 1.280** 1.286*** (2.445) (3.038)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Firm Yes Yes Yes Yes N 3,170 3,272 3,304 4,462 R2 0.348 0.348 0.337 0.354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根据White稳健标准误计算的t值，标准误已经过企业层面聚类；限于篇幅，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未报告，资料备索。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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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高管学术经历、产权性质与企业社会责任
变量 CSRscore (1) (2) (3) (4) SOE 1.594*** 0.898** 3.379*** −1.802*** (4.103) (2.386) (7.155) (−2.185) Academic 3.158*** (6.766) Academic×SOE −2.394*** (−3.778) PctAcademic 7.534*** (4.315) PctAcademic×SOE −2.502** (−2.254) Academic_Change1 3.813*** (5.811) Academic_Change1×SOE −3.360*** (−3.770) Academic_Change2 −4.141** (−2.132) Academic_Change2×SOE 3.894*** (3.029)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Firm Yes Yes Yes Yes N 4,462 4,462 2,966 1,268 R2 0.354 0.352 0.359 0.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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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高管学术经历、声誉压力与企业社会责任
变量 CSRscore (1) (2) (3) (4) NEWSt-1 0.193 0.386** 0.468** 0.191 (1.174) (2.508) (2.300) (0.787) Academic 0.673** (2.197) Academic×NEWSt-1 1.118*** (3.399) PctAcademic 4.408** (2.457) PctAcademic×NEWSt-1 3.957* (1.799) Academic_Change1 1.625** (2.304) Academic_Change1×NEWSt-1 0.016*** (2.921) Academic_Change2 11.068*** (4.131) Academic_Change2×NEWSt-1 −4.847*** (−5.349)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Firm Yes Yes Yes Yes N 3,654 3,654 2,448 1,012 R2 0.350 0.346 0.344 0.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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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高管学术经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
变量 ARt+1 ARt+2 ARt+1 ARt+2 ARt+1 ARt+2 ARt+1 ARt+2 (1) (2) (3) (4) (5) (6) (7) (8) CSRscore 0.001** 0.002*** 0.001 0.001 0.002*** 0.002*** 0.001** 0.001 (2.455) (3.112) (0.921) (0.676) (4.376) (3.955) (2.290) (1.438) Academic −0.081** −0.083** (−2.350) (−2.249) Academic×CSRscore 0.002** 0.002** (2.313) (2.465) PctAcademic −0.225* −0.125 (−1.854) (−0.934) PctAcademic×CSRscore 0.006** 0.005* (2.071) (1.746) Academic_Change1 0.067* 0.023 (1.728) (0.504) Academic_Change1×CSRscore 0.002* 0.002** (1.880) (2.290) Academic_Change2 0.030 0.125* (0.573) (1.953) Academic_Change2×CSRscore −0.003** −0.002** (−2.334) (−2.417)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Firm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3,648 3,028 3,648 3,028 4,234 3,640 4,234 3,640 R2 0.238 0.237 0.251 0.251 0.281 0.281 0.306 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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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企业社会责任的差异：学者型CEO、学者型其他高管和无学者型高管
变量 CSRscore (1) (2) Academic_CEO 0.647** 1.805*** (2.206) (4.328) Controls Yes Yes Year Yes Yes Firm Yes Yes N 1,548 3,609 R2 0.412 0.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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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社会责任：反向因果检验
变量 CSRscore (1) (2) (3) (4) Academict+2 1.035 (0.958) Academict+1 1.608 1.483 (1.018) (1.001) Academict 1.887*** 1.403** (2.805) (2.263) Academict-1 1.051** 1.279* (2.061) (1.765) Academict-2 0.917* (1.700) PctAcademict+2 7.010 (1.401) PctAcademict+1 1.109 2.242 (1.388) (0.302) PctAcademict 5.072** 5.625** (2.014) (2.080) PctAcademict-1 2.574* 2.310** (1.666) (2.117) PctAcademict-2 0.636 (0.125)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Firm Yes Yes Yes Yes N 2,985 1,826 2,985 1,826 R2 0.348 0.346 0.352 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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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社会责任：2SLS检验
变量 Academic CSRscore PctAcademic CSRscore (1) (2) (3) (4) Fitted_Academic 10.856*** (3.096) Fitted_PctAcademic 33.556** (2.417) LAR 12.424*** 0.795*** (4.680) (5.684)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Firm Yes Yes Yes Yes N 3,676 3,676 3,692 3,692 R2/Peseudo R2 0.129 0.337 0.137 0.339 C-D Wald F 23.239 35.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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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双重差分模型的平行趋势假设检验
变量 CSRscore (1) (2) before−2 1.124 −2.141 (0.922) (−0.946) before−1 1.930 −2.329 (1.109) (−1.381) current 1. 992* −2.927* (1.940) (−1.861) after1 2.135** −3.148** (2.086) (−2.355) after2+ 3.629*** −7.007*** (2.860) (−5.407) Controls Yes Yes Year Yes Yes Firm Yes Yes N 2,966 1,268 R2 0.366 0.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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