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 第38卷 第5期
2024, 38(5): 3-24.
摘要:
“走出去”战略是发展高层次外向型经济的重要举措。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去”开展海外业务，其财务监管难度相应加大。文章基于审计风险的视角，以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企业“走出去”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走出去”加大了审计风险，促使审计师提高审计收费；（2）企业“走出去”的目的地信息透明度越低，“走出去”对审计收费的影响越大；（3）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差，“走出去”对审计收费的影响越大；（4）“走出去”并未显著提高企业收到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但增加了审计投入，并改善了审计后的会计信息质量。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企业“走出去”经济后果的理解，也为相关政策监管提供了有益参考。
“走出去”战略是发展高层次外向型经济的重要举措。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去”开展海外业务，其财务监管难度相应加大。文章基于审计风险的视角，以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企业“走出去”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走出去”加大了审计风险，促使审计师提高审计收费；（2）企业“走出去”的目的地信息透明度越低，“走出去”对审计收费的影响越大；（3）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差，“走出去”对审计收费的影响越大；（4）“走出去”并未显著提高企业收到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但增加了审计投入，并改善了审计后的会计信息质量。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企业“走出去”经济后果的理解，也为相关政策监管提供了有益参考。
2024, 38(5): 25-43.
摘要:
审计机器人能否取代审计师，关键在于其是否具有审计职业判断。审计职业判断是指审计师在对企业财务报告进行再确认时，履行审查和监督活动所必需的“知事”与“懂人”的职业判断。审计师的意识具有个体意向性和集体意向性，这使其具有“知事”与“懂人”的能力。文章借鉴人工智能中的图灵测试、“中文屋论证”测试、总体图灵测试等相关思想实验的思路，提出审计机器人智能判别的三层五级智能标准：第一层为功能智能（一级）；第二层涵盖形式智能（二级）、内容智能（三级）和价值智能（四级）；第三层为共情智能（五级）。文章不仅解决了审计机器人的智能判别标准问题，也为“人−机−物”在审计领域的协同提供了理论支持。
审计机器人能否取代审计师，关键在于其是否具有审计职业判断。审计职业判断是指审计师在对企业财务报告进行再确认时，履行审查和监督活动所必需的“知事”与“懂人”的职业判断。审计师的意识具有个体意向性和集体意向性，这使其具有“知事”与“懂人”的能力。文章借鉴人工智能中的图灵测试、“中文屋论证”测试、总体图灵测试等相关思想实验的思路，提出审计机器人智能判别的三层五级智能标准：第一层为功能智能（一级）；第二层涵盖形式智能（二级）、内容智能（三级）和价值智能（四级）；第三层为共情智能（五级）。文章不仅解决了审计机器人的智能判别标准问题，也为“人−机−物”在审计领域的协同提供了理论支持。
2024, 38(5): 44-62.
摘要:
双无控制因其治理效应存在分歧备受关注，检验该治理模式引发的经济后果尤为重要。文章选取2009−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采用PSM-DID方法检验双无控制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双无控制对企业ESG表现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且对环境（E）、社会（S）与治理（G）三个层面均存在抑制作用；管理层短视和经营风险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调节效应分析发现，企业内部治理水平、外部监督力度以及资源配置效率会对上述抑制作用产生调节效应。研究为理解如何促进企业ESG实践的健康发展、优化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外部监管机构加强监督、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从而助力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双无控制因其治理效应存在分歧备受关注，检验该治理模式引发的经济后果尤为重要。文章选取2009−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采用PSM-DID方法检验双无控制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双无控制对企业ESG表现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且对环境（E）、社会（S）与治理（G）三个层面均存在抑制作用；管理层短视和经营风险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调节效应分析发现，企业内部治理水平、外部监督力度以及资源配置效率会对上述抑制作用产生调节效应。研究为理解如何促进企业ESG实践的健康发展、优化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外部监管机构加强监督、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从而助力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2024, 38(5): 63-84.
摘要:
否定意见审计报告在实务中较为罕见，我国资本市场在1998−2001年间仅出现过4份此类报告。2020年又出现1份否定意见审计报告，该案例虽在《中国注册会计师》上以简讯形式刊登，但最终因上市公司进行差错更正而被改为无法表示意见。这一现象表明，否定意见审计报告在实际应用中已趋于“名存实亡”。文章以该事件为背景，在梳理相关文献与制度背景的基础上，结合FK公司的发展实践，介绍其近年来频繁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过程、2019年度审计开展情况及审计意见变更缘由，重点围绕“错报”“重大性”“广泛性”等关键概念的界定与判断展开分析，以引发市场参与者对审计意见客观性与公允性的深入思考。
否定意见审计报告在实务中较为罕见，我国资本市场在1998−2001年间仅出现过4份此类报告。2020年又出现1份否定意见审计报告，该案例虽在《中国注册会计师》上以简讯形式刊登，但最终因上市公司进行差错更正而被改为无法表示意见。这一现象表明，否定意见审计报告在实际应用中已趋于“名存实亡”。文章以该事件为背景，在梳理相关文献与制度背景的基础上，结合FK公司的发展实践，介绍其近年来频繁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过程、2019年度审计开展情况及审计意见变更缘由，重点围绕“错报”“重大性”“广泛性”等关键概念的界定与判断展开分析，以引发市场参与者对审计意见客观性与公允性的深入思考。
2024, 38(5): 85-106.
摘要:
文章选取2008−2020年沪深两市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的公司债、企业债和中期票据为样本，检验企业集团成员企业间债券信用风险是否具有传染效应。研究发现，当集团内某一成员企业发行的债券信用风险大幅提升后，下一年度集团内其他成员企业的债券信用利差也随之增加，表明债券信用风险在集团内部存在传染效应。机制检验发现，关联效应、声誉效应以及资源效应是上述传染效应形成的主要原因。进一步分析发现，当公司设有风险管理委员会、聘请“四大”审计，债券评级机构声誉较好、经过多重评级，以及地区市场化程度和信任水平较高时，上述传染效应会有所缓解。文章拓展了传染效应的研究视角，丰富了债券信用风险的影响因素，为新兴市场企业集团重视成员企业间的风险传染、强化金融风险防控的微观基础提供了参考。
文章选取2008−2020年沪深两市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的公司债、企业债和中期票据为样本，检验企业集团成员企业间债券信用风险是否具有传染效应。研究发现，当集团内某一成员企业发行的债券信用风险大幅提升后，下一年度集团内其他成员企业的债券信用利差也随之增加，表明债券信用风险在集团内部存在传染效应。机制检验发现，关联效应、声誉效应以及资源效应是上述传染效应形成的主要原因。进一步分析发现，当公司设有风险管理委员会、聘请“四大”审计，债券评级机构声誉较好、经过多重评级，以及地区市场化程度和信任水平较高时，上述传染效应会有所缓解。文章拓展了传染效应的研究视角，丰富了债券信用风险的影响因素，为新兴市场企业集团重视成员企业间的风险传染、强化金融风险防控的微观基础提供了参考。
2024, 38(5): 107-119.
摘要:
文章旨在探究政府补助对我国上市公司环保投资的影响，并实证检验媒体关注在政府补助与企业环保投资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具有“双刃剑”效应，与企业环保投资呈倒U型关系，即适度的政府补助能够促进企业环保投资，而过度的政府补助则会抑制企业环保投资；在区分产权性质、企业规模、环境规制强度后，该倒U型关系表现出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媒体关注能够增强政府补助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倒U型影响。上述研究结论为优化政府补助政策、更好地发挥媒体关注的环境治理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文章旨在探究政府补助对我国上市公司环保投资的影响，并实证检验媒体关注在政府补助与企业环保投资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具有“双刃剑”效应，与企业环保投资呈倒U型关系，即适度的政府补助能够促进企业环保投资，而过度的政府补助则会抑制企业环保投资；在区分产权性质、企业规模、环境规制强度后，该倒U型关系表现出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媒体关注能够增强政府补助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倒U型影响。上述研究结论为优化政府补助政策、更好地发挥媒体关注的环境治理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2024, 38(5): 120-141.
摘要:
完善信用体系是构建行稳致远的宏观政策体系的必经之路，也是激发企业家创业精神和稳就业的关键举措。根据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四大重点领域的划分，文章利用国家信息中心信用监测平台数据，构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指标体系，结合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考察政务、商务、社会和司法领域信用环境对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构造姓氏离散程度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政务、商务、社会和司法领域信用环境的改善会激发企业家创业精神、提高家庭经营工商业概率，在经过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替换和子样本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提高信贷可获得性和社会网络丰富性是信用体系建设激发企业家创业精神的重要渠道。分创业类型来看，良好的信用环境既能激发主动型企业家创业精神，又能增强被动型企业家创业精神。结论表明，完善涵盖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的信用体系，有助于激发企业家创业精神、稳住就业基本盘。
完善信用体系是构建行稳致远的宏观政策体系的必经之路，也是激发企业家创业精神和稳就业的关键举措。根据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四大重点领域的划分，文章利用国家信息中心信用监测平台数据，构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指标体系，结合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考察政务、商务、社会和司法领域信用环境对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构造姓氏离散程度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政务、商务、社会和司法领域信用环境的改善会激发企业家创业精神、提高家庭经营工商业概率，在经过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替换和子样本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提高信贷可获得性和社会网络丰富性是信用体系建设激发企业家创业精神的重要渠道。分创业类型来看，良好的信用环境既能激发主动型企业家创业精神，又能增强被动型企业家创业精神。结论表明，完善涵盖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的信用体系，有助于激发企业家创业精神、稳住就业基本盘。
2024, 38(5): 142-157.
摘要: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OECD国家多样化个人所得税抵免愈加盛行。文章运用工资税模型对OECD国家个人所得税抵免政策进行模拟计算，以剖析其盛行的原因。研究发现，许多OECD国家在税收抵免中引入收入退出机制，同时结合儿童税收抵免和勤劳所得税抵免的可退性，通过“限高补低”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在儿童税收抵免，尤其是勤劳所得税抵免中设计进入门槛，增加劳动力参与和工作时间；通过各种税收抵免，瞄准有子女家庭、单亲家庭和已婚单职工家庭，以缓解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结论对于借鉴国外税收抵免成功经验、构建我国个人所得税抵免制度具有启示意义。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OECD国家多样化个人所得税抵免愈加盛行。文章运用工资税模型对OECD国家个人所得税抵免政策进行模拟计算，以剖析其盛行的原因。研究发现，许多OECD国家在税收抵免中引入收入退出机制，同时结合儿童税收抵免和勤劳所得税抵免的可退性，通过“限高补低”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在儿童税收抵免，尤其是勤劳所得税抵免中设计进入门槛，增加劳动力参与和工作时间；通过各种税收抵免，瞄准有子女家庭、单亲家庭和已婚单职工家庭，以缓解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结论对于借鉴国外税收抵免成功经验、构建我国个人所得税抵免制度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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